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日本王牌特工，作战参谋成为50年代中日水产贸易最大商户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定是新中国最为艰难的时刻，新的政权刚刚建立，一切在积弱积贫的基础上百废待兴，国内战争硝烟尚未全部散去，迎头又撞上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而来的是，是东西方阵营泾渭分明的对垒，中国大陆遭受前无所有的列强的封锁，在此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寻求对外的突破，得到国际上的支持和认同成为一切的重中之重。而彼时，仍是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则成为了新中国对外部世界一个最重要的窗口，彼时间，我们的外贸大多数都是通过这个桥头堡完成的。而香港，作为一个贸易自由港，则更多的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混迹与此。包括那时的新中国驻港机构的人员，无论是做生意的，还是做新闻的，基本都接受过战争年代的洗礼，具有组织上经过严格的审查和锻炼，很多都是多年隐蔽战线上的精英，他们依旧承担着情报、保卫，统战等事务。

1954年5月某天，中午11点左右，时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香港分公司设在香港中国银行大厦，进来一人，直接就站在房间中间（也有说站在公司门口外），笔直的立正，随即大喊：“毛泽东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房间里的人都用一种诧异的神色看着这位。而这位，则若无其事，转过身到楼下的一家粤菜馆吃午饭去了。

从这天开始，第二天、第三天，以及往后的几天，就是这个时间，这位准点报到，喊完口号就是去吃饭，也不搭讪，也不提出任何其他要求。

50年代香港中国银行旧大楼

中粮油进出口驻香港的几个领导在觉得这个人比较奇怪的时候，却敏锐的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也不是患有精神类疾病的人。他们没有采取报警的普通驱赶骚扰者的手段，而是通过在香港的关系开始了对这个人的调查。

很快，这个调查很顺利的拿到了结果，查到了这奇怪的人是一名日本人，是一家叫“东京丸一商事”的日本商社香港支社社长，叫藤井猛。这是个规模不大的贸易公司，有着几条拖网渔船，在中国南海一带捕鱼，打了鱼香港卖，卖鱼的钱去台湾买香蕉，再把香蕉贩到日本卖。生意并不大。

“藤井猛”，新中国驻香港机构的老情报员想起来，太平洋战争前夕在东南亚一带有一个很有名的日本特工就叫这个名字，但那时候的公开身份是“台湾总督府农林技师”，在马来亚一带徒步以考察橡胶林的名义，为日军以后的进攻东南亚勘察作战地形，然而，战争开始以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了，曾查出此人是大本营作战参谋，现在的这个鱼贩子藤井猛，是不是当年的农林技师藤井猛呢？中国情报机关立刻再对此人展开了调查。

中共情报机构强大的档案储备和对外情报的搜索，调查结果很快露出了又一个真相，这个鱼贩子藤井猛果真就是当年的农林技师藤井猛，只不过他的真名不叫藤井猛，而是另一个在二战日军参谋，或者说日谍级别中段位很高，军衔不高，隐藏很深的战犯级参谋朝枝繁春。

朝枝繁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45期毕业生，陆军大学52期，1939年毕业。军刀组成员（因为成绩优秀，被天皇赐予军刀，这种陆大优秀毕业生被称为“军刀组”），但显然，他的军衔并不如当时预期的那样一路高升，在战争结束时，他仅仅是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的中佐参谋。军衔不高，但却在美军中名气很响。

朝枝繁春陆大毕业后，自1939年底到1940年3月，任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官篠塚义男中将，参谋长也是赫赫有名日本大特务，也就是策划第一次淞沪事变的田中隆吉）作战参谋。第一军的司令部在山西太原，而朝枝少佐进入作战部队，第一个任务就是制定攻击延安的作战计划，而这个情报当时就被延安中共情报系统获得。

按照日本陆军的规矩，陆大毕业生，特别是所谓“军刀组”成员，一般先在基层部队锻炼一年，然后就会调回东京的总部，朝枝繁春后来被调到了陆军省军务局。

彼时，军务局是日本陆军省最重要的部门，负责陆军的训练计划。朝枝繁春并不乐意接受这份职务，他向往的是参谋本部，尤其是作战部作战课，因为惯例和传统思维上“军刀组”就应该进参本作战课，现在让他管招兵养兵，朝枝繁春认为自己受了轻视。日军传统的“抗上”思想作怪，他干脆就自己脱了军装，跑到台湾，找到特务机关，问有没有到南洋调查的工作可干。台湾特务机关的头是上村乾男（少将）头疼了，按理说，这是一个送上军事法庭的重罪。可他是“军刀组”，又满怀报效天皇的思想，并且愿意深入敌区进行侦察，在和陆军省再三商量以后，觉得这事还是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仅仅就给了个“停止军职3个月”的处分，并满足他的要求，派他到南洋去刺探情报了，于是他有了“藤井猛”的名字。这是1941年5月的事情，而后，他又进了日军25军的作战参谋。

