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看中国古代日常器具中的奢侈品

中国古代社会曾经塑造了无数经济发展的高峰期，汉代的强悍、唐代的兴盛、宋代的富裕都是历史上的辉煌时代。盛世之下，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基层农民可以逐渐满足温饱，上层的贵族也可以享受优越的物质条件。社会上的浮华风气自然也就开始甚嚣尘上，并且出现了纸醉金迷等不良潮流。日常器具是每个人生活中都必不可少的重要物品，从杯盘碗盏到桌椅板凳，都是人们的必需品。而上层的贵族由于掌握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当然也不满足于普通的日常器皿。社会上的工匠们投其所好，将大量的金银珠玉，珊瑚玳瑁用各种精细复杂的手段铸造成生活器具。最终将这种物美价廉的日用品打造成了高不可攀的奢侈品，成为了贵族之间互相吹嘘和炫耀的资本。其中的一些精美器具也被主人带入了墓葬之中，随着考古学的不断深入，这些美轮美奂的工艺品得以重见天日。在千余年之后的今天，再度焕发东方的古典魅力。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美轮美奂的高档器皿

莎士比亚曾经在他的著作中写到：“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无论对于哪一个民族而言，黄金似乎都具有最为独特的魔力，让人人都为之着迷。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古代的黄金冶炼甚至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工匠们就已经熟练掌握了黄金的铸造工艺。錾花靸镂，掐丝焊缀等工艺也随着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而不断被引入中国境内。制作出来的金银器皿极为复杂精巧，深受中国贵族和高官们的喜爱和追捧。就连皇帝在内，都把贵重的金银器皿引入宫廷，仅日用器皿一项就有多达数十个种类。而且，帝王将相和达官贵人在阳世享用这些高档的金银器具还嫌不足，在死后也大多选择用金银器陪葬或者直接以金银作为墓葬的装饰。秦始皇就是这种风气的拥趸，据史书记载：

“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

这样规模浩大的工程，所消耗的金银数量可想而知。但可惜的是，人死如灯灭。在寂寞的黄泉国度中，金银器似乎也根本发挥不了本来的作用，剩下的只能是冢中枯骨和盗墓者的贪婪。

汉代时期，金银玉器制作的日常用品大多是碗、盘，壶、盒之类，少见的诸如鎏金的长信宫灯等都代表了汉代金银器的上乘工艺。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日常用品中除了金银器之外，还有大量精美的漆器。汉代漆盘的数量远多于金银盘的数量。这应该与当时的社会民俗有很大的关系。《盐铁论》中评价漆器是“一杯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可见漆器在当时的地位和工艺，除了传统的金银玉器之外，漆器也占据了汉代日用奢侈品的一席之地。据资料记载：

“汉代的髹漆器物，包括鼎、 壶、钫、樽、盂、 卮、杯、盘等饮食器皿，奁、盒等化妆用具，几、案、屏风等家具，种类和品目甚多，但主要是以饮食器皿为主的容器。另外漆器还增加了大件的物品，如漆鼎、漆壶、漆钫等，并出现了漆礼器，以代替铜器”。

隋唐时期，由于西方工艺的传入，金银器的制作变得更为精细，日用品之中也使用得更加频繁。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西安李静训的墓中出土了由白玉和黄金制作而成的酒杯和酒碗。由于李静训年纪幼小，所以酒杯和酒碗的尺寸也非常的袖珍。可见这确实是李静训生前所用的器皿，从中可以看出隋唐时期贵族的奢华生活。李静训是北周大将军李贤的曾孙女，光禄大夫李敏之女，深受北周的末代皇太后杨丽华的喜爱。她幼年早夭，当时的隋朝皇室以厚礼葬之。严格说来李静训只是官宦人家的女儿，并不算高级贵族。但是由于受到了杨丽华的喜爱，所以日常的起居用品也应当与皇室中人无异。由此可见隋唐时期对于高档奢华日用品的使用程度已经司空见惯，并且实现了私人订制。

盛唐时期，国家的发展日臻顶峰，不仅获得了四方的敬畏和臣服。大量的胡人商队也从波斯、大食等中亚地区来到大唐，在中外交流的过程中，很多西方的金银器工艺也进入了中国。比如像是带有明显萨珊朝波斯风格的银杯银碗，上面的花纹甚至有中亚的高鼻深目人像。而金银制作的动物模型和玩具也深受当时贵族的喜爱，比如上世纪出土的鎏金羊，金银骰都是非常生动的器具。由此可见，李白《行路难》中所谓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确实不虚，但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这些奢侈品用自身的价值为后代诉说着盛唐时期的兴旺发达，留下了一个时代最深刻的烙印。

