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另一面：广州三元里抗英——只是一出“抗英神剧”

　　写进中学课本的三元里抗英，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一般描述中，三元里是近代史上伟大的反侵略斗争，由群众自发，同仇敌忾、抵御外敌，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爱国精神等等。

　　广州三元里，更树起了三元里人民抗英烈士纪念碑，又有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陈列馆，意义之重大，似不亚于后世抵抗侵略之重大战役。

　　大道理没错，不合情理，也不合常理，它其实是一场清朝为造势而宣传，到后来又走样了的抗英神剧。

　　流传甚广的版本，在广州郊外的小村庄三元里，窜入村中作恶的英军在雨中被痛扁，数万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与英军交战，打死打伤英军数百人，剩余英军团团围困，动弹不得，眼看有被全歼的危险。

　　可惜腐败的清王朝官员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到三元里驱散民众为英军解围，侵略军这才转危为安，免遭被全歼。

　　看到这，我几乎以为如果不是清朝官员腐败卖国解救出英军，鸦片战争就将以中国全胜而告终。

　　英军确实作恶。

　　英军作恶的行为是确有其事，虽然英方资料里称之为“征发”，然而登陆的英军既不愿舍近求远退回舰上搬运给养，身上也不会携带多余的金钱，要想让百姓主动给他们免费提供难度是极大的。对打了胜仗的军队而言这自然不是难事，所谓征发，其实也就是劫掠的美称。

　　还有“开棺暴骨”，在麦华生的《在华两年记》中对此有记录，这发生在广州城北的双山寺。

　　英军不是摸金校尉，他们更不懂分金定穴，毁墓开棺求财这种事成本也有点高。

　　双山寺是当地的外乡人暂存灵柩的地方，叶落归根是中国传统，在当地染病身亡的外乡人的棺椁暂存于此，很快将归葬故土。

　　要取财物，这种棺梓里欠奉，麦华生记载开棺动机是好奇似可信。但就中国来说，这种行为十恶不赦，激起公愤也就理所应当。

　　此外调戏妇女也确有其事，英方的报告中也有提及。

　　英军登陆劫掠并作恶，这点没有疑问，有疑问的在于其他几点。

　　在最重要的战果方面，水分大得离谱。

　　三元里之战版本颇多，梳理一下，都有白纸黑字，在广州清军统帅靖逆将军奕山的几道奏折里，和《中西纪事》、《南海县志》里都有记录不同版本，内容大同小异。

　　对于英军的损失，中方各种记录中出入较大，《中西纪事》中说“歼敌百余名，斩兵目二人”；奕山的奏折中更是自相矛盾，第一次说“杀死汉奸及黑白夷匪二百余名，内夷目二名”，第二次又成了“斩英军先锋霞毕及兵牟10余人”，第三次又成了汉奸和英军官兵一百余人被大雨冲没。

　　当地的记载也大致相似，水勇头目林福祥说的是歼敌二百余人，《南海县志》说得更加激昂：30日，英军大至，前来报复，民众十余万人与之战，斩其头领，歼敌数百人。

　　鸦片战争从1840年打到1842年，英军从广州一路推到南京城下，根据战后统计，阵亡在中国战场的人数是69人，其余都是水土不服染病身亡。

　　而在广州城外的小村庄三元里，英军就阵亡百人以上，各种版本中的最大数字竟达到了700人。如果做个横向对比，1842年3到4月清朝全国调兵发动的最大反击——浙东之战中，英军也不过阵亡4人，受伤20多人。鸦片战争中英军伤亡最重的镇江之战数据是死伤170余人，三元里之战的战绩注水与否一目了然。

　　事实是义律手下第一批英军只有4000之众，百人以上伤亡就是伤筋动骨，真有如此战果，英军早就要考虑撤军。

　　英军阵亡5-7人，受伤几十人，这是比较真实可信的数据，如实记录下来，这也是场不小的胜利。

　　对抗侵略是好事，牛皮如果吹得太大就过了头，就如抗日神剧的思维一般，英军如此好打，大清岂不是不用派遣正规军，地方上组织些义勇就能将他们赶下大海。

　　另外，还有抗英动机方面。

　　抗击侵略者是事实，不过要说百姓是否出于爱国之心，那可有点难说。

　　从一鸦到二鸦，百姓帮助列强军队的事并不少见，这点无须讳言。对于大部分不识字的百姓来说，不管是英军还是法军，作战对象又不是自己，只要不扰民，不劫掠，也就相当于路人，与自己又有何干。如果帮助路人能得到一些利益，于己也无损，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英军来到定海，附近的渔民用杨梅水果交换英国士兵的压缩饼干，逐渐发展到与英军做小买卖，为英国人搬运东西、伤员。英国船只途经沿海，都受到居民“很和蔼的接待”，仿佛他们不是来打仗的士兵，只是来做生意的商人。

