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版长沙地图中消失的老地名之一：六铺街

六铺街怀古

文|枬子 图|网络 编辑|马桶

张嗲是我爷（yá）老倌的梗朋友，虽然爷老倌不在了，我还是经常去看看张嗲。他郎家八十多岁了，身体还蛮健旺，现在住在江边的一栋高层建筑里。他常感叹，住太高不接地气。我笑他：“你郎家住的是江景房咧，别个想住都住不起。”

张嗲不以为然道：“咯喊么子江景房啰，离江边还有几百米远，我原来住的那才叫叫江景房，就在江边上。”

张嗲以前住在六铺街。六铺街从老火车南站一直延伸到以前的楚湘街，是一条标准的河街。“铺”这个字在古代是指建置单位，至今长沙仍有四十来个带“铺”的地名，如新开铺、黑石铺、石马铺、洞井铺等。六铺街，因为位于第六铺而得名。

六铺街全长两公里左右，从南到北，依次称为上六铺街、中六铺街、下六铺街。我小时候经常跟着牙老倌在张嗲家玩耍，对六铺街的印象并不好，路两边的房屋低矮杂乱，路上时常有送藕煤的车和粪车经过。上六铺街因靠近卸煤的南站，是为长沙市民提供燃料藕煤的重要生产地和转运地，街上成天煤灰粉尘飘飞，漫天黑雾；而下六铺街位于西湖桥至灵官渡之间，是运粪上船的专用码头。旧时长沙公共厕所不多，市民都习惯用马桶。清晨将全家的粪尿倒入附近的公共厕所里，掏粪工推着带斗的木板车，把粪装车运送到粪码头，再用人工一担担挑上船，水运到农村。运粪的过程中，粪水泄漏，臭气冲天，无法绕道的过路行人，都捂着鼻子，踮起脚尖，疾行而过。

我跟张嗲谈起我对六铺街的印象，张嗲手一挥，不屑地说：“你咯讲法不对，我们老街坊讲的六铺街就是灵官渡至朱张渡咯一段，离南门口又近，正宗的市中心，第一师范和发电厂都在咯里，环境几好，最关键过河还方便，灵官渡就在屋门口。”

老街坊讲的六铺街实际是中六铺街，我闻之噗嗤一笑：“那主要是过河方便啰，晓得你郎家年轻的时候天天要过河。”

张嗲年轻的时候长得帅，虽然只是个电工，却找了个大学生女朋友，后来成为他老婆。据我牙老倌讲，那时候张嗲天天都要往河西跑。这段爱情故事也十分有趣，以后有机会再专门写写。

张嗲老脸一红：“过河是方便咧，不光灵官渡有划子，我们厂里还有专门的码头，有时候可以坐送煤的船过河。”

我知道张嗲的夫人去年刚过世，不想提起伤心事，就岔开话题：“咯灵官渡不就是朱张渡吗？何解现在朱张渡那个新立的牌坊跟老灵官渡隔了几百米远？”

“灵官渡是灵官渡，朱张渡是朱张渡，一在妙高峰北，一在妙高峰南，不同咧。灵官渡靠楚湘街，而朱张渡靠大椿桥，就是现在的牌坊那里，两个渡口相距大约200米。不晓得何解，从灵官渡过河风平浪静，而朱张渡过河有时有风浪。”

民国时期的老地图上只标注了灵官渡，没有朱张渡

我回去查了下资料，确实资料也有误，清《善化县志》里曾说，朱张渡又称灵官渡。而明《长沙府志》载:“灵官渡，善化西，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为何此处无风波险？《图书集成职方典》解释说:“惟此处江心有中洲，虽大风，无浪。”大概有人便以为有灵官(仙官)相佑，故命名为灵官渡。该书还说：“于此过渡至洲，横行百步，江心一带有浮桥，在岳麓书院登岸，里人最称便焉。”可见当时，朱张渡和灵官渡的渡船应该都可以去对岸牌楼口。

