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霆雨露莫非天恩，“酎金失侯”的背后隐藏着汉武帝多少政治考量

西汉初年，国家内部实际上存在着三股势力互相竞争，皇室占据着血缘家族遗传下来的权威，地方诸侯王控制着大量的地方势力，军功贵族占据了行政部门，掌握权力上下流动的管道。这三方既合作也竞争，既互利互惠也勾心斗角，在汉初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格局与政治氛围。无论是高祖受诸侯拥戴登上皇位，还是陈平周勃等军功贵族剪除诸吕安定社稷，亦或是吴楚七国之乱的社会动荡。可以说汉代初年的每一桩大事都与这三个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皇帝，军功贵族和诸侯王共治天下的局面。不过这一局面在汉武帝时期被彻底打破，汉武帝凭借手中的皇权建立起来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威慑力，塑造了一个“朕即天下”的政治格局。“酎金失侯”事件就是汉武帝打击军功贵族集团的重要武器，这次事件后大量的军功贵族被削夺了列侯的爵位，从此在政坛失去了话语权。在汉武帝将这部分的权力收回之前，中央已经进一步实行了推恩令，使诸侯王的封地日益缩小，最后也无力和中央抗衡。汉武帝也因此实现了大权独揽，为他进一步开疆拓土南征北战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雷霆雨露莫非天恩，突如其来的“酎金失侯”

按照汉朝的制度，每位列侯都享有封地和食邑，并且子孙世袭代代相传，待遇不减。而按照规定，诸侯王和列侯都有义务每年向皇帝朝贡一定数量的黄金用于祭祀，这属于是一种传统的礼仪。据资料记载：

“汉文帝时规定，每年八月在首都长安祭高祖庙献酎饮酎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每千口俸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口的也是四两，由少府验收。酎金之制即由此产生。”

本来这只是朝廷的例行公事，由于各地诸侯王的户口众多，所以上交的黄金成色数量参差不齐，应当是属于官场的“潜规则”。每年的少府勘察黄金成色时也很有可能是放任自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其蒙混过关。可是熟料汉武帝突然发难，借此事大做文章。在汉元鼎五年，也就是汉武帝登基的第二十九年，汉武帝借口诸侯上贡的黄金成色不足，数量短缺，诸侯王削夺土地，列侯免国夺爵，总计有100余人被褫夺了爵位。从此之后，他们再也无法构成对于中央政权的威胁，汉武帝的各项措施也能够更为有效的施展。

实际上，这次事情的发生也曾经出现过苗头。在汉景帝末期，汉景帝以非常模糊的罪名诛杀了出将入相，功勋赫赫的条侯周亚夫。这就可以视为中央对于开汉功臣集团的不满，之后继任的丞相刘舍是楚汉相争时期倒向刘邦的项氏一族后人，建国后赐姓刘。在他之后，丞相一职就不再由功臣集团的子弟充任，而是改由皇帝的心腹和外戚担任。可见皇室对于军功贵族的不信任和其垄断行政权的反抗。文景之治后，皇室羽翼渐丰，国库日渐充盈。皇帝不再需要和贵族集团共享权力，他可以凭借着安稳的社会局面，将贵族真正变成臣子。毕竟在一个国家富足，社会稳定的时代，军功贵族的威望和影响力绝对不是皇帝诏令的对手。因而，周亚夫死于狱中，众位列侯被夺爵之后都没有激起剧烈的社会动荡。吴楚七国之乱这样的事情终究还是变为了历史的尘埃，不会再度上演。

酎金失侯之后的汉朝政坛

汉武帝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英明君主，在他执政期间，文治武功等多个方面都有非常伟大的举措。但考察其在位时期，对外战争可以分为明显的两个部分，其界限也基本上就是以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公元前111）为界限。第一阶段自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远征匈奴，持续段限在公元前133至公元前119年之间，这其中共有5次主动出击匈奴，各有胜负。第二阶段就是公元前109-公元前101年，是针对西域的军事作战，主要有李广利征讨大宛和西域诸国，以及政府征服闽越和朝鲜。这些战役都发生在酎金失侯事件之后，可以视作是汉武帝在消除了军功贵族势力之后的新一轮举措。

