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看古代的星象与地理

茫茫宇宙，繁星耀眼。中国人是一个喜欢仰望苍穹，尽揽浩瀚银河美景的民族。从先秦时期开始，我们就展开了对于群星的研究，从行星的走向到恒星的位置，从彗星的闪耀到流星的消逝都有过专门的描述和记载。我国的《甘石星经》就是世界历史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当中就记录了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的运动轨迹和近一百二十颗恒星的位置。这些都代表了我国先民对于天空的崇拜和仰望，形成了最早的星象研究。到了汉代时期，我们从仰望星空慢慢走向了脚踏实地，星象的发展逐渐和地理、历史和时政联系到了一起。神州华夏，上映星耀，九洲四域，暗合诸宿。同时，星象的运转也和阴阳五行的说法有了融合与贯通。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笔者慢慢道来。

《汉书·天文志》与汉代的天文观

汉代时期，由于国家内部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核心思想，所以对于天象的解释也增加了一个维度。讲求的是天地相符，天人感应。上苍的天象和星宿的运行都可以从地面上和人世中找到一一对应的事物。同时，价值取向也被引入了当中，正邪善恶会引发截然不同的天象反映。仁君当政，上天呈现祯祥，暴君虐民，星象也会发出警示。在《汉书·天文志》开篇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伏见蚤晚，邪正存亡，虚实阔狭，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历斗食，彗孛飞流，日月薄食，晕适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风袄，怪云变气：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

这一时期的天文研究已经成为了正史记载的一部分，所以说汉代官方对于天文的观察始终得到了保持。这不仅对于后世的研究留下了第一手史料，也充分展示了古人的智慧。

关于星象的研究不仅是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古人会根据星象的一些演化规律来判断一些军国大事。比如在西北地区出土的汉代织锦当中记述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其根本由来就在《汉书》当中。其原文的记载是：“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大利；积于西方，夷狄用兵者利。”当中所指的就是一旦五星聚合于东方天空之上，那么战争就会利于东方中国。如果处于西方就会有利于戎狄蛮夷。这就是星象对于人间事物的影响力度。

星象对于地理的的重新解读也在汉代时期正式进入了官方的视野之中。原本的九州是一个地理概念，最早的记载是夏朝大禹冶炼九鼎，象征着中原大地的九州方物。这时的九州还没有和星象天文建立联系。到了汉朝时期，九州和星象中的二十八宿走到了一起，若干星宿代表汉代的一个行政区划。据资料记载：

“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扬州。虚、危，青州。营室、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觿、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

当中的三河指的是汉代时期的河东郡、河南郡、河内郡，这三郡非常重要。在汉代时期，三河地区被称为“准京畿地区”，不仅可以享受中央的相关优待政策，当地的最高长官也需要由中央仔细斟酌。为了避免皇族掌握这里以后擅自做大，汉代还存在着“宗室不宜典三河”的说法。

根据这样的星宿划分，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若干星宿。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当中开篇提及的“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指的就是岳阳楼的所在地岳阳。而岳阳在古代就是荆州的地域，所属星宿为翼、轸，王勃所言正当其宜。这也标志着汉代星学流传后世数百年而不衰，可见其顽强的生命力。

为何汉代星象学出现了蓬勃的繁荣景象

首先，政治局势的发展使得星象在政治领域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秦代灭亡之后，国家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之中，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持续了数年之久。战火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危害非常深远，对于人心灵和文化上的创伤也很严重。在秦代时期，法家思想蔚为大宗。各种学派的言论和思想都只能趋于末流，甚至被不断毁弃。刘邦和项羽都是楚人，是楚文化圈中成长起来的一方霸主。而楚国的文化中一直崇尚“巫”，有别于中原的礼乐文明。秦末时期，同为楚人的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就曾经以丹书置于白鱼腹中，还曾经模仿狐狸在篝火旁呼喊：“大楚兴，陈胜王”，以此来建构神秘气氛。据资料记载：

