斯科特｜乌托邦社会工程及其失败的内在逻辑

按：本文选自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要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的生活受到了这些暴力的影响并不难，但我们却很难把握为什么那么多试图改善人类状态的项目却只得到了悲剧式的结果。在这部著作中，我的目的在于解释这些20世纪乌托邦式的大型社会工程失败背后所隐含的逻辑。

我将说明，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的巨大灾难产生于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所有这四个因素是巨大灾难必需的。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就它们自身而言，只是现代国家机器很普通的工具。它们对于保持我们的社会福利和自由与制造潜在的暴君一样，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支撑了公民概念并提供了社会福利，同时它们也支持了驱赶那些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的政策。

第二个因素是我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以及对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掌握有很强烈的信心。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毫无疑问，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于西方，是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工业进步的副产品。 （编者注：这个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类似于哈耶克、奥克肖特所说的唯科学主义或政治理性主义）

一定不要将极端的现代主义与科学实践相混淆。正如“意识形态”这个词所表明的，极端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信仰，其合法性借自于科学和技术的合法性。因此，它也是一种缺少批评和怀疑的，因而也是非科学的对人类居住和生产的综合计划可能性的盲目乐观。那些持极端现代主义的人倾向于以视觉美学的观点来看理性的秩序。在他们看来，一个有效率的、被理性地组织起来的城市、村庄或农场是一个在几何学上显示出标准化和有秩序的城市、村庄或农场。如果一个极端现代主义者的计划失败或受到挫折，他们就会撤退到我所称的小型化中：在示范城市、示范村庄或示范农场中创造一个更容易控制的微观秩序。

极端现代主义既关注信念也关注“利益”。极端现代主义者，即便他们是资本主义企业家，也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计划。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国家有权力的官员或首脑。他们热衷于某些类型的计划和社会组织的形式（如大型水坝、中央通讯和交通枢纽、大型工厂和农场、网格状的城市），因为这不仅恰好符合他们的极端现代主义的观点，而且也回应了他们作为国家官员的政治利益。说句比较中性的话，极端现代主义与许多国家官员的利益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像任何意识形态一样，极端现代主义也有特定的世俗和社会含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特别是德国）动员国家经济的出色表现使极端现代主义成为潮流。 毫不奇怪，它肥沃的社会土壤来自于计划者、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和技师。作为新秩序的设计者，他们的技能和地位受到高度赞扬。极端现代主义者并不尊重传统的政治分野；不论在左派或右派中都可以发现他们，他们的共同点是特别希望使用国家的权力为人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这种乌托邦想像的本身并没有危害。当它在一个自由的议会制社会中启动规划的时候，计划者要与组织起来的国民讨论协商，就很可能促进改革。

只有在第三个因素加入到前两个因素以后，他们的结合才具有潜在的危害。第三个因素是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处于战争、革命、危机或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第三个因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紧急的状态往往导致对紧急权力的夺取，而这往往导致原有政权的被推翻。这样的社会往往会涌现一批新的精英，这些新的精英拒绝所有过去的东西，要为他们的人民做出革命性的设计。

第四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软弱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都会使公民社会更为软弱，并使平民更愿意接受新的体制。由于他们具有实施社会工程的渴望和残暴对待平民反抗的力量，后殖民的统治偶尔也会符合这最后一个条件。

总之，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还没有解释这些被独裁主义权力所支持的极端现代主义的计划为什么最终会失败。我这本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探讨他们为什么失败。

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他们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严格服从规则地工作（work-to-rule）的失败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它们表明，任何生产过程都依赖于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能被正式设计在规划中。仅仅严格地服从制度而没有非正式和随机的活动，生产可能在事实上已经被迫停止。同样，那些规划城市、村庄或集体农庄所遵循的简单化规则也是不合适的，从中不能产生出有效的社会秩序。

正式的项目实际上寄生于非正式的过程，没有这些非正式的过程，正式项目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存在。然而正式的项目往往不承认，甚至压抑非正式过程，这就不仅损坏了项目目标人群的利益，也最终导致了设计者的失败。

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一个反对极端现代主义的、人工设计社会秩序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案例。我在这里强调“帝国主义”一词是因为我在这里并不是制造一种情况来一般地反对科层制的规划或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要反对那种帝国主义式的或霸权式的计划思想，在这种思想中，所有的地方知识或实用技术完全被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