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争夺战背后的故事—袁氏家族内部和解猜想，决定三国最初形态

小A点评三国风云人物：袁绍（十八）公孙南下-

文：小A斯蒂芬

在上一篇中，我们讲到阳城争夺战最终以袁术一方的胜利而结束。但是这并不能代表袁绍争夺豫州的失败，因为他当时完全有能力和实力来继续争夺豫州。毕竟他还拥有许多豫州以及南阳出身的士族阶级的支持，这一点可以从袁绍幕府谋士的组成中简单的分析出来。比如淳于琼、郭图和辛评都是颍川人；比如许攸和逢纪都是南阳人。这些人当然更愿意留在豫州一带发展。这些人也都有能力成为袁绍在豫州新的代理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后来许攸的叛逃恐怕也和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个人猜测，袁绍争夺豫州并不是失败了，而是他的发展方向改变了。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在史书记载和猜测中大概有两点。一个就是袁氏家族内部的调解。另一个则是袁绍自身发展方向的转变。

虽然，以袁隗和袁基为首的洛阳城袁氏家族已经被董卓灭门，但是在袁氏的老家汝南汝阳，一定还存在着许多在袁氏家族中拥有一定威望的遗老遗少。在他们的眼中，袁绍和袁术的这种“窝里斗”的行为是极其危险的，也是必须要予以阻止的。所以我感觉他们不可能坐视不管，一定会出面从家族内部进行调解。这就会发生一场针对袁绍和袁术之间矛盾的，袁氏家族内部的秘密谈判。

虽然在史书中并没有记载过这场谈判的存在，事实上他也不可能出现在历史记载当中，我也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来证明这场谈判的存在，但是我依然相信他的存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一个政治地位极其强悍、影响力非常庞大的家族的正常存在的意义，也可以很好的解释袁绍为什么后来在袁术去世之前再没有过南下的野心。我认为这正是这场谈判的成果。

从后来袁绍和袁术的发展方向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他们分工明确，各不相扰。袁绍主要是在北方，以冀州为中心，波及到并州、幽州、青州以及曹操所代理的兖州。而袁术则以南阳和九江为中心，波及到豫州、荆州、扬州和徐州，猜测中袁术应该还有益州的发展规划，只不过有生之年未能够实现。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袁绍和袁术的势力范围是以兖州和徐州为缓冲地带，将关东的土地南北分割为二，等于是南北瓜分了关东地盘。如果发展顺利的话势必会形成两个独立的袁氏家族大领主或者称为袁姓公国。假如这两个袁姓公国能够顺利的被袁绍和袁术所建立的话，加上当时还尚在人世的董卓所统治的关中地区，就形成了一个最初的“三国”模式。

当然以上纯属个人猜测，并不具备史料支持。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

袁氏家族内部既然做出了这种安排，而袁绍又在这个时候获得了北方出现变故的重要情报，于是就顺其自然的选择了向北发展，这也就是第二点，袁绍自身发展方向发生了转变。

袁绍的这种转变，起源于北方幽州境内一个军阀的崛起。这个军阀就是“白马将军”公孙瓒。

公孙瓒，字伯珪（另记作伯圭），辽西令支（今河北省迁安市）人，出身辽西公孙世家，年轻时师从于名儒卢植。虽然因为母亲地位低贱，长大后只能出任门下书佐这样的小吏，但是凭借着自身条件的优越与能力以及不断获得的奇遇，最终做到了辽东属国长史的职位。

所谓的“属国”，就是两汉时期为了安置归附于汉朝廷的匈奴、鲜卑、乌桓、羌等少数民族而设立了许多寄居点。按照当时的规定属国境内各民族的传统风俗不变，所以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据《后汉书百官志五》中记载“属国，分郡离远县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郡名。”也就是说属国大都是由原有郡制中分离出较为偏远的县而设立的。据《后汉书郡国志五》记载，辽东属国最初是在东汉安帝时期从辽东郡和辽西郡分剥出来的，为了安置归附于汉朝廷的乌桓民族而设立的属国，治所设在昌辽县（又记作昌黎县），就是今天辽宁锦州市义县一带。

