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行：红岩英烈有荆州人的骄傲

(2014年的渣滓洞集中营山玉之子摄)

荆州新闻网(特约记者山的影)1949年11月14日，距离重庆解放仅十六天，国民党当局在败退大陆前，以极其凶残的手段，将关押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江竹筠(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车耀先等30名革命志士用美式卡宾枪秘密杀害于重庆电台岚垭，烈士们被枪杀后还被特务抛入镪水池毁尸灭迹。在这批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中，就有荆州沙市籍的陈以文烈士。

(2014年的渣滓洞集中营山玉之子摄)

荆州新闻网(特约记者山的影)1949年11月14日，距离重庆解放仅十六天，国民党当局在败退大陆前，以极其凶残的手段，将关押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江竹筠(小说《红岩》中江姐的原型)、车耀先等30名革命志士用美式卡宾枪秘密杀害于重庆电台岚垭，烈士们被枪杀后还被特务抛入镪水池毁尸灭迹。在这批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中，就有荆州沙市籍的陈以文烈士。

(图为笔者摄于重庆红岩革命博物馆内陈以文烈士登记表)

抗日战争时期，陈以文在一次躲避敌特追捕紧急转移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3年初，陈以文只身来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与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接上头。皖南事变以后，国统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时国统区处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央决定在国统区暂时停止发展新党员，一般不恢复原有党员的组织关系。此后，他在党员杜子才等领导下，虽然没有恢复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仍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学运工作。

1944年下半年，陈以文和杜子才在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与复旦大学的一批进步同学共同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下文简称《导报》)，通过《导报》对国统区的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教育。

(上图中的《中国学生导报》字体即为原报头字体)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以文通过复旦大学的中共党员同学张正祥将他写的《自传》转交上级党组织，不久后恢复了他的党组织关系。他在南方局青年组刘光、朱语今、赖卫民等同志领导下，常去重庆新华日报社附近的“星庐”，向这些领导汇报情况，听取党的指示，接受任务。

(此书封面背景为《中国学生导报》创刊号残片影印件)

陈以文在组织筹办和出版《导报》的过程中，组建了一个社团——中国学生导报社(简称“中导社”)。该社是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的一个学生组织，《中国学生导报》则是它的喉舌，陈以文是这个组织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为了开展青年工作和办好《导报》，他亲自吸收社员，发展组织，几乎走遍了当时重庆地区的大中学校。当时重庆公共汽车很少，他经常穿着学生装，以步代车奔波在山城，常常是两个烧饼就是一餐饭。1945年8月，国共“双十协定”在重庆签订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1945年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屠杀学生的“一二·一”惨案， 1946年2月，国民党蓄意制造了“校场口”事件，打伤了大会总指挥李公朴等人，陈以文等中共党员除通过《导报》发出正义声音外，还组织重庆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争民主、反内战示威游行，积极声援西南联大学生的民主运动，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阴谋。

陈以文创办《导报》时，经费十分困难。除了党组织和朋友们的支援外，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为《导报》募集经费。1946年春，他以《导报》的名义组织音乐学院，举行民歌演唱会，为《导报》募捐。他自己也在北碚歌剧学校兼职，把微薄工资的一半捐给《导报》。后来，他在市一中曾任教一段时间，一有了职业，他总是把薪金尽可能地多捐献给《导报》和帮助困难的同志。在艰苦的条件下，陈以文患了肺病，但一直带病忘我地为党工作。

1946年5月，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导报》分别出上海版和重庆版。陈以文被选为《中国学生导报》总社副社长兼重庆分社社长。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残酷镇压革命运动，斗争更加复杂尖锐。在党的领导下，他坚持做好青年工作和其它地下工作。在人力、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仍团结同志为《导报》(渝版)辛勤工作。《导报》当时没有固定办公地点，陈以文在1946年，曾和钟新民(现名钟歧青)等在重庆管家巷28号进大门处的一间约两平方米的小屋内办公。他长期没有正常的食宿条件，吃住常在社员、朋友处“打游击”。

(图为中国学生导报社建社及《导报》创刊50周年座谈会邀请函)

1947年3月，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在蒋管区农村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指示所属党组织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陈以文受命到上川东农村工作。下乡后，他改名陈方生，曾先后在曾霖、邓照明等领导下，担任第一工委委员，在达县、梁山、大竹、垫江一带活动。

