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晚清重臣李鸿章?

作者 | 王学良

思想潮专栏作家

首发 | 思想潮

我有时会想起1894年，以及那一年的李鸿章。

那一年，狂热的民族情绪和自大心理在天朝上国蔓延。

从经济体量来说，大清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甚至有学者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抢去。从军事实力来看，虽然吃过几场败仗，但在平定发捻之后，大清以淮军为基础，建立起了排名世界第九、亚洲第一的海军。

那一年，李中堂依旧意气风发。

想当年，科举高中，春风得意，挥毫之间一首《入都》惊艳天下英雄：“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如今七旬有余，执掌中枢多年，声望远甚当年。如《李鸿章传》所言，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

同样是在那一年，帝国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中日开战，大清惨败收场，那个蕞尔东夷、天朝上国最为瞧不起的倭寇，竟然击败了中国最为精锐、最为引以为傲的海军。

那一年是1894，是李中堂命运之转潮，亦是中国命运之转潮。

半生梦幻

梁任公有言，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争割败台湾，偿二百兆始。对李鸿章来说，积年之劳绩声名、强国梦想，一朝扫地。对中国来说，甲午之战，是农业国对阵工业国的失败，是专制制度对立宪制度的失败。

有些人猛然惊醒，原来大清的复兴梦不过是土鸡瓦犬——本以为大清实力已经足以登堂入室，到头来还是要在地摊上讨生活，所谓“物阜民丰”“兵强马壮”亦不过是一触即消的竹上霜、一碰即落的草上露。有识之士如康党、孙文等早就意识到，制度不变，国家不会兴盛，民众不会幸福。

但在当时，认识到这一点的庙堂诸公并不多，或者即便认知到，也要视若无睹。

大战正酣之时，慈禧正在过寿，在国家生死关头，尚且淡定言曰：“只要没打到北京，就继续过寿。”

满朝文武随声附和。

几个月之后，李中堂驱策老躯，赴日签订《马关条约》，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割地赔款后，以“汉奸”身份回国，被迫远离军机，周游列国，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都未得重用。

李中堂正式步入晚年。在风云际会的北京，李鸿章的下一次盛大出场是在1900年。

1900年的中国，究诸前史，内忧外患无有甚于此时者。戊戌变法后，西方诸国对维新派充满好感，反对慈禧及顽固党。

全国上下都弥漫起一股疯狂的仇外情绪。在山东，义和团逢“洋”便杀。所谓“逢洋便杀”，绝不只是杀洋人，抽洋烟的要杀、拿洋伞的要杀、穿洋袜的要杀，信洋教的，更在必杀之列。

李敖在《北京法源寺》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场景：“（义和团）活埋还有花样，有的信教妇女，把腰部以上埋在地里，腰部以下，裸露外面，在阴部插上蜡烛，取火点燃，以为笑乐……”

慈禧认为民心可用，顽固派与义和团打成一片。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庚子年“拳匪之乱”是中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1900年5月25日，这一天，慈禧通电全国，向西方各国同时宣战。

一日本尚且难以战胜，况十一国乎？

此时远在天南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看到电报后，回复了八个字：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从宣战到7月20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义和团团民，带着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法宝，却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未曾攻破。

战败之后，慈禧携光绪仓皇出逃，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以接近八十高龄入都。过往“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皆为云烟，另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即将在自己手上诞生，即便其所丧者，非民之权也，其所辱者，亦非民之国也。

不到一年时间，李鸿章于病痛中去世。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有一句著名论断，即李中堂乃“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笔者认为或可盖棺定论。“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这句话不仅可以作为张岱的墓志铭，同样可以作为李鸿章的墓志铭。

旧时代的残党

之所以说李中堂无力回天，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李中堂无法挽救已然千疮百孔的大清；第二，李中堂既无力、也无意“再造新天”。

