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尧捧着50g镭抵达清华，险些被门卫赶走，校长也几乎认不出他

1937年十月的一天，在因日寇侵占北平而被迫搬迁到长沙韭菜园圣经书院的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门口，缓缓走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

身上一件破破烂烂的灰色长衫，右手拄着一根木棍，瞧着就是路边捡的枯树枝，左手拎着一个咸菜坛子，坛子口已经缺了好几个角，一头鸟窝似的乱发，干裂的嘴唇，脸上被尘土覆盖得瞧不清面目，唯有一双眼睛间或放出光亮，让人觉得他还活着。

这是个乞丐，任谁见到后的第一眼都这么想。那时节日军刚南下侵占了北平，大批从北方逃亡而来的人涌入长沙这座星城，一时间拥挤的人流把这座古城挤得人满为患，像这样因逃难而沦为乞丐的人更是随处可见。

随着“哒哒”的木棍敲地声，这乞丐向着清华大学门口走来。门口是有保安的，尤其这段时间街上各色人等混杂，时有抢劫偷窃的事情发生，保安更是提高了几分警惕，用眼瞧着这个乞丐。

乞丐走到门口，用沙哑的嗓子急切地喊道：“麻烦，梅校长在吗？我有事要单独跟他说。”保安挥挥手，没搭理这个乞丐。谁知那乞丐竟走上前来，话语间更加着急：“请你喊下梅校长，我真有重要的事找他。”

保安推搡了一下，喊道：“快走，你是什么人，凭你也想见梅校长？”

那乞丐踉跄了一下，身子向后一倒，手却没去撑地，反而紧紧护住那咸菜坛子，整个人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他喘息着从地上爬起来，正要再去向保安请求，忽然见到大门口走出一个人来。那人身形瘦长，穿着件黑灰色长衫，戴着顶浅褐色绅士帽，帽檐底下挺拔的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黑色的圆框眼镜。

见到这个人走出来，乞丐竟一把冲上前去。保安一个拦阻不及，乞丐已经冲到这人面前，紧接着就是一声激动沙哑的叫喊：“梅校长！”来人正是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颐琦。

梅颐琦被这架势先吓了一跳，等到他看清这个乞丐，不禁双眼流下泪来，紧紧地抓着乞丐的手，喊道：“赵教授，是你吗？你怎么找到这来了？”说着就拉着人往门里走。

这个形容枯槁的乞丐不是别人，正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的赵忠尧。1927年他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1931年时又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与卢瑟福共同研究原子，最先发现了正负电子对产生与湮没的现象。年底他选择回国赴清华大学任教，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能物理实验室，而当时他不过才30岁。

只是此时身处长沙的赵忠尧已半点看不出在清华园中教书育人的海归博士风范，破衣烂衫，落魄得如同一个街头乞丐。

及到屋内，赵忠尧这才像是松了一口气，猛灌了几口水后，没顾得上回应梅颐琦的问题，把左手上跟自己寸步不离的咸菜坛子摆在了办公桌上，坛子上的泥灰登时就洒了一桌面。

“梅校长，幸不辱命，东西我给带回来了。”赵忠尧干裂的嘴唇上翘，语气中有着松了一口气的轻快。

“这是什么？”梅颐琦好奇地看着咸菜坛子问，怎么瞧怎么也就是个普通的咸菜坛子。

赵忠尧说道：“您还记得吗，我从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回来的时候，卢瑟福博士送了我50mg镭。我来到清华后，这份镭就一直藏在清华园里。离开北平前，日军已经进了清华园，这镭不能落在他们手里，我就给藏在咸菜坛子里给带出来了。”

听罢此话，梅颐琦这才明白赵忠尧何以这副样子。那时北平局势已是无法返回，清华大学让各教授自行离开清华园，寻机到长沙集合，而赵忠尧因为要保着镭，走得晚，以后更要逃出日军的封锁线，从北平到长沙，这一路不知吃了多少苦。

确实，这一路对赵忠尧来说可谓九死一生。

1937年7月29日，北平这座古都正式落入日本人手中。清华这座过去树木参天、荷花飘香的中国最高学府之后也饱受骚扰，日军多次以参观为名窃取走大量珍贵图书、仪器，并用卡车堂而皇之地搬运而出。眼见得局势已不可收拾，清华校方遣散了所有学生和校工，仅留下毕正宣、陈传旭等五人组成的“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留守清华。当时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的赵忠尧也被遣散，自去逃命。

但他没走，那50mg镭始终牵挂在他心头。当时高能物理刚刚兴起，镭是全世界都禁运的高能物理材料，珍稀异常，更遑论在积贫积弱的中国，这份镭就是打开高能物理世界的唯一钥匙。

1937年9月4日，赵忠尧悄悄潜回北平，但没直接去清华园，反而先进城去了北总布胡同三号，这里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当时梁思成刚收到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出席邀请，夫妻俩深感北平不能再留，正收拾行李准备趁夜离开北平。

赵忠尧与梁思成交好，这次特别来找梁思成，为的是借用梁思成的雪佛兰小轿车，以方便去清华园去取出秘藏的镭。听罢赵忠尧的话，梁思成也深感这份珍贵的镭绝不能落入日本人之手，遂决定跟他同去清华冒险一探。