日本人投降时，朝枝繁春是大本营陆军部（就是参谋本部）作战课对苏作战主任参谋了，苏军发起进攻关东军以后，日本大本营陆军部1374号大陆令的作战方案主要就是他完成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8日朝枝繁春奉命起草了一份《参谋总长训令》让关东军投降，做成了以后就坐飞机去了满洲。

名义上朝枝繁春去满洲是让关东军投降，其实他去满洲有着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监督销毁731部队的所有犯罪证据（1997年，朝枝繁春在朝日电视台的节目中作证，承认他在长春对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石井四郎军医中将说，“如果世界知道日本使用了活人来进行细菌和毒气及冻伤研究的话，天皇就会被作为战犯起诉。你们部队过去所进行的研究和研究的成果及其资料、器材都要从地球上永久地抹杀和消灭，不要留下一点证据”）。

苏军如狂飙般的军事推进，让朝枝繁春也成为了阶下囚。1945年9月6日，在长春的所有关东军高级军官分乘两架苏军飞机被押往伯力，里面也包括了大本营军使朝枝繁春中佐，那架专机当然也成了苏联人的战利品。

但苏联关了其4年不到，就在1949年8月7日把他给放了。

1954年1月27日，苏联驻日大使馆二等秘书拉斯特波罗夫叛逃美国（当时号称“亚洲第一间谍”，叛逃原因据说是贝利亚看上了他漂亮的妻子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歌舞团台柱加里娜），就是“拉斯特波罗夫事件”。拉斯特波罗夫是苏军情报机构格鲁乌中校，在日本收集情报，而他情报网的主要来源就是日军在苏联战俘营中的那些各级官佐士兵等。

这个叛逃事件在东京闹得沸沸扬扬，在媒体上公布以后，曾有两位旧日本军人去警视厅自首，说自己是拉斯特波罗夫的情报网成员，一位是原关东军第三方面军情报参谋志位正二少佐，还有一位就是这位朝枝繁春中佐了。

朝枝繁春是如何策反成为苏联间谍的，应该是战后“东京审判”之时。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当证人的原关东军作战参谋濑岛龙三，在证人完毕回到苏联战俘营后，告诉了朝枝繁春，说英国人向麦克阿瑟提出来的战犯名单中第一名是开战时的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第二名是第25军主任参谋辻政信中佐，第三名就是第25军作战参谋朝枝繁春少佐了。

因为，这几个军官都牵涉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的1942年底，马来作战中的战争罪。马来战场上发生了不少震惊世界的战犯行为，如枪杀英军俘虏，屠杀新加坡华侨等。朝枝繁春被吓得不轻，苏联情报机构趁虚而入，与这位老牌特工达成了新的协议。

1950年1月1日，麦克阿瑟宣布追查战犯行动结束，连朝枝繁春的老上司，老搭档-辻政信第二天就出来公开活动了，已经回到日本以后的朝枝繁春也就更不可能被追查什么战犯行径了，就连朝枝繁春和苏联格鲁乌机关的关系也没有人去追查，只不过外务省、防卫厅、国家公安委员会一直对这人不放心，睁着一只眼盯着他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这个老牌间谍在香港，香港在当年可称为“谍都”之一，作为曾经侵华战争中的一份子，他来新中国驻香港的贸易经纪机构见天来喊万岁是什么目的？

结果经过了缜密的分析和背调，发现这位老牌间谍这回还就是想做生意。因为朝枝繁春那时刚刚开始做生意，和军界不同，渠道和人脉几乎为零。但他以作为一个优秀参谋和特工的嗅觉，本能的感到新中国市场的巨大，且又在封锁中。他知道自己在中国的时光并不是光彩的，他也知道中国情报机构也一定会查出自己的底细。故此，索性站在明处，用这种方法来引起中国人的注意，他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

中方经过研究，考虑到这里是香港，一则大陆经济也需要各类出口，二则大家都要向前看，再有就是这么一个怪人天天这么喊口号，也不是回事。决定进行接触。又一天，朝枝繁春惯例般的来喊口号的时候，一个中方人员走近了他，直截了当的说：“朝枝先生，这是我的名片，咱们谈谈？没必要找翻译吧”。

