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执行海禁，在福建设“四十五座城”，厦门湾因祸得福

《明史》列传·外国三·日本：“洪武二十年，命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滨海四郡，相视形势，卫所城不当要害者移置之，民户三丁取一，以充戍卒。乃筑城一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得卒万五千余人。”

△江夏侯所建之高浦巡检司，万历年间迁移至白礁，白礁也称礁城

因应防倭需要，江夏侯周德兴入闽经营防御工事时，所设的四十五座巡检司，并非全数新设，而是应有而没有者“增建之”，不当要害者“移置之”，适得其所者巩固之，故而最终四十五座巡检司，仅需筑城十六座。

这些巡检司，其功用大体延续前代，以府县为单位各自经营，无非是缉捕、查核之用，算是各地方最基本的治安维持单位。在江夏侯看来，对付不可预估、小规模的倭寇骚扰巡检司应已足够，他所要做的便是将之合理定位，守住沿海各要害之处，故而当时的巡检司，所处位置多为福建沿海的海湾、岬角、岛屿。从四十五座巡检司的分布，我们也可以尝试探索，元末明初的福建沿海，哪里最为险要、最受明朝关注。

一、四十五座城

根据朱维乾在《福建史稿》的统计，江夏侯增设的四十五座巡检司，其分布如下：

福州十五座：福宁县六座(水澳、火筼筜、清湾、高罗、延亭、松山)，连江一座(北茭)，闽县两座(闽安镇、官母屿)，长乐三座(松下、小祉、石梁蕉山)，福清三座(壁头山、牛头山、泽朗山)；

兴化六座：莆田五座(迎仙、冲沁、嵌头、青山、吉了)，仙游一座(小屿)；

泉州十五座：惠安四座(峰尾、小岞、黄崎、獭窟)，晋江四座(祥芝、乌浔、深沪、围头)，同安七座(高埔、塔头、官澳、田浦、陈坑、峰上、烈屿)；

漳州九座：龙溪一座(濠门)，漳浦五座(岛尾、青山、古雷、后葛、井尾)，诏安三座(洪淡、金石、东沈赤山)。

△福建沿海巡检司分布图

明卜大同在《备倭记》中则记为四十四巡检司，名单大同小异，少许出入：

福州十五座：因巡检司名称均来自当地地名，故各类记载多有出入，如福清的三座分别为泽郎、牛头门、璧头，少了山的描述，而牛头门和牛头山的差别只在于描述重点不同，地点一致；闽县的官母屿记为五虎门；福宁县的则为大筼筜、清湾、高罗延、白石、东洋、麻岭，差异较大，可能还有设置的时间差。

兴化五座：少了仙游的小屿，或许是因为后来小屿内迁仙游内陆的缘故。

泉州十五座：各县未有出入。

漳州九座：龙溪多了海门，漳浦少了东沈赤山，实际上海门设置于正统年间，并非江夏侯的杰作。

以上对比，朱维乾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筛选确定的，以之为基准，可能更贴近实际。

二、下四府的海上堡垒

传统上称福建沿海的四府为下四府，在不考虑海岸线曲折的前提下，按东北-西南方向的沿海直线长度看，福州最长，漳州次之，泉州第三，兴化最小。但巡检司的设置密度，并未完全按海岸的直线长度考虑。以常理看，江夏侯对司城的定位依据，应该是基于人口密度、战略地位、潜在威胁等关乎帝国行政的角度出发。

从府级分布看，明洪武年间的福州、泉州巡检司最多，均为十五座，这与他们在宋元两代的地位是成正比的。但在密度上，泉州明显大于福州，这或许是泉州元代以前发达的海贸经济的直接反应。

从县域看，诏安未设县前的漳浦以八座位居第一，其次为同安县的七座，福宁县的六座，这三个县都非福泉漳的附郭首县，却被如此额外看重，除了其海岸线直面外海外，更多的可能来自当地山高皇帝远威胁的考量。结合后世三地的通番表现，不得不佩服江夏侯的先见之明，这三地简直就是明朝海疆的乱源所在。

从以上府县的巡检司数量分析，尽管可以简单还原明代福建府县海防建置的厉害关系，却无法真正体现福建海防的地理人文因素。在福建，能反映沿海同一习俗、文化和作业方式者，往往以海湾为别，因此，以海湾进行巡检司的分析，更能体现明初福建海防的实际需求。

三、湾、海、河的协同防御体系

将巡检司与府、县脱离而直接关注海湾，整个福建海防的框架便变得不太一样。

福建港口条件最佳的三沙湾，未设置巡检司，这可能与其口小腹大的地貌有关联，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故而，江夏侯只在其外围设置了高罗、延亭、北茭三座巡检司，即可同时扼守三沙湾和罗源湾，甚至还可兼顾闽江口的北界，堪称福建海防性价比最高的杰作。

△三沙湾、罗源湾

三沙湾以北，以松山内守福宁湾，沙埕以下直面大海，缺少湾区，则将岛屿居民内迁陆地，并设置了水澳、大筼筜、清湾三座巡检司，中规中矩，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当地人口稀少的缘故。

△沙埕港、福宁湾

三沙湾以南，则是八闽中枢闽江口，这里海岸线相对平直，江夏侯在战略上采取了防守内缩的方式：闽江出海前被琅岐岛分成两个河道，其交叉处及北港各设有一座巡检司，以作为进出福州城的两道防线，至于海面则敞开大门，欢迎四海来客。闽江口的主次之分，着实明显。

