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的巅峰，深度解析开元盛世的形成与各领域的发展

唐玄宗即位后，用雷霆手段终结了“后武则天时代”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巩固了岌岌可危的皇权，任贤纳谏，励精图治，革除弊政，抑奢求俭，在一批贤相良臣的全力辅佐下，缔造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化昌盛的太平之世，使得“贞观之风，一朝复振”，把大唐王朝一举推向了历史的巅峰，史称“开元之治”。

这样一个太平盛世的出现，首先要归功于贞观时代遗留下的优良的制度传统，正如《旧唐书》中说的那样：“太宗定其业，玄宗继其明”。这句话可以说是精辟地概括了“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的关系。但是，历史的积淀和制度的遗产只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如果李隆基是个庸才，再好的条件也创造不出盛世。那么大唐帝国就有可能在“牝鸡司晨”的梦魇中继续沉沦。

实际上，早在中宗、睿宗时期，朝野上下就已经发出了“依贞观、永徽故事”的呼声，史称“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然而，无论是中宗还是睿宗，都缺乏一个“治世明主”所应具有的智慧、气度和手腕，因而当时之世，朝堂几无宁日，皇权数度易手，连起码的政治稳定都谈不上，又遑论天下大治？

而李隆基却能从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历史迷局中硬是杀开一条血路，以皇室旁支兼庶出的身份一举登上帝国的政治舞台，并通过不懈努力和持续奋斗而入继大统、君临天下，其魄力、胆识与韬略于此可见一斑。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玄宗与唐太宗的创业历程是颇为相似的，从而在登基御极后“任贤受谏”、孜孜求治，最终开创盛世伟业。

然而，如果没有贤相能臣的辅佐，再英明的帝王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创造历史。史上多有勤政的帝王，但少有治世的明君，其主要原因之一，要么是身边没有贤明宰相和能臣干吏，要么就是出于刚愎与猜忌之心，明知有也不愿放手任用。正如《全唐文》记载的中唐名相裴度所言：“纪太宗、玄宗之德，则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辅弼而能独理天下者。”全力辅佐唐玄宗成就“开元之治”的，就是开元初期的两位著名宰相：姚崇与宋璟。

玄宗名相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开元年间，为避“开元神武皇帝”尊号，改名姚崇。早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姚崇便已官至宰相，深受武皇赏识。张柬之之所以能以八十岁高龄出任宰相，就是姚崇和狄仁杰大力举荐的结果。神龙政变后，武则天被废黜，姚崇念及往日君臣之情，为其一洒同情之泪，引起五大臣不满，被贬为地方刺史。睿宗复位后，他再度拜相，旋即又因支持太子李隆基而得罪太平公主，再次被贬。

公元713年，在唐玄宗铲除了太平公主德势力后，立刻起用姚崇，任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未久又擢为中书令。复相之初，姚崇便向玄宗提出了著名的“十事要说”。这是姚崇与皇帝的十条约法，也是他的十大施政纲领：一、施政以仁义为先；二、不谋求对外扩张；三、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四、皇亲国戚不得担任台省要职；五、施行法纪必从亲近之人始；六、对百姓除租赋之外不得苛取；七、停止建造各种寺观宫殿；八、对臣下接之以礼；九、鼓励犯颜直谏；十、杜绝外戚干政。

姚崇理政，善于权变，因事制宜，从不墨守成规，且办事雷厉风行，注重实效，所以“救时宰相”之誉，亦可谓恰如其分、实至名归。姚崇在任四年，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开启了高效而务实的新政风，把混乱不堪的帝国政治引上了一条健全的发展轨道，为盛世的来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博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人们说他“忧国如家，爱民如子，未尝私于喜怒，唯以忠孝为意”。姚崇离任后，推荐宋璟担任宰相之职。

宋璟早在武则天时期便以忠直耿介、执法严明、不阿权贵著称，时任御史中丞，曾为了弹劾二张而与武则天面折廷争。到了唐中宗时期，宋璟担任吏部侍郎兼谏议大夫，因不满武三思恃宠擅权而获罪，被贬出朝。睿宗复位后，宋璟擢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但随后又因反对太平公主而再度被贬。公元716年十二月，唐玄宗征宋璟入朝，派内侍宦官杨思勖出城迎接，宋璟一路上竟然不与杨思勖攀谈半句。杨思勖回宫后悻悻地向玄宗禀报，玄宗听完，感叹良久。他知道，宋璟这是在恪守“外臣不与内官交通”的准则，于是内心对他越发敬重。

宋璟再度拜相之后，史称他“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上（玄宗）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屈从之”。宰相身为“百僚之长”，不仅本身要率先垂范、具备严明高洁的操守，而且更需要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和智慧，才有资格和能力领导整个庞大的文官集团。宋璟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