“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享食，得书，已怪之矣。又间令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构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胜、广。”

这都是楚文化的遗存，借此可以进一步凝聚楚人的民心。刘邦称“赤帝之子”斩蛇起义也有类似的作用。所以，刘邦开创汉朝之后，楚文化当中的原始崇拜和中原的阴阳五行说法合流，共同影响了星相学的发展。比如在史书记载中：“汉二年，汉王劫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实际上这一句话也有星象的隐喻。“五诸侯”就是星名，井宿当中就有五颗星名为“五诸侯”。而井宿（东井）正是刘邦当时的大本营雍州的专属星宿。这句话表面上是说刘邦强行获得了五位诸侯的军力支持，直接讨伐项羽而去。实际上暗含了刘邦上映星耀，是按照上界的指示吊民伐罪。如此一来，刘邦胜利又多了一份神圣性，在历史记载和传承中也有了相对应的理论依据。

其次，汉朝时期所尊奉的儒家学说并非全部是孔子的学说的，当中也杂糅了阴阳五行家的理论著作和成果结论。其中董仲舒特意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人副天数的理论。其根源在于：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行，人有五脏。人和上天是有密切联系和感应的，而君王作为民众的代表，更是对于上苍有着更为强烈的感应。所以，君王一旦实行暴政必然会招致上天的惩罚。而星象也很符合这种价值判断。《汉书·天文志》为历史上很多的兴亡胜败提供了星象理论上的依据。《汉书》的作者也在文章之后有了系统的提及：

“炫炫上天，县象著明，日月周辉，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宫室混成，降应王政，景以烛形。三季之后，厥事放纷，举其占应，览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这说明，天文一方面是思想和信仰上的依托和政治上的理论基础，它同样还有着价值判断在其中。比如根据星象理论，秦代的统一，衰落和灭亡都有着上天的预示在其中。据《汉书》记载：

“始皇之时，十五年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后秦遂以兵内兼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又荧惑守心，及天市芒角，色赤如鸡血。始皇既死，適、庶相杀，二世即位，残骨肉，戮将相，太白再经天。因以张楚并兴，失相跆籍，秦遂以亡。”

始皇帝统一全国出现了“彗星四见”的奇景。秦国虽然从政治上开创了大一统的格局，但是也造成了大量的无辜者死伤。这时的星象中就是“荧惑守心”，而秦二世的衰落和滥杀也造成了“太白经天”的星象，最终秦朝灭亡。这样就从星象的角度解释了秦朝的盛衰兴亡，为后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星象对于后世的影响

星象学说的影响其实一直在民间和官方之中广为传播，之后的史书记载中也有专门的《天文志》，而且在历史书写的字里行间中依旧可以看到星象的身影。比如《新唐书》中记载玄武门之变时，前面就有很多的星象预示和铺垫。据《新唐书》当中的描述：

“九年正月甲寅，裴寂为司空。二月庚申，齐王元吉为司徒。壬午，有星孛于胃、昴。丁亥，孛于卷舌。三月庚寅，幸昆明池，习水战。壬辰，至自昆明池。丙午，如周氏陂。乙卯，至自周氏陂。丁巳，突厥寇凉州，都督、长乐郡王幼良败之。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六月丁巳，太白经天。庚申，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

前文之中两次提及了星象的异动，当中还有胃、昴的提示。根据上文所述的星象和地理之间的关联可知，这里指的就是徐州和冀州的交界地域，距离齐王李元吉的三齐大地近在咫尺，可以说也是一种警示。

综上所述，汉代时期的星象理论由于和政治的结合度不断提升，其发展也是蒸蒸日上。而且因为汉代五行学说的发展，星象之中也暗含了对于人间世事的价值判断。更重要的是，从《汉书》中的记载可知九州之地都各自拥有若干的专属星宿，可以作为自己的代指，也是一种神圣性的渲染。这种影响也流传到了日后，各个朝代都对于星象非常看重，有关星象的学说也不断得到了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