△闽江口

闽江口以南的长乐段，海岸线曲折度不高，只能按长度设置两座巡检司，谈不上要害，大概是有即可的做法；至福清湾，则在港湾的南北两个岬角上设置松下和泽朗山两座具有代表性的军事要寨，这才是防海该有的样子。

△闽江口长乐段

大概以福清湾为界，福建北段，因沿海缺乏险峻之地，巡检司的设置仅考虑距离需要；而南段，因海岸线的曲折度高，海湾和岬角频发，巡检司的设置密度明显提升。造成这种结果，有深刻的地理因素作用，因福建地处太平洋和亚欧两大板块交界处，地质运动频繁，在板块接触的切面位置形成了长乐-诏安断裂带。该断裂带介于陆海之间，海岸线在挤压力作用下，发生扭曲和变形，从而形成诸多岩基海岸，海湾多发，且出现沿海沉积层，形成较为富庶的沿海平原，这便是福建中南部人口聚集、海洋活动频繁的地理优势。

△福清湾、兴化湾

基于此，福清湾以下的兴化湾，海湾的南北岬角设有牛头山、青山两座巡检司，湾内自然延伸的岬角和小湾区则再设置了壁头山、迎仙、冲沁等司。

△湄洲湾

湄洲湾，情况更复杂，大湾包小湾，通过吉了、峰尾扼守肖厝港区，外围再分两层，分别由北岸莆田的嵌头、小屿和南安泉州的黄崎、小岞守住湾口，如此，湾区海口的湄洲湾则可免设防而依然能发挥前哨的作用。

△泉州湾、深沪湾

泉州湾喇叭口的形状最利防守，仅需在海口南北两岸设獭窟、祥芝巡检司便可达到堡垒的目的，二者在众多巡检司中，地位自然也不一般。

泉州湾以下，到达厦门湾之前，海岸线相对平直，中间仅有小小的深沪湾，该地区虽然海岸线不甚险要，但却与整个泉州平原连接，人口密度大，故而颇受江夏侯青睐，也设置了两座巡检司。

△厦门湾

接下来，便是巡检司数量最多，密度最大的厦门湾。厦门湾，涉及州县最多，管辖范围也多有重叠，整体上以泉州为主体。其北段，以围头、官澳、田浦、峰上四座巡检司守住围头湾，防止海贼从此进入晋江、南安和同安；中段，以陈坑防守料罗湾；南段以烈屿、塔头、高浦、岛尾控制九龙江出海口外侧，守住漳州咽喉，最后濠门控制漳泉水道中枢，向东进入同安，向西进入漳州腹地。

△漳州南部三湾

厦门湾以南，则是小海湾密布的漳州南部，其北侧以井尾控制岱嵩湾，之后在每一座长长的半岛上各设置一座巡检司，如六鳌半岛的青山、古雷半岛的古雷，以古雷为中心，其东与青山、后葛包围旧镇湾，严防漳浦县城；其西与东沈赤山扼守东山湾，保护漳江所在的云霄古郡城；金石守东山岛；在福建的南大门诏安，则仅有洪淡一座，稍显不足。

四、江夏侯的海防经

以海湾为基准，厦门湾巡检司数量最高，次及湄洲湾，再者兴化湾、闽江口，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福建核心区域的海上通道，厦门湾对应漳州府，湄洲湾和兴化湾对应兴化府，闽江口对应福州府，这种现象与按县为单位的统计结果截然不同。可见，江夏侯在设置巡检司时，最大的考量，仍然是统治中枢，且有着超越府县域协同防守的大局考量。如厦门湾，同安县数量繁多的巡检司，并非拱卫同安县及泉州府，而是作为漳州府的前哨，然而对于漳州府来说，其附郭龙溪县也才设置一座巡检司而已。

基于重点海湾的防守事实，明初的福建在人口发展方面也受到相应影响。凡是布防严谨的区域，经济人口的复苏和增长均有显著的成绩。如防守密度最大的兴化湾和湄洲湾，其对应的莆田县，至弘治年间人口数为165,470，能与之媲美的仅有厦门湾的龙溪县，人口数127,151，二者也是福建当时仅有的两个人口超过十万的县。这或许是因为巡检司的设置，加强了百姓定居该处的信心，也保障了地方的生产、生活，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元代福建第一城泉州，作为首县的晋江，口数仅为龙溪县的一半，为47,407人。

简单说来，与海洋活动紧密相关的福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拥有了发展的先机，凡是最先与海洋挂钩发展，顺应海洋潮流者，谁就足以引导福建的发展方向。在明初，因应元末色目人与福建汉人的利益冲突，福建海洋商品经济链受到毁灭性的破坏，早已融入海洋生活圈的色目人及汉人，在这种冲击下，失去了扩大生产的能力，甚至连生存都受到威胁，于是在民间，自发地进行洗牌。在这种背景下，明朝在沿海执行的在地防守及海禁策略，更加剧了当地生产、生活的困难度。为了生存，百姓只好在官府设置的相对舒适圈内发展生产、休养生息，故而，早期防守越是紧固，外界影响越是小的地方越能率先实现经济恢复。

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沿海地少人多的矛盾便越发凸显，海洋活动的堵便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于是，越是防守紧密之处，通番等海洋活动越是剧烈，这除了逆向刺激外，也反映了明朝官府腐败的严重性。这也便可以理解，为何月港会出现在人口数量较多的龙溪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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