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对外战争与财政崩溃

汉朝，作为华夏一族命名的王朝，是古代中国强盛的象征。至今，“汉唐气象”依旧是盛世的代名词；“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更是挂在后世国人口中。汉朝的声名，很大程度上有赖其对外战争，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军功卓著——卫青出塞数百里，斩获匈奴万余；霍去病更是二十又一就“封狼居胥”，歼胡虏数万。不过，在汉军屡屡获胜时，汉朝的经济和财政却逐渐恶化。学者郭建龙在他2017年的著作《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从财政角度观察当时的辉煌，指出了一个事实：名将之福，却是财政之灾。
汉武帝时期一改之前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改为兴兵攻打匈奴。这在汉朝大臣中产生了争论。主和派代表御史大夫韩安国认为，匈奴土地贫瘠广阔，打胜了好处不足，得不偿失。但汉武帝仍然选择了战争之路。自马邑之战后，汉匈开启全面冲突，公元前124年，卫青领衔，兵分四路攻匈奴右贤王，出塞七百里，斩获15000人；公元前123年，卫青又北进数百里，歼敌19000人，为长期苦于匈奴袭扰的中原王朝出了一口积压了几十年的恶气。
不过，打仗从来是要花大钱的。从财政角度来看，韩安国当年所言非虚，即使打了大胜仗，依旧得不偿失——两场战役，汉军损失兵马十余万，而为了安抚幸存士兵，汉政府又拿出了20余万斤黄金作赏赐。当时1斤黄金折合1万钱，20余万斤黄金就是20余亿钱。在文景时期，每年供养中央官吏也只需3000万钱，一次战争赏赐就达到中央官吏总年俸的几十倍。对西汉政府的财政状况，司马迁只在《史记平准书》中简单地记述：“年耗上百亿”。据《太平御览》引述桓谭的《新论》：“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
上百亿的战争消耗，已然是中央政府一年正常财政收入的数倍。天量费用都花到了哪里？养马是其中一部分。当时，全国马匹数量约在十万到数十万之间，而这仅仅是一场战役的马匹消耗量。为弥补马匹消耗，汉武帝将数十万中原百姓迁往关西产马地，但这些百姓一时间无法自给，只能由政府补贴。公元前119年的“封狼居胥”完成了对匈奴的重大打击，不世之功的背后，是大汉的财政消耗：此役战死马匹十余万，政府已无法支撑战马消耗；为奖赏战士，皇帝赏赐黄金高达50万斤，已超过政府一年常规财政收入。汉武帝的国库已空空如也。
汉初帝国主要依靠土地税和人头税：土地税1/30；人头税成年人每人每年120钱，未成年人每人每年20钱。两相加总，每年约40亿钱。对于依靠农业税和人口税的大一统王朝，两项常规税收其实非常有限。面对40亿钱远远填不上的财政亏空，汉武帝选择了卖爵以充国库，甚至为此改变了爵位体系：政府模仿秦代爵级制度，另起炉灶，设立十一级武功爵，每一级爵位售价17万钱。公元前123年一次战役后，卖爵收入就高达30余万斤黄金。
但是，单靠卖爵仍不能满足财政需求。汉武帝选择了向货币动手。此前，汉代货币主要是文帝时期始铸的四铢钱，武帝采纳酷吏张汤意见，创造了两种虚值货币：“皮币”与“白金”。“皮币”即一块饰紫花纹的白鹿皮，规定可充当40万钱；“白金”则是银锡合金铸造，大的八两“白选”价值3000钱，小一点的马型币500钱，最小的椭圆龟性币也价值300钱。但由于其虚值问题（即币值过高），民间社会一方面抵制其流入市场，另一方面又大量偷铸钱币牟取暴利。为解决这个问题，就扩充官僚阶层来加强管理。汉武帝初期几十万石粮食就能养活的官僚系统，在改革之后，每年黄河流域调来的400万石粮食，竟然已不够官僚系统挥霍。
汉代时，用自然资源形成的营利统称为山海收入。周代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化发展，农地归了个人，但是山海资源理论上的所有权依旧在统治者手中。汉武帝时期，由于战争消耗过大，皇帝主动将山泽税中的盐、铁，从主管皇家用度的少府划归给了管全国赋税的大司农手中，也就是拿了部分皇家开支补贴国家财政，但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政府财政进一步枯竭。财政枯竭推动了汉代的盐铁制度通过一系列“改革”走向了专营制度。
汉代盐铁官吏遍布全国，据《汉书地理志》统计，全国至少44地设铁官，32地设盐官，基本涵盖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盐铁产地。这些官吏的设置，让原本功能简单的政府机构复杂化了。原来政府在经济上只扮演“仲裁者”角色，只管收税、花钱；而自此后，政府则成为了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同时又拥有压倒性的权力，抑制了民间经济的繁荣。
盐铁专营为政府带来的垄断税，汉代缺乏具体数字可考。通过唐朝食盐专卖制度前后的盐价变动可一窥端倪。公元742-756年未实行食盐专卖，每斗盐价值10钱；公元758年实行盐业专卖后，每斗盐即涨至110钱；至公元798年，淮南盐已涨到310钱/斗。江淮地区经政府认证的大盐商为追求利润，还要将盐价再提高一倍。盐价高昂，很多百姓甚至开始不吃盐了。虽然其中有安史之乱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但巨大的差价与盐业官营制度有重要关系。
汉武帝另两项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财政政策是“均输”与“平准”。“均输法”由均输官到各郡国收购物资，易地出售，辗转交换，最后把中央所需货物运回长安。“平准法”的初衷是平抑物价，用官物在市场上随物价涨落贵卖贱买以营利。实行均输和平准使得京师所掌握的物资大大增加。均输与平准实质上都是“国营商业”，政策结果是缓解汉武帝晚年的财政危机。从执行来看，均输与平准造成负作用很大。不过，这种政府干预商业的思想和做法，在后世朝代也被采用过。
此外，汉武帝也对商业税动了心，筹划商业税重组：规定商人每拥有2000钱资产，就要缴税120钱，税率6%；手工业税率3%；对难计税的货物，按车计税；五丈以上的船也要缴税。税制详细但无人主动缴纳，武帝只得雇佣大量酷吏征税。为了配合商业税的强制征收，武帝又颁布《告缗令》，鼓励互相揭发财产，一时间民间社会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全国中等资产以上家庭大抵都被告发过。
最后，汉武帝对于财政收入的渴求，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臃肿的行政制度。为了拥有足够的改革权力，汉武帝建立了一套区别于中央政府行政权力的“内廷”系统。此后，制度失衡问题一直困扰着汉代统治者们。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汉初的小政府在汉武帝之后变成了叠床架屋、机构繁复的大政府。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经历“文景之治”数十年的财政积累、仓廪府库充实的西汉，在汉武帝时期因常年对外战争而消耗殆尽。为了维持庞大的财政需求，汉朝采取了卖官鬻爵、盐铁专营、滥发货币等做法。不过，由于财政压力巨大，最终使得军功卓著的强汉逐渐衰落。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追求军功与财政平衡需要兼顾，方为可持续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