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一封通电，让康有为恼羞成怒，自此师徒二人交恶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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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与学生梁启超两人是我国清朝末年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一说起近代史，无论如何也绕不开这两位著名的大人物。

光绪十六年（1890年），已经是举人的梁启超第一次见到康有为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以前所学百无一用，很快就被康有为的论说所折服。于是，梁启超抛弃旧学，投入康门，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不甘心国家任人宰割，连夜写出一份一万八千多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并联合在京应试的上千名举人，将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请求光绪帝变法图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标志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从此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在经过数次与康有为、梁启超的见面交谈后，于6月11日，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轰轰烈烈的由维新派主导的“戊戌变法”由此开始。

但是，由于变法损害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因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当梁启超逃往日本的时候，孙中山等人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原本和老师康有为一样志在保皇、保为大清的梁启超也开始接受革命思想了，他也感觉到“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

当光绪帝被软禁的时候，康有为仍然对光绪帝抱有幻想，他曾说：“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唯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二月，隆裕太后代表幼儿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王朝覆灭。对此，作为保皇党领袖，康有为反对共和制，一直谋划为末代皇帝溥仪复位。

民国六年（1917年）6月，“辫帅”张勋率领十营辫子军攻入北京，联络康有为将十二岁的溥仪再次推上帝位，并将此年定为“宣统九年”，康有为因此功而被封为“弼德院”（清末仿日本枢密院新设立的国务顾问机关）副院长。

弟子梁启超得知老师康有为一手策划了复辟活动时，大失所望，他对外发出了一则通电：“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在这封通电里，梁启超直斥老师康有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有人担心这封通电一旦发出，他们师生二人的情谊可能会因此而破裂，但梁启超却回答说：“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果然，康有为看到弟子梁启超的这则通电，恼羞成怒，连骂梁启超为“贼梁启超”，还作诗加以指责：

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

在这首诗中，康有为不但将梁启超比作吃自己母亲的鸱枭[chī xiāo]和吃自己父亲的獍[jìng]（古书中说的一种类似虎豹的猛兽，生下来就吃生它的母兽），还将梁启超比作忘恩负义的逢蒙（逢蒙曾向后羿学习射箭，学成之后又将后羿射杀）。

梁启超不仅是发出一封通电，他还联系当时虽已经下野，但仍手握重兵的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出面组织起“讨逆军”，讨伐张勋，迅速终结了这场复辟闹剧。

总之，梁启超的这一封通电，令康梁师生情谊降到冰点。多年后，在众多同窗好友的多次调解下，师徒两人的关系才有所缓和。

1927年3月8日，康有为在上海过七十大寿，梁启超因公事繁忙，无法前往祝寿，但他托人送来了寿联和寿文，在文中，梁启超首先感谢老师对他的教诲之情，然后又对老师进行了一番赞赏，并把他比作孔子。康有为见文后十分高兴。

3月30日，康有为病逝于青岛，梁启超前去悼念，并写下悼文，即肯定了康有为早年所作的贡献，又委婉地批评了老师在复辟帝制上所犯的错误。

实际上，在那个国家危急存亡之际，思想、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哪一个人又不是多变的呢？

梁启超批评老师康有为由“维新派”变为“保皇派”，而梁启超又何尝不是呢？

梁启超的一生也在不停地转变：梁启超最早跟老师康有为是维新派的代表，也是保皇派的领袖，热衷于君主立宪；后来又倾向革命派，为此与康有为翻脸；后来又支持过孙中山、袁世凯，但后来又因为各种原因，还是与他们分道扬镳。

梁启超还有一句名言：“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