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高科技的古代，古人都是怎么修补书籍的

2016年由叶君、萧寒执导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经播出，随即在b站走红，片中所介绍的一代代犹如深山中默默修行的老僧一般的现代文物修复师，也由此得到了众人的敬仰。

但其实在古代，同样也有这么一批修行有成不动如山的经文修复师，他们数年如一日地驻守在自己的小屋，等待着那些因种种原因被损坏的珍贵书籍，然后再触手生春，使它们重见天日。

尤其是那些在敦煌的修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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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学界对于古籍修复的历史起源，大致有三种看法。

其一是春秋萌芽说。

因为很多的考古发现，一些春秋战国的绢帛上有明显的修改或者挖补的痕迹，这些痕迹在很多专家学者的眼中，就成为了支持春秋战国说的有力论据。

其二是汉唐萌芽论。

在这一时期，讲究书画同型，书籍和字画在形式上并没有区别，因此，对于书籍和字画的修复就都如出一辙，而且此时修复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对字画进行一个加固，并不追求美观。

《齐民要术》中就有了对古籍修复的最早记载，“书有毁裂，方纸而补者，率皆挛拳，瘢疮硬厚。瘢痕于书有损。裂薄纸如韭叶以补织，微相人，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补。裂若屈曲者，还须于正纸上，逐屈曲形势裂取而补之。若不先正元理，随宜裂斜纸者，则令书拳缩。”

最后则是宋代出现说。

这一学说认为，因为唐代印刷技术得到发展，导致了书籍和绘画在形式上出现了分离，形成了不同的装帧方式，这就使得书籍修复从字画装裱中脱离开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技术。

在《齐民要术》里就写明了古籍修复的要求，“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而看之，略不觉补。”就是说，修书要做到修旧如旧，这本书本来是怎么个古色古香的，修完了它应当还是如此。所以后来的收藏家也提出了一个观点，“不遇良工，宁存故物”。”书坏了找不到好师傅，那就宁愿先存着。

这位“不遇良工，宁存故物”的收藏家，正是明朝的周嘉胄，其实他对于“良工”的要求也写在他的《装潢志》中了，“良工需具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充此任者，乃不负托。”、“其书画高值者，装善，则可倍增；装不善，则为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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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魏晋时期，出现了专门修复古籍的技术人员，不过他们的工作基本就是拿线把书缝一缝罢了，等到了唐宋时期，修书人才掌握了让书防腐、防虫和保持纸面平整的技巧。

在前人手中，虽然他们没有精妙的高科技设备和技术，但却拥有着对书籍无比的敬畏之心，因不同原因造成的损害，在他们手上会有着截然不同的修补方式。

那么，在古代，匠人们究竟是怎么修复古籍的呢？古人修书的手法有托、裱、补、镶、装等十几种方式，我略举几例说明。

一、补书法

所谓的补书法，主要是针对书籍被虫咬或者鼠咬的情况所使用的一种手法。

将要补的书页打开，再将有字的一面向下，置于隔板，在蛀洞处涂上书浆，将提前准备好的同色的纸张顺着纸纹按在蛀洞上，随后将纸撕下即可，以上工序完成，将纸张晾干、捶平、齐栏、随后定册。

而针对书皮的修补与书页的修补也是有着相当大区别的，书皮破损后应该选取质地和颜色都相似的纸张，裁剪成略大于破损处，将破损处边缘与补纸的刀片相对，拼合粘连即可。

二、去污法

去污法针对的是书籍本身并无太大破损，但被泥点等污染时所用，如果是普通的泥点，可以使用软毛的排笔慢慢刷去污斑上的浮土和泥迹；如果污泥较厚者难以刷动，可以使用小刀顺着纹理向外轻轻刮擦；如果污损处有破裂，就要顺着纸张破裂的方向刮擦。

三、托裱法

这种方法，针对的首先是受潮日久、霉烂严重的“霉书”，其次则是风吹日晒时间过久，纸张已然发脆，如同烟叶触之即碎的“焦书”。

所谓的托裱法，就是先使用同色的纸张将破损处补齐，然后使用排笔在书页背面刷以浆糊，裱以棉纸，最后再拂拭平整，逐页依此进行，全部裱好后，装订成册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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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古籍修复的一些常见手法，之所以没有继续讲解，是因为篇幅所限，而关于古籍修复，还有些您不得不知的知识。

这就是敦煌的修经人。

敦煌的修经人们，数十年如一日，有组织有系统地对敦煌之中的佛经进行修复。修补的规模之大，甚至出现过修经人们批量补缀卷首的场面。

众所周知，在书籍的保存过程中，由于存放地点的地质灾害、温度、湿度甚至是微生物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加之纸张本身因常年的风吹日晒或者烟熏而出现的脆化现象，就会不可避免的出现不同程度的残损。

尤其是敦煌这种存放了数十万经书的大型藏书处，其藏书早至晋代的书卷，迟则为宋时的文献，时间跨度可谓是非常惊人，因此敦煌的文献会出现大量的残缺不全，确实是难以避免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敦煌的修经人。

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施萍婷即提出《三界寺应有藏内经论目录》就是道真和尚修复藏经时整理而来的，需要修复的藏经的目录。

这里的道真和尚，是历代修经者中名气最大的那一位，实际上他也是唯一被正式记载在书中的修经者而在考古过程中发现，敦煌的修经工作是一项旷日持久的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的工作，所以非常遗憾，其余的修经者的名字都湮没在了风沙之中。

在公元900年左右，三界寺毁于刀兵之灾，五年之后，方被重建，但寺中所存的经书已经尽数毁于火灾，无奈之下，三界寺的观音院主道真和尚开始收集古坏的经书，加以修补，重建三界寺经藏。

这些经藏，后来有很多都被转移至了敦煌的藏经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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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时道真和尚是如何进行经书的修复的呢？

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当时的修经者们，一是收集来残损不用的纸片，二是从废旧文书上剪切截取一些纸片，当作修补的原材料。

譬如现在编号为S.6806的经文， 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一卷经文之上被贴补了一块残片，在残片的四周有着自然形成的破损，残片其上的内容是包括“唐文殊”、“王顺”等人名的《差科簿》。因此，可以推测，这些用来修补的带字残片，很有可能就是道真等人从敦煌各寺收集而来的文本。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林世田先生的研究指出：

“在敦煌古代众多的修复者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道真。在敦煌文献中，留下修复记载的，也只有道真。且据已有研究可知，现有至少52件写卷可与其相印证。”

这五十多件写卷可谓是道真和尚的累累战果，而道真和尚不仅是硕果累累的修经人，还是这一场声势浩大的修经运动的发起者。

敦煌文献大量呈现被修补痕迹，也不仅仅是敦煌修经人们的辉煌成果，某种程度上更是中国的修书匠人们一场盛大的演出，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劳作，才有了今天的敦煌古卷。

参考资料：

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

刘郝霞《古人对敦煌俗文献的修补、修复与再利用》

林世田，张平，赵大莹《国家图书馆所藏与道真有关写卷古代修复浅析》

策划：鱼羊史记 监制：鱼公子

撰文：未定君 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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