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之殇：蒙古大军能横扫中原，击破各个政权之谜

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春，蒙古贵族们在斡难河召开大会，铁木真正式登基成为蒙古帝国大汗，尊号“成吉思汗”。

这位人类历史上军功最盛的男人不会停止征伐的脚步，在之前一年，铁木真就三次攻夏，西夏在蒙古铁蹄下臣服，附蒙攻金。

即使如此，成吉思汗也没有放过西夏，1227年西夏终于被蒙古攻灭。

1211年起，成吉思汗发动伐金之战，他在1227年去世，继位的窝阔台继续伐金，1234年金朝灭亡。

夏、金亡后，蒙古攻势转向南宋，1235年蒙古大军就南侵，坚持抵抗43年后，1278年南宋灭亡。

梳理一下时间线的话，可以发现在面对蒙古攻势时，西夏、金、宋三国都是各自为战，三国中存活最久的南宋非但没有援助西夏和金，反而和蒙古结成同盟联蒙灭金。

表面来看，南宋和金朝、西夏都有积怨，靖康之耻更是挥之不去的痛。不救西夏，联蒙灭金都是正常情感上的反应。

如果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这其实与儒学思想有关。

从文化上看，西夏、金虽然是党项、女真建立的政权，但它们立国后的汉化进程从未停止。

西夏在李元昊时期就开始引入儒家经典，李元昊从小“通藩汉文字”，并命人将《尔雅》、《孝经》、《四言杂字》等译为西夏文。

李谅祚即位后，进一步在西夏推行汉化。1061年，李谅祚上书宋仁宗，请求“去藩仪，从汉仪”，“自言慕中国衣冠”。第二年，又上表求宋太宗御制的隶书石本，求此《九经》《唐史》《册府元龟》等典籍。

在此后的李乾顺和李仁孝在位时期，西夏的汉化进程也从未停止，李乾顺建国学，李仁孝建“大汗太学”，广建孔庙，尊孔子为文宣帝，施行儒家祭礼。

然而相比金朝，西夏的汉化还只能算小儿科。

完颜阿骨打在1115年建国，1125年金灭辽，1135年金熙宗完颜亶即位，他自幼受到汉文化熏陶，熟读《尚书》《论语》等儒家著作，登基后即开始推行汉化、提倡儒学，建立三省制的汉化官制，

1140年，金熙宗以孔子第四十九代孙孔 袭封衍圣公，两年后他亲自祭拜孔庙。

自金熙宗起，金朝历代皇帝继续尊孔，多次修缮孔庙，儒学圣地曲阜始终受到重视，女真贵族纷纷改汉姓、著汉服，“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大定以后，其文笔雄健，直继北宋诸贤”。

金世宗一度试图阻止金朝在汉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倡导学习女真字、女真语，但收效甚微，无法挽回女真汉化的速度。

如果您是个现代穿越者，穿越回金宋并立时期的金朝，不详细分辨的话，几乎会认为这就是南宋。南宋在当时事实上失去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在划淮河而至的政治现实下，金朝更能代表儒学的正统，对南宋而言这非常尴尬，也成为理学发展的重要背景。

儒学也就是儒教的思想方法，儒教和佛教、道教并称为三教，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汉武帝时期推行以来，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存在，始终占据思想体系主流地位。

儒教是不是宗教，其实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儒学是儒教的教学方法；儒家是儒教的文化产物，也是一个阶层；儒教也是一种信仰，它也是国家统治工具，所以儒教在许多方面是可以称之为宗教的。

那么问题来了，西夏、金、南宋，三国在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有了相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为何面对蒙古威胁时，三国非但没有彼此结成联盟，甚至还陷入长期内耗中呢。

这就与儒教本身有关。

儒教和儒学本身，是一种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并不能超越国家和民族性。它的核心教义是“忠君”，也即本国的臣民只要忠于自己的皇帝就可以了。儒教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帝王统治，在政治上为维护封建专制政体和等级制度服务。

对西夏、金、南宋来说，即使在文化价值核心上有趋同性，也无法减轻国家在利益方面的冲突。

如果相比其他宗教，能看得更清楚，比如蒙古西征时。

蒙古西征时的遇到的对手钦察人和阿兰人，都是东欧地区的游牧民族，都不是好惹的角色。阿兰人和钦察人在历史上不时发生冲突，积怨也颇深，但在蒙古大军西征时，两个民族组成了联军共同对抗蒙古。