而所谓的辽东属国长史，就是朝廷委派负责管理辽东属国境内乌桓人的长官，但是这只是个副长官。据史料记载，属国境内的正长官被称作属国都尉。

虽然公孙瓒只是个副长官，但是却拥有了兵权，应该就是在这一时期公孙瓒凭借着对乌桓人民的高压统治创下了“白马长史”的威名，并建立了一支称霸北方草原的，叫做“白马义从”直属部队。

公元187年，也就是汉灵帝中平四年，正是以边章、韩遂为首的凉州羌乱如火如荼的时期。为了平定这场叛乱，当时负责平叛的后车骑将军张温错误的决定征调幽州辽东属国的三千乌桓突骑，并指定公孙瓒为“都督行事”带领这支部队前往凉州平叛。

所谓“都督行事”应该就是暂时代理都督职务的意思。

当公孙瓒带领这支部队走到蓟中的时候，由于朝廷拖欠粮饷过于严重，导致这些乌桓人出现逆反情绪并不断出现叛逃的现象。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得不到张温重用的前中山相张纯和前太山太守张举，决定联合乌桓丘力居等部起兵造反。这就是当时震惊天下的张纯张举之乱。

这场动乱历时数年，波及到幽、冀、青、徐四州，导致北方连年征战，影响深远。虽然在公孙瓒的不断打击之下，这场动乱最终还是得到了控制，也成为了公孙瓒平步青云的跳板。但是却并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控制。据《三国志》记载，公孙瓒以平叛的军功受到朝廷的嘉奖，被封都亭侯，迁中郎将，并依然兼任属国长史的职务。

个人猜测，公孙瓒当时应该是有志于幽州刺史位置的，但是朝廷认为一味的军事压制并不能彻底解决这场乌桓乱局。只有军事和恩德共同施加才是让乌桓人再次归附安定的最佳办法。

于是朝廷就派遣了在北方少数民族中“恩信流著”的宗正刘虞担任幽州牧，来弥补公孙瓒在“恩德”方面的不足。

但是这件事却让公孙瓒极为的不满。一方面“与胡相攻”一直都是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来源所在。可是刘虞一到任就要“罢诸屯兵”，使得公孙瓒的个人利益受到直接损失。另一方面公孙瓒的个人情感上对乌桓人的仇视情绪非常的严重，这一点我在公孙瓒篇第二《志扫乌桓》有过系统的阐述，就是当年由于三千乌桓突骑的背反，导致其家族被屠灭的惨剧发生。原文标题是《内疚下的伤痕与志扫乌桓的誓言，辽西公孙家族不为人知的推论真相》。

虽然这只能算是一种猜想，但是我依然相信，这正是公孙瓒“志埽灭乌桓”的根源正在于此。

所以公孙瓒一直都并不配合刘虞的施恩政策，虽然表面上维系着刘虞下属的地位，但是凭借着自身的军事实力与存在，公孙瓒实际上掌控着右北平郡以东的幽州领土，造成了幽州境内《双王共治》的分裂局面。

不过，由于刘虞的制约，毕竟还是让公孙瓒的发展陷入到停滞不前的状态。

就这样，时间来到公元189年，也就是中平六年。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两件影响东汉历史走向的大事，一个是汉灵帝驾崩，另一个就是董卓进京主政。由于董卓进京之后任意的撤换皇帝，引起朝廷中各个集团对利益分配的不满，于是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90年（即初平元年）爆发了关东义军联盟讨伐董卓的战事。

正是在这个时候，据《三国志袁绍传》记载“瓒遂引兵入冀州，以讨卓为名。”

也就是说公孙瓒在名义上是参加过讨伐董卓的义军联盟的，并且也的确引兵进入到了冀州。这是《三国演义》小说中将公孙瓒算作十八路诸侯之一的根本原因。

从后来公孙瓒率领步骑兵两万平定渤海郡黄巾入寇的情况来看，公孙瓒这次南下冀州至少是带了两万的人马。而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调动，这么远的距离（从公孙瓒屯兵的右北平郡一直到冀州安平郡，中间要经过渔阳、广阳、涿郡，以及冀州的河间国），很难说不是出于幽州牧刘虞的授权，至少也会是默许的状态。

刘虞作为东汉宗室，拥有很高的威望与地位。虽然他可能并不愿意正面支持关东义军联盟的“勤王”之举，毕竟这种行为是有着造反之嫌疑。但是他利用公孙瓒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来参与到关东义军联盟的行动当中，还是极有可能的。这应该才是公孙瓒南下的初衷。只不过这种初衷随着时势的改变而发生了转变。