我小时候也经常在灵官渡坐船过河，所谓渡口就是一排延伸到江中的石级，记忆中不远处的今朱张渡牌坊所在地并没有什么渡口的痕迹。其实朱张渡是合称，江东的是东（上）朱张渡，又名文津，江西的叫西（下）朱张渡，又名道岸。旧时的长沙，湘江河上没有桥，人们要从河西到河东，或从河东到河西，全凭舟楫往来。于是，昔日湘江渡口众多，如朱张渡、灵官渡、驿步门义渡等等。时至今日，名气最大的是朱张渡。

朱张渡之所以名气大，并不是因为其仍在“老有所用”，只是因为南宋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和张栻来往讲学于岳麓、城南两书院时,从此过渡,相传朱、张讲学最盛的时候，古渡头上，往来参学的弟子如过江之鲫，日不间断，自是热闹非常。从此，无名的千年野渡从此便有了名满天下的文化内蕴，成为世人所知的文化渡口。

实际上到了清末民初，朱张渡早已没落，湘江河边最热闹的渡口是灵官渡和驿步门义渡，坐小划子过江的人多经此二渡口（清末湘江上的十几个码头主要供大型船舶使用）。民国时期长沙《力报》载文描述了长沙老百姓春游场景中提到了灵官渡：那时一到春季周末，长沙青年男女即成群结队前往对河岳麓山踏青，湘江岸边，大家从灵官渡和小西门轮渡，抵达对岸溁湾镇，再前往岳麓山，灵官渡一派“渡口欲黄昏，归人争流喧”繁华景象。

张嗲讲起他老屋里就滔滔不绝：“你晓得不？长沙曾经的老八厂就有两家在六铺街。”

我是工厂出身，对老工厂的故事一直有兴趣，就要张嗲仔细讲讲——

长沙近代工业起步于19世纪末期，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推出新政。维新派人士谭嗣同、熊希龄等人在湖南倡导实业，提出“富强的捷径就是工业化”，并开始筹办近代工业。自光绪二十一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先后创办机械、冶金、电力、火柴、玻璃、印刷等企业十多家。

民国初期，政府先后制定了《奖励工艺品章程》、《工商保息法》、《公司条例施行细则》等奖励发展工商业的法律和法令，以鼓励投资创办工业。这一时期，长沙陆续兴办机械、纺织、造纸、印刷、玻璃、制革、羽绒、面粉及粮食加工工厂。据《中国实业志》记载：1935年，长沙有纺织、冶金、火柴、电器、染料、针织、皮革等24个行业，有机制工厂122家，可算是民国时期近代工业最好的时期。

抗战时期，长沙的工厂纷纷外迁，经过“一火四战”，留在长沙的工厂所剩无几。抗战胜利后，虽不少外迁的工厂回迁长沙，但元气大伤。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当年全市有985个生产单位，其中百人以上的工业企业仅八家，其余都是规模很小的私营工厂或手工作坊，且多数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在轻工业中，粮油加工、屠宰、卷烟、纺织、缝纫、皮革、日用陶瓷占80％。重工业主要是冶炼及少数机械工业，机械工厂只能生产简单零配件及修理。

这八家工厂（裕湘纱厂、湖南机械厂、长沙锑品制造厂、湖南电气公司、欧亚烟厂、天伦造纸厂、水口山炼锌一厂、湖南汽车修理厂）俗称“老八厂”，就是长沙当代工业的起点。其中长沙锑品制造厂和湖南电气公司就在六铺街。

我知道张嗲以前是在长沙发电厂工作，应该就是以前的电气公司，但锑品厂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回去查了查资料，张嗲讲的大体没错，只是锑品厂到底在何处仍是个疑问。

而电气公司确实就是后来我见过的六铺街的长沙发电厂。湖南电气公司的前身是湖南电灯公司，长沙有电的历史要追溯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地方绅士王先谦、黄自元等集股创设宝善成制造公司，购置各种机器设备，发电照明，向长沙城区供电，共有电灯800余盏。长沙人第一次使用电灯，明亮的灯光让长沙人感到既新奇，又兴奋。每天前来电灯公司申请安装电灯的人络绎不绝。使用电灯照明，对于长沙这座内陆城市是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可惜不久公司运营亏损，无力支持，关门歇业，停止供电，社会各方多为惋惜。

