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卷七十一《樗里子甘茂列传》随笔
◆《日本新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读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一《樗里子甘茂列传》，第一个拦路虎应该是“樗”这个生僻汉字的发音。我查了一下，它的发音应该是“初”，是“臭椿树”的名字。怎么会成为人名，就搞不清楚了。同时，樗里子还是秦惠王的弟弟。问题是，“秦系王朝”都是姓“赢”的，怎么出来一个姓“樗”的呢？其实，这恰恰是秦系王朝非中原主流王朝的一种表现。难怪商鞅说在变法之前，秦国是“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变法以后才知道“男女之别”。
《樗里子甘茂列传》是战国时期秦国右丞相樗里子和左丞相甘茂的合传，结尾还附有甘茂的孙子、12岁成为丞相的甘罗的传记。有人说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丞相制度的出发点，到《明史》里面就只能看见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的“胡惟庸案”了，那是对中国丞相制度的终结。
比较樗里子和甘茂，最大的区别不是他们所具有的执政才能，而是他们所身处的执政环境。樗里子是秦惠王的弟弟，属于“皇亲”序列，自然得到不打折扣的充分信任。甘茂则是从官僚“熬”出来，受到各种怀疑，在一个没有充分信任的环境里工作，可谓是“要多难，有多难”。如果我们把樗里子和甘茂看作是中国丞相的“先人”，就可以看出丞相们是在信任与怀疑的政治生态中艰难地生存并运作政权的。这也是中国丞相制度的“痼疾”，传承了两千多年，不知道有多少丞相因此人头落地。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历史上，出任丞相的人，也就是踏上了一条政治生涯“不归路”的人。
有意思的是12岁甘罗“少年为相”的故事。今天的12岁，是小学六年级刚刚毕业的年龄，虽然已经初涉“政事”，懂得为追求胳膊臂章上的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而做一些里里外外的努力，却还是无缘“治国”的。但是，小甘罗或许是因为承接了祖父甘茂的“政治DNA”，居然以少年政治家的身姿出现在战国纷乱的历史舞台上，不得不让人感到这是一位“政治神童”。
尽管在司马迁的笔下有小甘罗出奇计让秦国得到十几座城池的“政绩”，但这种政治现象是违反大自然规律的，是非正常的，尽管有“奇”可述，但并不值得推崇。想一想“文革”时期一位小学五年级女生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竟然把中国的教育界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其本人也一时被称为“政治神童”。其实，那背后是有操盘的“政治黑手”。
也可能是因为有这样沉痛的教训，今天的中国不培养、不允许“政治神童”的出现。但是，只要人们在讨论历史的时候还对“政治神童”现象津津乐道，就会成为其产生的一种土壤。
至少，我是希望有悖于大自然规律的“政治神童”在中华大地上永远绝迹的。（2020年4月29日写于日本东京“丰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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