联军被击败后，钦察人又逃入了罗斯国。在此之前，钦察人也经常入侵罗斯，罗斯人视之为仇人，时任罗斯大公莫诺马克还数次率兵与钦察人交战，两者似乎难共戴天。

然而蒙古大军的出现，让两者迅速搁置了旧怨，组成联军对抗蒙古大军。

在蒙古西征路上，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1223年9月，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率5万大军入侵罗斯诸公国的保加尔国，保加尔国王卡布杜拉和摩尔多瓦大公普加兹率联军迎战。

1238年，钦察人又和他们曾经的敌人匈牙利人组成联军。

1241年，蒙古入侵波兰时，国王亨利二世集结的军队除了波兰本国军队，还有附近的盟军，以及超过500名条顿骑士团成员。

波兰联军溃败后，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发文，号召整个基督教世界组织一支十字军帮助波兰。

总而言之，蒙古大军西征时，面对的往往不是单独一个国家的兵力，而是一个地区里数个国家组成的联军，而这些国家许多在不久之前还在彼此为敌。

回过头来看，这种情况在南宋、金、西夏之间从未出现。

把时间线上下移动，也能发现，自从儒教成为正统后，联军这个概念就在中原大地上远去了。

春秋战国时期，诸国间结盟是常事，即使素有仇怨的国家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也能结盟，不管是合纵还是连横，联军的例子屡见不鲜。

独尊儒术之后，联军再也不见。不管是分裂时期还是改朝换代，儒教意识形态下并立的政权，尽管从民族到文化上几无差别，却从来也不可能组成联军，更难以结成联盟。

再往后看，这样的例子其实在南明又重复了一次。李自成入北京逼死崇祯，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节节败退，清军的威胁这时对南京弘光政权已如芒刺在背。

然而朝廷的选择却是“联虏平寇”，听任多铎和阿济格完成夹击陕西后，再掉头来对付南京。

即使到了后来隆武和永历时期，对于是否要联合农民军抗清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大顺军余部改编成的忠贞营饱受排挤，从来没有受到过公正待遇。至于大西军余部，要不是孙可望兵力雄厚，通过手段控制了朝政，待遇和忠贞营也不会差太多。

回到蒙古帝国在世界四处征伐的时期。

在南宋、金、西夏之间，儒教即使不是占据意识形态主流，也都有重要位置，但它只是个政治工具，而没有超越国家和民族性。

而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教义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地理界线，所以在面对入侵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基督徒和穆斯林能结成联盟，儒家徒则很难做到这点，他们遵从的是忠君思想。

儒教是无神宗教，只能按血缘远近把人群分类，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血缘关系，因此难以形成合力。这样自然便于统治，便于统治者控制民众，所以统治者对儒教情有独钟，但在面对共同威胁时，儒教却无法成为一根凝聚的纽带。

因此，蒙古展露实力后，尽管三国都意识到它将成为以后最大的威胁，却都不会因为文化价值上的趋同性而暂时舍弃恩怨来结盟。

三国的关系就是这样，蒙古攻西夏，西夏向金国求救，金国却乘火打劫；蒙古攻金，金却先想“取偿于宋”，又想和宋结盟；南宋朝廷虽然对于“联金抗蒙”还是“联蒙灭金”有过长期争论，但从来也没有过助金的实质性举动，更多的是想在观望中让局势自己来决定，这可以说是儒家思想局限性的方面。

于是，独尊儒教、尊崇儒教、推行儒教的国家都失败了，在元朝一统天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代表失败者文化的儒学沉寂下来，不被统治者重视。总体而言，儒教、儒学和儒士在元朝是颇为不得志的。

当然，不论什么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儒家思想在民众和统治阶层中拥有深厚的基础，它对封建君主巩固自身统治具有巨大作用。所以不重视儒教的元朝很快也失败了，明太祖仍然需要儒教，需要民众忠顺，国家报以仁爱，就如一个具有浓厚亲情的和睦的大家庭。这种国家政治结构,作为一种理想和追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政治导向作用。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作为国家政治结构的粘合剂,尽管它还存在种种不足,却制约着社会道德观念中黑暗与堕落的力量,对社会机体的健康发展也起着平衡作用。

因此，明清之际，儒教、儒学、儒家依然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居于封建社会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