众所周知，大清之病，不在器物，而在制度、文化乃至信仰。从政治发展角度观之，对比洋务派，维新派是重要的进步。李鸿章对维新派充满好感，即便在慈禧大肆清洗康党之时，李鸿章也敢于直承自己是“康党”。

事实上，李鸿章是戊戌变法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1898年，总理衙门五大臣约见康有为，一番畅谈后，李中堂向人提起：“我不如康有为，废掉过去的旧政策和体制，是我想了几十年也没有做到的，他却可以，我感觉到深深的惭愧。”

“想了几十年”未必，但在甲午之后，国家遭逢巨变，李鸿章周游列国，一定也重新思考过怎样才能救中国，康党的“君主立宪”方针让他看到了新的出路。但是，日本、德国式的君主立宪有巨大局限性，距离民主还有极为遥远的距离， “君主立宪”之所以能够吸引李鸿章，或许只是其在强国方面的有效性。

可以说，李中堂永远无法成为康有为，康有为是一把尖刀，李鸿章是旧时代的残党。知有强国，但不知有富民，知有君主，但不知有民主。

《走向共和》中的一幕十分经典，甲午战前某日，李中堂正在用餐，不断有属下前来报告，无论是“丁汝昌派人催银子”，还是“从英国定制的铁甲舰几近完工”，又或者是“日本即将入侵大清的消息得到证实”，李鸿章都只淡淡回了声“知道了”。

可当有人说：“老爷，不好了，打算进贡给慈禧太后那只鹦鹉已经一天多不吃不喝了，粪便的颜色也有点不对。”李中堂大惊失色。

慈禧是国家权力的中心，李中堂紧紧围绕在慈禧太后周围。

李中堂虽然同情维新，但正如雷颐所述，他十分清楚“思想错误”和“组织错误”的区别，思想错误可犯，组织错误绝不可犯。意思是，同情改革可以，但对于“帝党”和“太后党”的站队，李中堂向来分明。

换句话说，李中堂其人，可托之于小变革，不可托之于大变革。

此其之所以不能挽大清之危亡原因也。

何况又有多方掣肘。甲午之战，大清惨败，广东水师提督向日本写信，要求归还日本俘虏的广东水师军舰，理由是，这场仗是北洋水师与日本人的事儿，与南洋水师无关。西方有媒体报道称：“日本非与日本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从主观动机上看，李中堂亦无志于大变革。庚子之时，为李中堂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此为上策。李中堂答复曰“你是要我造反吗？”

从威望以及开明程度而言，彼时鲜有其匹，但旧政体不可救，新政体不可开，虽然原因复杂，但其中也有其个人因素的影响。

归结来说，李中堂其人，有小识、小勇，无大智、大勇，此其病也。

路漫漫其修远兮

大清之民对现代政治十分陌生，即便身居高位如李中堂也是如此。

儒家体系下长期熏染，李中堂或许对民贵君轻、君舟民水有所认知，但论及政党政治却完全懵懂，即便了解，面对“组织错误”的红线，李中堂又岂敢妄动？

军机大臣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状态可想而知。于国，吾民期待出现圣君，于乡，吾民期待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如康梁、如孙文者凤毛麟角。

但让吾民感到寒心的是，民贼常有，而圣君贤臣不常有。

大清或许是个意外，无论盛衰时期，其政治上从未包容大度，竞争性的政治秩序和市场秩序也从未得到认可，偏狂疑忌贯其兴亡。

即便是在宣布预备立宪后的几年，清廷也一再拖延召开国会的时间，甚至以“明图煽动，扰乱治安”的罪名查禁各地的社团。

惜哉李鸿章，周游欧美却只见现代政体之皮毛，但年近八十的老李中堂亦有超越一百二十年的思想火花。

纽约时报的记者问，“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老李中堂回答，大清有报纸，但很遗憾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老李中堂金玉良言，何等珍贵。

可一回国，又是老样子。

庚子之后的1901年，李中堂去世。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李鸿章胸怀壮志，一生奔波，他本想改变历史，结果却被历史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