　　在当时的农民看来，生活问题远比国家大义来得现实。

　　费孝通先生说：在理智上，农民向往寡欲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为乡村的一般心理。

　　实际上，当时老百姓没有，也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甚至对这场侵略是怎么一回事，也非常朦胧。

　　《三元里人民抗英史料》中记录了一位官员的话：彼百姓安知大义，不过因其论剑一妇人起衅，虽人众，直乌合耳。

　　1840年，大部分官员都搞不清楚英国到底是怎么回事，遑论世代生活于穷山僻壤的乡民。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还没有在那个时候，在乡民身上觉醒。

　　如果当时百姓都有如此之高的爱国觉悟，又哪容得到几千英军就能纵横南北。

　　所以用爱国来解释民众抗击英军，实在有点牵强，不如更实际地来说，民众是由于利益受到侵犯，而自发组织起的一场保卫家园的战斗。

　　说到三元里抗英，必然还要提到余保纯。

　　余保纯之于义勇，本该是解铃人之角色。

　　当时情况是英军与义民在越秀山四方炮台山脚下发生交战，由于天降大雨，影响到英军燧发枪射击并发生肉搏战，两方在这回合没有决出胜负，各自后退。

　　回到山上，英军指挥官郭富（又译卧乌古）发现有个连的马德拉斯土著步兵未归队，即派遣两个海军连携带雷击枪前往救援，这种枪是不怕雨的。

　　英军援兵找到该连，发现他们被数千义民包围，遂开枪驱散后掩护该连退回。

　　第二天中午，越来越多的义民聚集到了越秀山英军阵地四周，形成包围态势，计有15000人左右。

　　英军阵地自然是设防严密，有枪有炮，但粮食不多，义民要强攻必然死伤惨重，办法是围困英军，把他们饿死在阵地上。

　　如果真这么简单，英军就成了木头人，郭富派人通知奕山，若不停止此类敌对行动，先前达成的广州停战协定将不被认可，并不排除英军攻入广州的可能。

　　以清军之前表现出的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来看，英军如果下定决心攻占广州并非难事，况且清军已全部退入城内，城北的制高点已被清军占领，广州城巡抚衙门已被炮轰。若英军再次炮击下去，广州城内必不战自乱。

　　义勇自然不敢贸然进攻，英军也要考虑后果，双方一时僵持，余保纯的出现才是适当其时，消弭刀兵。

　　如果不撤怎么办，英军当然不会坐以待毙，海面军舰会派出援军，阵地的英军也可以发枪炮攻击，很可能酿成血案，广州也将被波及，撤退实为明智之举。

　　到了战后宣传里，成了英军已成瓮中之鳖，义勇已稳操胜券，如果不是余保纯前来，英军必不能化险为夷，很可能就此被歼灭。于是，余保纯也就成了汉奸形象，若非余保纯的劝解，英军将难以撤回。

　　避免血案，立下大功的余保纯，到头来却成了汉奸卖国贼。四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广东科举主考官，考生一致罢考，大呼“不考余汉奸试”！清廷迫于舆论压力，将他削职。

　　余保纯背了口不明不白的锅，这种事在清末直到民国也并不罕见，而余保纯又是幸运的，免职后还能回到家乡安度晚年。清末签了那么多条约，但凡谈判代表，总免不了被安上卖国贼的罪责，谴责容易，又有几人站在全局立场通盘考虑过对错。

　　又想到《绝命毒师》，老白和小白人生道路本非如此，一步一步莫名其妙被裹挟，恰如三元里抗英，在后人一步步神化之下，偏离本来面目。

　　小院之观

　　三元里抗英既没有那么辉煌，也没那么大意义，清政府如此宣传是为了造势，到了清朝灭亡，三元里抗英又走了样，被安上其他意义。

　　如今已过160多年，我们还是应该务实一点为好，君不见抗日神剧现在的评价。

　　要说保卫祖国，反抗侵略，鸦片战争中并不乏悲壮英勇的例子，如四川嘉绒的2000藏族远征军在浙东战役中誓死不降，全军覆没，无一归乡；乍浦之战、镇江之战清军纵然不敌，也是表现英勇。

　　与其拔高三元里抗英的意义，不如多介绍这些阵亡将士。在国难之际，无论民族，无关乎身份，总有为国威武不屈，舍死忘生之英雄，他们同样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