为何中国古代的贵族如此钟爱奢华的金银器皿

首先，艺术品是社会的产物，高速发达的社会自然会衍生出带有盛世气象的工艺品。每个时代的艺术品都有自己背后的一段历史故事。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艺术往往造型古朴，用料简单，雕琢简略，落落大方。虽然有很浓厚的抽象美，但实际上也是受限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当社会上的经济有了发展时，线条会变的更为流畅，工艺也会变得更为复杂。从使用的花纹图案也可以看出其所处的时代状况，大型的花鸟走兽都是盛世的笔法，萧疏淡雅的图案则是繁华过后的清平岁月，而压抑呆板的图案和凌乱的花纹则是王朝的末期才有的景象。所以，高档的奢华金银器都是社会的产物，与社会发展相向而行。

其次，满足贵族的攀比心理。各个时代的贵族都有自身不同多个喜好和特点。比如汉代就是以军功起家，军功贵族是第一代的发展集团，粗犷豪放是他们的特性。所以，汉代初年包括文景之治时期的金银器物主要是国家官方的办公物品。比如汉景帝时期的阳陵虎符就是铜身错金，是国家调动军队的凭信，是皇权的象征之一。而同时期的高档社会日用品却没有出现在墓葬中，这也与汉文帝时期提倡的薄葬之风有很大关系。据《汉书》记载：

“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这就对于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可是当武帝继位之后，奢侈之风大行其道。武帝时期赏赐的马蹄金、麟趾金，虽然都是普通的金块，但是其造型和花纹也可以算是上等佳作。自此以后，贵族之间使用高档奢华的金银器皿就成为了常态。如今的考古发现中，南越王赵昧的墓中发现了由整块白玉雕琢而成的白玉觥，就是南越王的日常酒器。而西晋时期的王恺和石崇斗富，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理。希望在这种无聊的炫富之中找到满足感，争取拔得头筹的快乐。但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的是石崇最后被夷三族，王恺获谥号为“丑”，都可以说是惨淡收场。这可以看出，贵族之间的攀比往往就是大难临头的征兆，纸醉金迷之后往往是暗藏杀机。

最后，文学思潮的推动。唐代前期，社会上并没有明确的学说抵制奢华和斗富。而文人创作中增加了这些繁花似锦的元素之后，反而更加熠熠生辉。这就使得社会上的风气越发奢靡，正所谓“美食美器”就是这样的道理。好的诗词离不开好酒，好酒自然配美食，美食也要配美器，水涨船高，奢侈无度。当时已经属于冷门学科的法家《韩非子》中有着这样一则寓言：

“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砲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

奢侈是逐步推进的，能够使用象牙筷子吃饭，肯定就不能以瓦器装菜肴，要用犀角碗，白玉杯。高档的白玉杯肯定不能盛放粗陋的野菜粗粮，必须要是山珍海味。吃习惯了山珍海味就不会再喜欢穿粗葛麻衣，住在简陋的茅草屋中。生活中肯定穿着锦绣的衣服，乘座豪华的马车，住在高耸的殿阁之中。国内的物质条件满足不了的话，就势必要到国家境外去搜罗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古代很多王朝就是在一片纸醉金迷的梦幻之中断送了自己的命运。

高档金银器背后对于后世的影响

从宋代之后，开国之君就注意到了金银器背后隐藏的奢侈和颓废，开始打击这种风气。五代十国中的蜀后主孟昶挥霍无度，曾经制作七宝溺器。据司马光《涑水记闻》：

“太祖平蜀，孟昶宫中物有宝装溺器，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求无亡得乎？’

见诸侯大臣侈糜之物，皆遣焚之。”宋太祖此举就是为了向后人证明，奢侈无度是亡国之兆。但可惜的是，北宋的末代皇帝宋徽宗就是一个极度崇尚花鸟鱼虫，喜好奢华的皇帝。从江南运送大量的太湖石前往汴梁，称之为“花石纲”，并且还以石为妃，荒唐至极。可以说是把祖宗的训示完全抛诸于脑后，最后做了金人的俘虏。类似的还有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中记载明太祖朱元璋看到陈友谅的镂金床，他以为这与孟昶之七宝溺器无异，是自取败亡之物，即命毁之。陈友谅只是地方军阀自立为皇，在区区之地上尚且如此横征暴敛，制作如此奢侈的金银用具。看来，陈友谅在鄱阳湖上被朱元璋剿灭也在情理之中了。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盛世景象对于文化艺术的推动，很多时代都出现了高档奢华的金银日用品供贵族使用。贵族之中也兴起了攀比之风，各类金银器皿的工艺流程也变得更加精美与复杂。不过这种情况也助长了社会上的奢侈浪潮，这对于王朝发展的进程有很大的腐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