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舞榭歌台”到“大漠边关”，“初唐四杰”的风雨人生（二）

——“初唐四杰”故事之二

“愧前耻后”——杨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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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650年－693年），字令明，华州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人。他幼年时聪明博学，文采出众。年仅九岁就参加了弟子举应试，名列前茅，被列为“神童”；十一岁时，被招录进了弘文馆（类似于皇家书院）等待朝廷任命。

没想到的是，这一“待”就是十六年。杨炯转眼间已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儿童，成长为一个满腹经纶的壮年人。期间，他曾创作《青苔赋》、《幽兰赋》，以表达自己渴望仕途而又怀才不遇的困苦之情。

上元三年（676），已年近三十的杨炯，终于迎来一次在京应制举的机会，得以补秘书省校书郎之职。但这仅仅是一个“雠校典籍（刊校文章）”的九品小官，对于少有抱负、心怀经国理想的杨炯来说，心理落差实在很大。

在秘书省里好不容易熬了六、七年之后，杨炯总算“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如愿迈入了仕途的“光明”大道。先是经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为崇文馆学士。翌年，又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正七品上），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

可以想象，杨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九品芝麻官”，一跃成为太子贴身的正七品官员，且还掌管东宫内务（有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的职权），内心兴奋时时溢于言表。

在一次受薛元超之邀的赏菊盛会上，他即兴创作了一篇《庭菊赋》，文中说“……伊纤茎之菲薄，荷君子之恩遇。不羡池水之芙蓉，愿比瑶山之桂树……”。一方面，借秋菊颂扬薛元超的高尚品德，另一方面，也流露出自己对薛元超的知遇之恩和感戴之情。

然而，好景不长。永淳三年（684），杨炯因受其伯父杨德干的儿子叛逆事件株连，于垂拱二年（686），被贬到四川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担任司法参军，结束了他在长安长达二十六年的安定生活。

四川任职期满后，杨炯返回了洛阳，被武则天委任了个教习官人书算之类的闲职。他虽满腹抑郁，但仍借机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可成为帝王的楷模。

唐如意元年（692），杨炯出任盈川（今浙江衢州）县令。到任后，亲政爱民，造福一方，深受百姓拥戴。一年后，杨炯卒于任上，被后人尊称为“杨盈川”。

杨炯为人性情耿直，恃才倨傲。当时，“初唐四杰”排名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据《旧唐书》载，杨炯对此很不服气，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意思就是说，排在卢照邻之前，觉得惭愧；但把我排在王勃后面，我是不服气的。

（未完待续，下期“愿作鸳鸯不羡仙”——卢照邻）

（熊建辉 文稿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