清宣统元年（1909年），湖南商会总理陈文玮与李达璋、饶祖荣等筹集股银50万两，筹建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于中六铺街建发电厂。公司办公地点及营业处设在皇仓坪，1922年迁至苏家巷，1935年才迁到六铺街发电厂附近新建的办公大楼。

电灯公司初创，向德国瑞纪洋行购置了160千瓦三相交流蒸气发电机组三台，低压水管式锅炉三台，总容量480千瓦。设于六铺街的发电厂房装机竣工后，宣统三年五月一日（1911年5月28日）正式发电，发电时间从晚上6时至12时，供应长沙城内照明灯2000盏。试供电三周之后，改为通宵供电。从那以后，长沙有了稳定的电力供应，居民用上电灯照明，进而作坊、工场也安装电机带动机器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湖南电灯公司的成立并向城区供电，标志着长沙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

1938年长沙文夕大火，湖南电灯公司办公楼、发电厂、器材库以及沿街线路遭毁损，整个长沙城区入夜一片漆黑。1939年，湖南军政当局下令疏散厂矿机器设备，湖南电灯公司将发电机组陆续搬迁至零陵冷水滩、黄阳司，除留下部分保管人员外，其余职工均被遣散，公司被停办终止营业。

1940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为适应战时需要及战后电力事业的发展，于1941年1月与原湖南电灯公司合资办电，同年7月，公司更名为湖南电气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从“物资供应及善后救济总署”调拨给湖南电气公司1000千瓦及2500千瓦英国和美国的汽轮发电机组各1套，分别于1947年8月及1948年10月投产，日最高负荷3550千瓦，年供电量1100万度，1947年8月起开始正式供电。至此长沙城区恢复正常供电。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8月15日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代表贾琏进驻接管湖南电气公司，更名为军管湖南电气公司。后来湖南电力公司先后划归省工业厅、中南工业总燃料管理总局、湘中电业局管理。原湖南电力公司下属的发电课改名为湘中电业局第三发电厂，1956年3月更名为长沙发电厂。位于六铺街的长沙发电厂截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仍为长沙城南地区提供电力。

真是不查不知道，六铺街当年是长沙发电的起源地，湖南电灯公司成立以后，居民用上电灯照明，进而作坊、工场也安装电机带动机器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湖南电灯公司可以说是湖南第一家采用现代化管理的企业，从民国时期湖南《大公报》的两则广告上可以看出电灯公司的管理水平之高。

第一则是1927年1月12日《大公报》第一版的“湖南电灯公司”启事，只有短短39字：“敝公司锅炉房每日所出之煤渣觅主出售。如有愿承销者，请至敝公司稽查课或材料课接洽可也。”

估计那时在报纸上登广告是按字数收费，篇幅虽小，却耐人寻味。从这则广告中，可以解读出当时的“湖南电灯公司”在工厂的运营管理中，已经具备了“废煤渣再利用”的意识。民国初年的锅炉基本全部依靠进口，号称“洋炉”。由于当时锅炉的技术与设计问题，燃烧率都不是很高，大量的煤炭燃烧并不充分。因此，出厂的煤渣还能重新燃烧利用。所以“煤渣觅主出售”。证明公司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可回收物能重新考虑利用。

第二则是一份布告，正文只有60字，实际是一则服务标准的广告。

它告知电灯用户：所有上门服务的工匠都从公司领有薪水，服务中无需另外支付费用。工匠如有违拗。可告知公司严惩。从这则布告中看出电灯公司的服务意识之高，极为注意售后服务和员工管理，杜绝可能出现的贪污、索贿现象。

从上图这张1950年5月军管时期的电费收据上可以看出：户号、户名、地址、起止日期、用电数量、金额、缴款截止日一应俱全，除了不能网上缴费，和今天的用电方式没什么区别。当然，那时候没有用预收电费的方式，因为不用担心用户不交费拍屁股走人。

六铺街虽然处于南门外的城市郊区，但作为便用煤炭的火力发电厂所在地还是有道理的，这里地处湘江河岸中段，水运方便，从老地图上看，标有“电灯公司码头”，是湖南电灯公司的专用码头。粤汉铁路也在附近，老火车南站也在这条街的南端，水陆交通都很发达。