同年夏，陈以文来到垫江农村工作，他深入群众，采用当地民间“兰交会”、“山王会”、“姐妹会”等形式结交农民群众，在此基础上秘密组织“农民翻身会”，从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他还利用晚上组织农民开会，讲解放战争和国统区人民反美反蒋斗争的大好形势，宣传《土地法大纲》，宣传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农民才能翻身得解放等革命道理。他讲话生动形象，通俗易懂，乡亲们都喜欢听。为了帮助大家学习，他亲自刻写钢板，翻印《挺进报》和《土地法大纲》等文章，分发大家学习。在长期的农村工作中，陈以文练出了一双“铁脚板”。一次，他把油印好的《土地法大纲》送到梁山的荫平乡去，清早由垫江女中出发，九十里路只走六个小时，跟踪的特务还在沙坪关时，他却早就跑到特务前面很远了。连敌人的警察局长都说：“共产党里真有‘神行太保’，陈以文就是这样的人。”敌人把陈以文说得神乎其神，悬赏五百大洋买他的头颅。

(陈以文与其家人的照片)

1947年底，陈以文转移到虎(城)、南(岳)、大(树)活动，1948年初与邓照明、王敏等人发动和领导了“虎、南、大”武装暴动。因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劳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经常吐血，组织上和同志们都很关心他，他总是激动地说：“目前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快完蛋了，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工作，以实际行动迎接解放。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一切交给党，把一生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要不怕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吃点苦算什么，就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1948年春，忠、梁、垫边区工委成立，陈以文任书记，谭绪任副书记，活动在梁山的荫平、太平，垫江的普顺、周嘉，忠县的花桥、八德、金华、显周一带。主要是开辟农村工作，进行发展组织、统战策反、开展抗丁、抗粮、抗税的“三抗”等活动。陈以文、谭绪首先在梁山恢复了朱西元、程传锡等人的组织关系，同时发展邓积玉等为党员，在荫平、太平发展农翻会员和新青社员，壮大党的外围组织。而后陈以文又到垫江开辟新区，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和发展组织，组建武工队开展武装斗争。同时，积极做好统战工作。深入垫江的老龙洞，改造土匪游民头子徐厚美、李国奉。陈以文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深入匪穴，前去向徐、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劝其改恶从善。

本文作者(左一)及家人在红岩烈士事迹陈列室陈以文、楼阅强等烈士照片下合影(山玉之子摄)

1948年5月，陈以文根据工作需要，又和朱西元、刘辅高在花桥张如华家建立了联络点，由于张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又有文化，不久发展他加入了党组织。随后扩大了活动范围，相继在马灌、显周、同德、新立等地发展了一部分党员。并在同德乡罗俊初家、马灌马口河成儒鸿家、新立的董捷辕家等三处建立了联络站。陈以文经常奔波于同德、马灌、新立等地，指导工作，发展农翻会、新青社，在此基础上吸收优秀青年入党，壮大了党在农村的力量。

(本文作者在另一荆州籍烈士楼阅强遗像前山玉之子摄)

由于陈以文主持忠、梁、垫工委工作，在忠、梁、垫边区很活跃，敌人早就把他作为要犯通缉。当时，垫江县的敌警察局局长和重庆西南长官公署派去的特务专员，亲自拿着陈以文的照片，到处悬赏捉拿。

1948年12月下旬，陈以文在垫江周嘉场作统战工作时，被当地的特务邓乐群向西南长官公署派来的特务专员蒋述发告密。一天深夜，陈以文和朱麟在周嘉场檀树村陈帮文家中研究工作时，垫江警察局派出一个中队，将开会的地方团团围住，将陈以文、朱麟、陈帮文等逮捕，关在周嘉场乡公所。在乡公所和垫江县监狱里，特务专员蒋述发、警察局长贾竹中、县长谭俊明亲自审问，三天时间里用尽酷刑，敌人除了知道他是忠、梁、垫工委书记，其余一无所获。三天后，只好将陈以文等人，由蒋述发亲自押送重庆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

1948年12月31日，陈以文被关进“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楼上五号牢房。当难友们打听到他是忠、梁、垫边区工委负责人时，都围坐在他周围，倾听他讲述狱外解放战争的形势。陈以文向同志们讲了辽沈战役的胜利消息，山东主席王耀武被活捉的情况，他讲得绘声绘色，并把这些消息简明扼要用签子笔写在草纸上，通过“茅房新闻”向各牢房传播。

陈以文在狱中积极组织难友学理论、学文化，给大家讲哲学。陈以文身体不好，但从不叫苦，在狱中他的肺病复发，不告诉任何同志，把药让给别的难友，每天早上还坚持做“八段锦”锻炼身体。

(歌乐山下重庆社会各界参加纪念殉难烈士65周年祭扫活动山玉之子摄)

1949年11月14日傍晚，敌人借口转狱，进入男女牢房凶狠地点名提人。就在当天傍晚，陈以文和江竹筠、李青林、唐虚谷、蒋可然、王敏、朱麟等三十位同志被敌人秘密杀害于重庆电台岚垭。陈以文和难友们在壮烈的国际歌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声中英勇就义时，年仅26岁。

(本文系根据宋廉嗣的回忆，傅伯雍、张正祥、张正履文章，以及张如华、刘辅高等同志的材料、垫江县党史办资料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