与姚崇一样，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是四年。可即便他离开了相位，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玄宗仍然对他甚为倚重，他曾当面对宋璟说：“卿国之元老，为朕股肱耳目。”而宋璟也依然保持着“极言得失”的刚正风范，对朝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玄宗曾亲下一道手诏，称：“所进之言，书之座右，出入观省，以诫终身。”姚崇、宋璟二人相继为相，以卓越的才干创造了赫赫政绩，拉开了“开元盛世”的历史大幕。

继姚崇、宋璟之后，开元的历任宰相还有源乾曜、张嘉贞、宇文融、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人。这些人虽然不像姚、宋那样拥有较高的声望和显赫的历史地位，但却能各展所长，对盛唐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成效

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编户的数量决定了赋税收入的高低，也决定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程度。大唐开国之初，编户仅有二百余万，至贞观初年仍然不满三百万，永徽初年增至三百八十万，至中宗、睿宗时期，全国总户数增至六百余万。总体而言，从唐初到开元初年，人口增长速度并不快，一百年间仅增长四百万户。

编户数量的增长之所以较为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逃户现象严重。针对这个问题，唐玄宗与大臣开始下大力气推行“括户”政策，规定各州县逃亡户口必须在百日内自首。玄宗一再下令，强调刺史县令安抚百姓的职责，告诫地方“徭役须平，豪强勿恣”，同时规定，凡是在“增殖户口、劝课农桑”方面做出成绩的地方官，可优先铨选为京官；此外，还对新附籍的户口实施赋税减免政策。

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括户政策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效，到了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全国户数已达七百余万；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增至八百四十余万户。综观开元的二十几年，增长户数多达二百多万，显然是唐朝开国以来增速最快的一个阶段。

编户齐民的快速增长无疑是唐朝走向盛世的重要标志。玄宗还鼓励农民开田垦荒，使得全国范围内的耕地面积显著增加。随着劳动力与耕地面积的大量增长，农业经济迅猛发展，“累岁丰稔”，“年谷屡登”，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国力蒸蒸日上，天下呈现出一派繁荣富庶的局面。据杜佑在《通典》中称，自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封禅泰山之后，“天下无贵物，两京斗米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开元末，“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作为开元盛世的一个侧面，唐玄宗时代在兴修水利方面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据统计，贞观年间兴建的水利工程计二十六处；高宗时期三十一处；武则天时期十五处；玄宗开元时期，兴修了三十八处水利工程，加上天宝时期的八处，共计四十六处。这些大型水利系统，最大的可灌溉几千顷田地，小的也可灌溉百余顷，至于那些小型水利工程，则更是不可胜计。丰富而健全的水利设施，为农业生产和作物丰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农业的迅速发展又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当时的手工业包括纺织、印染、矿冶、金工、造船、金银铜器、陶器、木器、瓷器、玉雕、制糖、制茶、造纸、印刷、皮革等行业。在许多行业中，都涌现出了精湛的工艺和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如闻名于世的“唐三彩”，就是在开元、天宝年间发展到了高峰。

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又促进了文化的繁荣。玄宗一朝，在诗歌、音乐、歌舞、绘画、书法等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和不朽的作品，达到了后世无法逾越的高度。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公认的巅峰，而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诗坛上，更是大家辈出、群星璀璨。

在音乐、歌舞方面，唐玄宗创建了皇家艺术中心，亲自遴选数百名具有艺术禀赋的乐工和宫人，共同进行教学、创作和演出，称为“梨园弟子”，其中以李龟年最为知名，后人称其为“歌圣”。

在绘画方面，也出现了众多名师巨匠。如善画仕女图的张萱、周昉，其代表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簪花仕女图》等，以端庄华丽、雍容典雅著称，展示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唐代美女众生相；善画鞍马的曹霸、韩干，曾获杜甫赠诗歌咏；善画山水画的王维，被苏轼称为“画中有诗”；被后世尊为“画圣”的吴道子，兼擅人物、山水，尤擅佛道画，其画中人物栩栩如生、衣袂飘飘，故有“吴带当风”之说。

在书法方面，有性情豪放、嗜酒如命的张旭，相传其酩酊大醉之际便会呼叫狂走，然后落笔疾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有“张癫”雅称，后人尊其为“草圣”；在他之后，僧人怀素继承其笔法，亦以狂草惊世，史称其“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后人将张旭、怀素并誉为“癫张醉素”；有将篆、隶等笔法揉进楷书、独创“颜体”的颜真卿，他与初唐欧阳询、晚唐柳公权、元人赵孟頫被后人并誉为“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除了文化艺术以外，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科技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僧一行。唐玄宗时任命他主持历法修订，编成了《大衍历》，其体例结构一直为后代沿用。同时，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了恒星移动现象的人，比英国人哈雷发现恒星移动早了一千年。他又倡议测量子午线的长度，虽然测量结果并不很准确，但却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的记录。他还与另一位科学家梁令瓒合作，制成了观察日月运动的“黄道游仪”、观察天象的“浑天铜仪”。后者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用机械转动的天文钟。

结语

西方的史学家曾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对开元时代这样说道：“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的时代。”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则用八个字为这个时代做出了概括性的评价：“开元之盛，汉、宋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