后来我再去张嗲家，讲起我收集的六铺街和电灯公司的资料，张嗲很是自豪：“你晓得啵，我们那栋办公楼还是长沙第一栋用钢结构材料搭建的建筑咧，当年文夕大火，长沙城烧了大半，我们发电厂几乎烧光了，唯有咯栋楼，除了熏黑了以外，没半点损伤。”

电灯公司的这栋办公楼是由民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师柳士英于1935年设计。钢结构的楼房是现代建筑工程中较普通的结构形式，但民国时期钢结构的房屋并不多，因此这栋楼是当时长沙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建筑大师柳士英先生是中国建筑学教育先行者，今天在业内大名鼎鼎的湖南大学土木系，就是柳先生以一已之力创立的。

柳士英先生（1893-1973）是苏州人，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1922年在上海组建“华海建筑师事务所”。1923年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创办建筑科，为我国近代建筑教育之开端。1934年，先生由上海赴长沙，任湖南大学土木系教授，并先后兼任长沙楚怡工业学校、长沙高等工业学校、长沙公输学校教授，长沙迪新土木建筑公司总建筑师，湖南克强学院建筑系主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任湖南大学土木系主任，创办建筑学专业，应当时国家建设急需人才，又创办建筑专科和土木专科。1953年受命筹建享誉海内外的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任院长一职。1958 年学院更名湖南工学院，先生仍任院长。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后来又并入湖南大学，1959 年起，柳士英先生任湖南大学副校长。为新中国培养建筑学研究生最早的导师之一。曾编有《西洋建筑史》、《五柱规范》、《建筑营造学》、《建筑制图规范》等教材。电灯公司的这栋楼和湖大校园内的不少老建筑，都是先生的作品。

电灯公司的这栋楼建成后，躲过了三年后的文夕大火，却还是在2003年的沿江风光带修建中被拆除。实在可惜。

我邀张嗲得空和我一起去六铺街旧址走走，张嗲却不肯去，他一句言：“冇么子好看的哒，建沿江风光带的时候，六铺街拆得一干二净，最搞笑的是把我们那栋老楼拆了，却又在原址上建了一座纪念墙，不晓得是何什想的，你要纪念，干脆把那栋楼保留下来噻！”

还有六铺街附近的几个老码头和渡口，个人觉得都有保护价值和历史意义，比如灵官渡虽没朱张渡名气大，却也见证过长沙那段热血历史。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国军73军从灵官渡渡江，一部将日军赶出黄土岭，另一部占据湘雅医院。1944年第四次长沙会战，第四军59师和102师准备从灵官渡渡江增援岳麓山守军，却因为准备仓促遭遇失败。2016年的清明节时，湖南老兵之家的志愿者就挑选在灵官渡的江边举办抗战阵亡将士军民祭奠活动。

我小时候是很喜欢到六铺街一带玩的，过了马路就是第一师范，里面很大又清幽，而穿过电厂围墙边的一条小巷，就可以下到江边，渡口就在眼前。沿江大道修通后，六铺街成了沿江大道中的一段，六铺街这个地名从长沙新版地图上消失了。这一带除了旁边的楚湘街还有些老街（实际也是仿古街）情景外，其他都已拆除殆尽，古渡之景已了无痕迹，多的是湘江风光带新建的一些亭子、假山等。

进入本世纪，一直有专家学者呼吁建长沙滨江工业遗产经济旅游圈。以湘江为界，长沙滨江工业遗址可分河西滨江区域与河东滨江区域两部分，河西包括长沙船舶厂、裕湘纱厂、苏援水泵房、天伦造纸厂、水上工人俱乐部；河东滨江区域包括老火车南站、八道码头遗址、长沙第一自来水厂、湖南电灯公司、华昌烟厂旧址、长沙机床厂等等。现在看来，大部分建筑已消失，这个建议已经不可能实现了。

作者介绍

枬子，文革初期出生于长沙，做过工人、会计、财务总监。现为资深高级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