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为什么废除租庸调制度，实行两税法改革？

唐朝为什么废除租庸调制度，实行两税法改革？

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与时俱进的唐朝税收改革，对后世也有影响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向唐德宗进言，建议实行一种新的税收制度，取代原来实行了四百多年的租庸调制。这引起了朝堂之上很大的争论。新税收制度与租庸调制有很大的不同。掌管赋税的官员认为旧制度不可以随便改变，不同意这个新税法的实行。但是唐德宗却力排众议，同意了宰相杨炎的想法。那么，唐德宗为什么不顾众人的反对，坚决实行新税法呢？

这是因为此时的唐王朝，刚刚平定安史之乱，内政外交极为困顿，国库空虚。唐德宗想要恢复唐朝的国力，就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而当务之急，就是增加国库收入。没有钱，就算是皇帝，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宰相杨炎提议的新税法，也就是两税法，对租庸调制在实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弥补，能够增加国库收入，帮助唐王朝稳定了民间百姓的秩序。

租庸调制的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立国，国库收入非常依赖农业的税收。在唐朝前中期，实行的是从南北朝沿袭下来的租庸调制。租庸调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在农业税收方面比较灵活，将土地充分利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受到百姓的支持。因此一度支撑了唐朝一百多年的对外扩张。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租庸调制在后期实行不下去，正是因为均田制的破坏。均田制是国家将战争导致的无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在唐朝建立之初，历经南北朝频繁战乱，国家掌握的土地比较多。实行均田制以后，国家将掌握的土地平均分配给了农民，国家也就没有了多余的土地。

唐朝安史之乱以前，国内稳定，根本就没有无主土地重新回到朝廷手中。只出不进，没有闲田的朝廷，自然无法再继续实行均田制。而分到田地的老百姓，自身有生老病死，土地需要由儿子平分，在遭遇疾病或者灾荒时，有可能需要卖田来维持生活。这些都会将大块土地变成小块土地，致使农民的收入减少。

再加上唐朝放宽了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导致土地兼并的盛行。租庸调制的缺点也就暴露出来，即实行时没有灵活性。土地变小与没有土地的农民，都需要承担相同的赋税，农民承担不起，就只有逃跑。按照国库税收锐减，唐王朝不得不制定出新的税收办法。

两税制的优点

宰相杨炎的新税法规定，所有的税收，都分在夏季和秋季征收。夏税的缴纳期限不能超过六月，秋季的交税期限不能超过十一月。分两季征收，也就是新税法被称为“两税制”的原因。

两税制废除了租庸调制中各项杂税的征收，简化为户税和地税。户税的征收，规定是凡是当地的居民，都要编入户籍，然后按照个人财产的多少进行征收，与年龄老幼都没有关系。商人流动性强，两税法就规定外来做生意但是没有加入当地户籍的人，按照他所有财产的三十分之一进行征收。

这样一来，就能够对商人的逃税行为，进行打击。地税的征收也有较大的改动，与租庸调制的固定数目不同，地税是根据田产的多少来进行征收。需要缴纳赋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的垦田数作为基准。这些针对租庸调制弊端的改革，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

除了在征收方式上有所变化，还有一个重大的改革，那就是提出了“量出制以入”，也就是先让有关部门计算出一年有可能的支出，再以这个支出总额，作为一年征税的数目，平均分摊到人口和土地上。这是为了防止贪官污吏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胡乱征税。虽然实行起来是还是按照“旧征数额“，但是也防止了一些不必要的征税。

总结

两税法实行灵活，比实施僵化的租庸调制，更能维护唐朝的统治。两税法改革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征收的项目变少了，也就了减少了征税的中间环节，让贪官污吏们没有可趁之机。地税根据土地的多少进行征收，农民的生活条件相对改善。户税的实施，即保障了对商人的征税，也让商人有了更大的活动自由。实际上，两税法的先进之处，还在于在其实行之后，历代王朝都是在两税法的基础上，制订赋税制度。

参考资料：《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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