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史」王文：党外布尔什维克陶行知

王文：党外布尔什维克陶行知

学习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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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孔子首开私学并提倡“有教无类”，把受教育的权力从贵族的专享拉回到了平民百姓之中，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受到了后人的推崇。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又出现了一位努力践行平民教育的人物。他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论，并躬行实践，创办了各类新型学校，也因此被人们称为“当今圣人”。他就是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被周恩来称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农历9月16日）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乳名和尚，学名文濬。1910年入金陵大学文科。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攻读市政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同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推行平民教育，多处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思想。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1931年回国。先后从事“科学下嫁运动”和“小先生运动”，开展教育普及工作。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为执行委员。1936年7月，应邀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第七届年会，并受全国各界救国会委托，为国民外交使节，先后周游亚、非、欧、美26国，宣传抗日救国，向华侨和世界人民开展募捐活动。1938年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战时教育活动。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并任校长。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7月25日，因突发脑溢血在上海去世。

■ 本名文濬，因信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故取名“知行”。后来认识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遂又改名为陶行知。

■ 为了开展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陶行知的父亲靠教书为生，家境贫寒。他6岁入蒙馆，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毕业后经教会资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他原名文濬，大学期间，因为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所以取名“知行”。1934年他43岁的时候，在自己主编的《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正式改名为陶行知。

陶行知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正值国内发起新文化运动。陶行知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教育改革和创新，决心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把主要精力用于从事平民教育。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造的根本问题在农村。“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陶行知立下宏愿，要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为了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1926年，陶行知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创建了一所乡村师范学校，后将“小庄”改为“晓庄”，取日出而作之意，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脱去西装，穿上草鞋，和师生一齐开荒，一齐建茅屋。他提出“生活教育”理论，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目的是要“发展学生的活本领”。抗日战争期间，陶行知又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的学生都是择优选拔的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担任教师，对学生因材施教。不仅教学生文化课，而且使教育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晓庄师范和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引人瞩目的创举，陶行知也以其独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而誉满中外。

■ 针对蒋介石“围剿”苏区，陶行知在《申报》连发时评，称：“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蒋介石大发雷霆，下令“申报禁止邮递”。

■ “七君子事件”发生之时，陶行知正在出访国外。沈钧儒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变成“八君子之狱”了。

1930年春，晓庄师范师生为抗议英商和记洋行工人被殴而游行示威。时值蒋冯大战，因陶行知与冯玉祥有私交，蒋介石断定晓庄事件是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怒令关闭晓庄师范，通缉校长陶行知，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来蒋介石查明晓庄事件与冯玉祥并无瓜葛，便解除了通缉。一年后，陶行知回到上海。通过此事，陶行知对蒋介石的本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经黄炎培举荐，陶行知被聘任《申报》的顾问。他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在《申报》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为揭露蒋介石“围剿”苏区，陶行知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三篇时评，语惊天下：“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时引起极大反响。国民党当局很快查明这些文章出自陶行知之手。教育部长朱家骅向蒋介石上书告密。蒋大发雷霆，批示：“申报禁止邮递”。结果《申报》全部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扣在市邮政局的地下室内，一律不准邮往外地。为申报馆的生存计，总经理史量才忍气吞声，表示今后不再续登陶行知的文章，蒋介石方解除禁令。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陶行知积极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他受救国会的委任，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26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途经香港时，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团结御侮宣言》，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宣言震动国内外，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热情支持。出访期间，国内发生“七君子事件”，陶行知又一次被通缉。沈钧儒后来回忆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变成“八君子之狱”了。

■ 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听说国民党特务已经把他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他表示“我等着第三枪”，并给育才师生致信：“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

■ 周恩来赶到之时，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在发给延安的电文中，周恩来称陶行知“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在长期的奋斗中，陶行知与中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曾邀请邓颖超给育才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派学生戴爱莲等人到八路军办事处学习《兄妹开荒》等秧歌剧。他在育才学校倡导学习“南泥湾”精神，带领师生开荒30亩，建立了育才农场。在出访欧洲期间，陶行知曾三次拜谒马克思墓，并赋诗曰：“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在下”。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响应中共的号召，积极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成了民主人士的堡垒。作为民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他发表了《民主教育之普及》等文章，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这一思想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已是精髓相通。

1946年4月，陶行知来到上海，继续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不久，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异常激愤，他到处演讲，发出了“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呼号。当听说国民党特务已把陶行知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时，周恩来忙派秘书陈家康去报警，要他提防国民党特务的无声手枪。陶行知无所畏惧，毅然表示“我等着第三枪”！他给育才师生留下了一封信，发出“为民主死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人来顶补”的铮铮誓言。

由于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刺激过深，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在上海爱棠路爱棠新村13号突发脑溢血症去世。惊悉噩耗后周恩来匆忙赶到，陶行知的手尚有微温。当日下午，周恩来向延安发电称，“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次日上午，上海万国殡仪馆挤满了前来悼祭的群众。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挽联是：“中国人民教育旗手，民主运动巨星”。8月11日，延安在中央大礼堂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送了挽联、花圈。毛泽东的挽词是：“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以赤子之忱，努力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他的思想和实践，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成为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近代中国的危机多难，使身处其中的无数仁人志士忧心不已，奋斗不止。“教育救国”，曾是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不止是停留于一般的理论，而是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人民教育事业，30年如一日，矢志不移，百折不挠，其精神为人所同钦，世所共仰。在长期的艰难跋涉中，陶行知逐步认识到，不改造旧中国黑暗的政治，就不可能真正繁荣中国的文化教育。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不约而同地站到了人民革命力量的一边，成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陶行知的思想和实践，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成为新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王文：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一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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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刘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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