当天黄昏，梁思成和赵忠尧开车出了北平，一路直向北郊的清华园而去。当时路上已能看见许多日本人，幸运的是俩人未遭拦截。等车开入清华园，偌大的校区已是人去楼空、一片狼藉，四处是日军骚扰劫掠的痕迹。往日里这个安宁祥和、书声琅琅的清华园，而今只留一轮残月映照着枯树，给这朦胧夜色多添了几分阴森与恐怖。

俩人开到实验室楼下，赵忠尧找到自己秘藏镭的角落，所幸伪装得当，日军并未发觉。他抱起装着镭的铅筒，又坐着梁思成的车返回北平。俩人在一个偏僻的胡同分手，梁思成继续返回家中与妻儿准备逃难事宜，而赵忠尧则独身一人抱着镭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之中。

为了不引起日军注意，赵忠尧给自己来了套改头换面，过去的西装革履是不能穿了，他换了一件长衫，又故意在上面弄些破洞，再往地上打几个滚，弄了满身尘土。这还不够，他又打散了头发，往脸上抹了些煤灰，直把自己打扮得跟个北平郊外老农一样才放心。这一番打扮再也看不出他是清华园中风流倜傥的物理学教授。

当时北平东、北、西北三面都有日军或伪军驻守，仅剩南面可逃。但唯一向南的平汉铁路早已因为邻近卢沟桥而断绝，想尽快逃出北平，只能坐车到天津，再转水路南下。离开的路上凡是重要的路口、车站、火车站都有日本人设的关卡，还好赵忠尧提前给自己改头换面，混在拥挤的人潮里才没被日本人查出。

离开北平后，他在一个车站挤上了一列南下的火车，怕咸菜坛子丢了或是不小心打碎了，他就双手紧抱着坛子，缩在火车一角不敢乱动。车上不止有逃难的人，部分车厢中还能见到日军的身影，他们拿着枪在车厢中四处搜查着是否有中国方面的重要人物出逃。

在火车上，赵忠尧见到了好几个平日里见过面的教授和学生，但他没敢出声打招呼。这些人也都各自换了身份，乔装成普通百姓不敢声张，偶有熟人相互认出，也只敢眨巴眨巴眼，真成了“道之以目”。

就这样，赵忠尧一路跟逃难的人群边走边停，身上的行李扔得扔、抛得抛，只有咸菜坛子紧抱着不放。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他终于从北平逃到了长沙，又经打听了解到清华大学临时安置在圣经学院，这才有了他捧着咸菜坛子见梅校长的那一幕。

赵忠尧在长沙没待多久。1938年1月，随着战事进一步吃紧，长沙已暴露在日军马蹄之下，以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被国民政府要求迁往云南昆明，另行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也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当时迁往昆明的三校师生分成三队，分别经由不同线路前往昆明集合。赵忠尧走的是水路，队伍里主要是教师及家属 、部分身体较弱的男生和全部女生，共计600余人。他们将通过粤汉铁路抵达广州，再取道香港经越南的滇缅铁路进入云南，最后到达蒙自和昆明。

这一路跋山涉水，行程不止万里，而无论走到哪，赵忠尧都紧紧抱着装镭的铅筒。队伍到达香港时，因为要等船，所以在香港暂住了一个礼拜。当时日本尚未对英国宣战，对流亡到此的师生来说香港仍是一片繁华乐土，不少师生都相约到香港各地游览，唯独赵忠尧守着铅筒在住的大仓库里寸步不离，连睡觉都搁在自己枕头边。有知道这件事的老师提出帮他代管，但他都摇着头拒绝了，他说这东西有辐射，我自己拿着放心。

作为物理学教授，赵忠尧比谁都清楚镭对人体有怎样的伤害。而这样近距离接触高辐射源，纵然有铅筒作为隔离，但等走到昆明时，他的胸前仍被烙出两道血痕。但对他却格外兴奋来说，这一路吃得苦都值得，因为他替中国的高能物理事业保存下一笔无比重要的财富。

后来在西南联大时，受限于当时简陋的科研环境，高能物理实验无法正常开展，赵忠尧拼死保下的这份镭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仅能静静地被封存起来，这也成了他心中的一个遗憾。

一直到建国后，1946年因访学而留美的赵忠尧冲破美国封锁，于1950年11月28日回到大陆，真正开始实现自己的中国物理学建设梦。1959年，由他参加设计的中国第一台粒子加速器工程顺利竣工，在显示屏上那50mg镭终于迸发出炫目迷人的光彩。

他是中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之后在两弹一星中大放光彩的邓稼先、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王淦昌等都是赵忠尧的学生。可惜由于部分原因，他未能亲身参与中国核武器的研发，但1973年中央建立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时仍委任他担任副所长并主管实验物理部工作。

1998年5月28日，赵忠尧因病逝世，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从烽火硝烟的北平到偏居一隅的昆明，从历经抗战的风雨飘摇到见证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可以说他的一生就是那个时代无数中国学者的缩影。梁思成、傅斯年、李济、胡适、陈寅恪、沈从文、叶启孙、林徽因……正是如此的前仆后继，虽经十数年战火蹂躏，神州几乎陆沉，但中国旗帜仍飘扬在九州之上。

在当时的西南联大有句校训——刚毅坚卓，这四个字或许就是赵忠尧教授一生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