顶着“藤井猛”名字的朝枝繁春听到“朝枝先生”，立刻就知道了，他的最初目的达到了，大家不必忌讳了。看看递上来的名片，又简单一说话，原来彼此间还是未曾见过面的“老相识”，曾经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老对手。来人姓马，中方某处长，而这个名字朝枝繁春在中国山西时就听说过，是抗战时中共驻太原的情报负责人之一。

寒暄完，马处长直奔主题：“能不能帮个忙？您知道我国渤海湾的对虾多得抓不完，能不能帮忙买一下？”当时没有冷藏设备，捞了对虾除了腌虾干以外就只能眼看着白白烂掉。而当时中国又极度缺乏外汇，而周总理又有过指示粮油进出口公司一定要想法子把对虾卖到日本去。因为日本是吃虾大户，什么寿司等主要食品都需要虾。战前“大洋渔业”、“日本水产”等大公司每年春秋两次来渤海湾捞虾，但现在没有了外交关系，来不了了，所以日本国内对虾奇缺，价格飞涨，早是战前的10倍了，总理知道这个经济情报。

商机就是这么来的，朝枝繁春胸脯一拍：“行，给我一星期时间，但是贵国渤海湾的对虾能不能由东京丸一商事包销？”“当然没问题，”马处长一口答应。

朝枝繁春迅即赶回东京找到了大洋渔业的社长中部兼吉，问他要不要渤海湾对虾。中部社长惊讶得合不上嘴：“你能得到北京政府的确认？”要知道两国之间当时没有外交关系。

行动胜于神辩，特工的本能让朝枝的行动驾轻就熟，他带上大洋渔业的对虾专家德丸，从广东偷偷摸摸跑北京去了。和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高层领导直接谈判。最后谈下来了第一笔生意，内容是1000吨对虾，1000吨海蜇，3000吨广东香蕉，1600吨天津板栗，600吨柿饼，还有其他500吨粮油食品。大洋渔业这笔对虾生意做下来的利润是预想的10倍。

此后，中国产的渤海湾对虾、天津板栗（PS：现在日本卖的其实还是“天津甜栗”）、柿饼、广东香蕉、海蜇皮就全归朝枝经手了。

此项贸易的达成，震动了香港和东京的商界，日本商人居然和中国做成了大额贸易。而当时日本商业巨头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在香港驻有专人削尖了脑袋想往大陆钻，但就进不去。就怀疑这个不起眼的小商社肯定有背景，但就没想到是两个过去战场上的对手在做生意。

从此，东京丸一商事在商界的地位日益提升，生意也越做越大，从一个只有几条小渔船的公司发展成了一个专做农副产品的大商社，除了最早参与中国市场这一有利条件之外，当时的大陆的政治气候也对东京丸一商事很有利。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朝枝繁春

譬如，1970年4月中国发表过一个被日本称为“周恩来四项原则”的对日贸易原则，即有下述情况之一者，不与之做生意：(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支持朴正熙集团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厂商；(二)在台湾和南朝鲜有大量投资的厂商；(三)为美国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武器、弹药的企业；(四)在日本的美日合办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1972年为了遵守“周恩来四项原则”，丰田汽车公司不得不从韩国完全撤退。

那时候为了和中国做生意，日本各大商社都是采用设立一个影子公司的办法。比如伊藤忠公司就建立过一个叫做“新日本通商”的影子公司来进行对华贸易。但在“周恩来四项原则”以后，这种方法也不行了。那些不愿放弃在中国台湾、韩国和南越的巨大投资的公司，就只好停止对华贸易，这样农副产品生意就被包揽给东京丸一商事了。

1957年2月27日，周恩来在深夜接见日本客人时，在送客的时候突然向陪同的朝枝说：“你的生意怎么样了？”作陪的廖承志说：“朝枝先生在中日贸易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总理点了点头：“好。”

周总理那次接见的日本客人是日本参议院议员辻政信，朝枝繁春在辻政信当选议员以后一直是辻政信的政治秘书，辻政信这次访华依旧是朝枝繁春的杰作。这又是一次避开了日本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和日本公安委员会的访华行为。

1957年6月18日，《南华早报》上有一张笑容满面的朝枝繁春的照片，边上的说明是“3个月的访问，定下了120万英镑的合同”，那年节，1英镑比1500日元。

1996年，东京丸一商事被并入丰田通商株式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