列侯被褫夺爵位，意味着列侯的土地和封邑将全部归于汉朝中央所有，这对于国家财政收入是很大的补充。按照西汉初年的制度，列侯的封地和食邑不纳入中央财政的范畴，在前期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列侯自行管理。不仅中央无法对于这些地方克以赋税，而且国家每一年还要大兴赏赐，列侯诸侯王都有份额。比如：

“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

吕后崩逝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

昭帝建昭四年，赐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钱、帛各有差。

宣帝五凤年间，皇太后赐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

这样大量的赏赐不仅是要笼络人心更是中央彰显姿态的重要举措，以确保中央皇室的尊严。可是长久以来，这样的活动就会增加中央的负担，因为国家的财力毕竟有限。在汉代，国家的财政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由大司农掌管的公共财政，另一个是由少府执掌的帝室财政。公共财政中包括了全国的赋税收入和各种专营物资的收益，政府日常的支出都是由这里负责。帝室财政则是皇室本身的园囿池沼和封地的收益，相当于皇室的私库，仅仅负责皇室的生活开支。而皇帝用于赏赐列侯，征战四方的支出也全部都要由公共财政负担，所以如果不开源节流，国家的经济必然紧张。

而在“酎金失侯”之后，国家内部不仅少了100余位列侯的开销，同时也有一百多个县的收入再度回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之中。在政治上皇帝的权威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再也没有军功贵族集团的掣肘和牵制。凭借军功耀武扬威的贵族逐渐被仰赖君王鼻息的外戚势力所取代，前者是与君王共治天下的狠角色，后者则是皇帝衣袖之下的奴仆。“朕即天下”的局面也是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的，皇帝的旨意通行无阻，大汉的战争机器又再一次隆隆作响。在酎金失侯当年的下半年（即元鼎五年）武帝就收复了南方的南越政权，之后又灭亡了东越。据资料记载：

“汉武帝元鼎五年春，南越国丞相吕嘉杀南越王、王太后及汉使，歼灭韩千秋军。是年秋，武帝遣路博德、杨仆等兵分五路沿水道征讨南越。元鼎六年冬，汉军攻克南越国都番禺，生擒南越王相吕嘉。南越亡。汉在南越设立南海，儋耳、珠奎、苍梧、玉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9郡。元鼎六年秋，武帝下令分兵征讨东越。至元封元年（前110年），各路汉军进至东越国境，原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杀余善降汉。武帝鉴于闽越地势险恶，其人又多次图谋反汉，诏命各路将领将当地民众迁徙到江、淮地区。闽越遂亡。至此，长期处于半割据状态的东越、南越地区，均归属汉朝，南边的疆域到达了越南的南部。”

在这之后的第三年，元封二年汉武帝出兵灭亡了卫氏朝鲜，设置了玄菟、乐浪、临屯、真番等四郡。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命令将军赵破奴击破姑师、楼兰等国，威震乌孙、大宛等西域诸国。七年后的太初四年，李广利率军出征大宛，这是汉武帝时最后的一次大规模对外战争，最终攻克了大宛，整个西域臣属大汉。

从中可以看出，汉武帝后半段的大规模战争似乎是以酎金失侯为起点开始的。在酎金失侯后，汉帝国再一次进入了战争模式，东征西讨，解除了汉朝东南、东北和西域的危机。一鼓作气，连着消灭了多个盘踞当地，经营多年的小政权，可以说的上是声威赫赫，威镇寰宇。也许是酎金失侯后，稳定的政治格局和充裕的战争经费催动了汉武帝进行了第二阶段战争的渴望。在这一时期，虽然没有了霍去病，但强悍的大汉铁骑横扫宇内。汉民族真正进入了称雄于东方的盛世时代。

汉武帝崩逝之后的大汉王朝就进入了昭宣中兴的岁月中。在这一时期，国家开始将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通过盐铁会议确立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但是对于诸侯王和列侯的态度却没有改变，这些人大多数都被严格的限制住，再难有作为。而汉初军功贵族集团的子弟，除了少数几家等以延续列侯的爵位外，大多数已经俨然是寻常百姓家，退出了汉朝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