当公孙瓒领兵来到冀州安平郡的时候，董卓已经在孙坚的攻势下西撤关中，关东义军联盟实际上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可是这种情况是公孙瓒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种情况代表着公孙瓒这次率兵南下在还没有捞到任何的好处和利益的情况下，就必须要打道回府了。以公孙瓒的性格来说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对于公孙瓒本身来说，既然已经从遥远的右北平南下来到了冀州，即便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政治利益，也不能空手而回，也总要想办法弥补一下自己在军费钱粮上的损失。这应该就是《三国志袁绍传》中记载“后馥军安平，为公孙瓒所败”的最初原因。

也就是说公孙瓒在安平郡应该是做出了类似于“抄略”的行为，才导致与韩馥军队的交锋。不过这件事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就是袁绍密邀公孙瓒南下袭击韩馥的说法。

据《后汉书袁绍传》记载“绍客逢纪谓绍曰：‘夫举大事，非据一州，无以自立。今冀部强实，而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瓒将兵南下，馥闻必骇惧。并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可因据其位。’绍然之，益亲纪，即以书与瓒。瓒遂引兵而至，外托讨董卓，而阴谋袭馥。”

这段记载最初出自于《英雄记》中，按照这段记载中的说法，公孙瓒之所以南下是因为袁绍写信的秘密邀请。

当时的袁绍是关东义军联盟的盟主，又与刘虞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所以是很容易和名义上刘虞的下属公孙瓒接上头，说上话的。更何况公孙瓒南下是以讨伐董卓的名义，理论上是必须要听命于袁绍这个盟主的。个人猜测袁绍会以许诺官职的方法来拉拢公孙瓒，这一点在后面袁绍与公孙瓒交恶的过程中我们还会再次讲到。

所以公孙瓒南下后袭击韩馥的安平郡，并非完全出于偶然或者是被迫，而是有预谋、有机遇之下的利益抉择。

韩馥的部队被公孙瓒打败之后，袁绍就派人前往冀州，去游说韩馥。这就是逢纪所说“并遣辩士为陈祸福”计划的实施过程。据《三国志》和《后汉书》记载，当时袁绍所派遣前往冀州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袁绍的外甥陈留人高干；另一个是出身颍川荀氏家族的荀谌，据《魏志》记载，他是荀彧的弟弟。

在这两个人中，一个是袁绍的外甥，可以增强韩馥对其的信任感；另一个荀谌，一定是一个能辨之士，可以增强袁绍方游说话语的力度。

这段游说韩馥的过程在《三国志》和《后汉书》中都有记载，但是细节略有不同，《后汉书》中的记载更为全面。现全文引用如下：

《后汉书袁绍传》：“绍乃使外甥陈留高干及颍川荀谌等说馥曰：‘公孙瓒乘胜来南，而诸郡应之。袁车骑引军东向，其意未可量也。窃为将军危之。’馥惧，曰：‘然则为之柰何？’谌曰：‘君自料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临危吐决，智勇迈于人，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谌曰：‘勃海虽郡，其实州也。言土广也。今将军资三不如之埶，久处其上，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也。且公孙提燕、代之卒，其锋不可当。夫冀州天下之重资，若两军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为同盟。当今之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必厚德将军，公孙瓒不能复与之争矣。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太山也。愿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计。

个人感觉，这段记载中的情况应该是属实发生过的。高干、荀谌等人游说韩馥的这番话，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属于实情。无论是“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还是“临危吐决，智勇迈于人”亦或是“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袁绍都的确远要比韩馥占据很大的优势。但问题是，这三个方面并不是乱世争霸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关键所在。

可是，很明显韩馥还没有进入到乱世争霸的状态之中，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他只想做一个太平天下的臣子。这是他的性格所决定的必然结局。

于是韩馥就这样决定交出自己冀州牧的宝座，并希望如高干、荀谌等人所说，得到袁绍的庇护“身安于太山”之下。

那么在乱世争霸战争中决定关键所在的究竟是什么呢？韩馥能不能如愿以偿得到袁绍的庇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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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A斯蒂芬发表于2020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