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艺术电影成片的艰辛之路

作者按

电影都是从一个编剧或者导演的小小的想法，经历过团队创作者的无数次选择、淘洗、修剪、培养，灌注着所有剧组人员的策略、技术和合作，成长为拥有自己的生命和风格的作品。最后作品要到观众眼前，还需要电影工作者精心的设计电影流通的路线。拍电影的过程成为电影电影人的一部分，电影人的人生，也成为电影的一部分。

《回南天》是高鸣导演的第一部剧情长片，由黄旭峰、王磊担任制片人。这不但是高鸣导演与工厂大门影业的首次合作，影片也集结了诸多国内优秀的电影创作者，诸如监制万玛才旦、耿军，编剧刘兵，摄影指导大塚龙治、剪辑指导廖庆松等。影片的国际发行也得到由谢萌领衔的赤角Rediance鼎力协助。

对这样一部作品的创作进行观察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在看完《回南天》之后，最想知道的是他们如何将一个拍片的想法，做成一部有血有肉的成片，并让导演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就能够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与全世界的电影工作者、观众见面。

本文希望了解《回南天》从创意到成片的成长历程，对于观众，以及对想要开始拍摄长片的电影创作者来说，能够成为一次鲜活的观察与启发。如果你还没有看过《回南天》，那么请继续阅读下去，这是一篇没有很多涉及电影故事本身内容的采访稿。这段故事不仅是《回南天》从一个人的创意到一群人的创作的过程，也是一部艺术电影新作如何在当下国内电影环境和气候中成长的缩影。。

我在鹿特丹电影节期间有幸见到了导演高鸣，制片人王磊和男主角演员黄宇聪。我们默契的决定，将采访从电影内容转移到电影的创作。聊一聊电影成型之前，之中和之后的故事。故事共有三段：相遇。相信。相成。

而近期，《回南天》又作为唯一一部华语片入围了全州电影节国际比赛单元，祝福影片取得好成绩。相信，当疫情缓解后，这部影片很快就将与国内观众见面，敬请期待。（李佩泽，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博士生）

导演高鸣遇到《回南天》制片人王磊和编剧老师刘兵老师

导演（高鸣）跟制片人（王磊）是如何相遇的呢？只有你们遇到了，才会有今天的《回南天》。

王磊：第一次认识是2010年，我在深圳大学做纪录片巡展。那时候深圳拍纪录片的作者不多。他（高鸣导演）的《排骨》出来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在北京的一个展映上看到了这部片。在那次深大的纪录片放映之后，一起喝酒，就认识了，是深圳的另外一位重要的纪录片作者郭熙志导演介绍的，他本身也是深大教电影的教授。

第二次见面2013年2月份，我从北京搬到深圳工作，我们恰好在一个园区上班。后来，在我单位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个影展，叫做“举重若轻”艺术电影展映计划，做了四年，差不多放映了100多场艺术电影，以独立制作的电影为主。他经常来看。

我们跟观众都是朋友，也很亲近，常常聚餐，这样聊电影的机会就多了。咱们两个人的口味还很接近。另外，我喜欢喝茶，高鸣导演也是个老茶客，没事我们就互相约喝茶，这样就特别熟了。

高鸣：“独立电影”电影人是跟亲人一样的。

王磊：对，本身圈子很小，小到大家的作品彼此都看过或者知道，人倒是未必立马就见了，看了作品，就自然生了一种交流的欲望。

高鸣：“独立电影”人有一个特点，如果互相认同彼此的作品，就会很自然走在一起，惺惺相惜，但也直言不讳。磊哥以前在CNEX（CNEX纪录片基金会北京办公室）工作，这个机构对整个中国的“独立电影”是有贡献的。还有，我跟磊哥对电影的感受总是惊人的相似。

做完纪录片《排骨》之后（我那时已经在做生意），说实话，我心里一直在惦记着要拍电影，生意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有一段日子，我和家人、同事尽量不说拍电影的事情，免得勾起念想。朋友们也不问我纪录片的事情，问了也尴尬。直到磊哥在深圳的第四年。有一天，他来喝茶，问到我：“我觉得你做的两个片子（短片《阿松》、纪录片《排骨》）都很好，为什么你不继续创作？”

我一直很想做电影，每次有了想法，一转念又飘过了，那时候，没有那种动力跟目标，“要不我给你监控吧”。王磊那时候这么和我说。

《排骨》剧照

王磊：做“举重若轻”艺术电影计划的时候，很多人会跟我说，我在拍，我在写剧本。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给我看过他们写的完整的剧本。我就跟高鸣说，你五月一号（2016年）交剧本我就开始干（制片人）。

高鸣：再早一点，我转发过一则吴天明基金戛纳制片人培训班的信息给磊哥，建议他去做制片人。电影圈急需好的制片人。我觉得他很适合做这类工作，他善于和人打交道。他跟我说，五月一号要交剧本，我说我试试，结果，我一天不差就把剧本发给他了。

我把那段时间的个人情绪和之前观察对人的困惑融在剧本中。每个人都有人生困境，每个人都有难以对人启齿的一面，那种不可言说恰恰是电影里很有意思的东西。磊哥对电影很有直觉，他也觉得有意思。他看完《回南天》第一稿剧本后觉得有戏，也给了我修改意见。这是很好的开始。

后来我又写。其实，剧本的第一稿叫《乐园》，后来叫《乒乓》，再后来才叫《回南天》，《回南天》这个名字是写第三稿时候自动浮起来的，那是一种突然被抓住的感觉：“回南天”带来的气韵与我要写的人物的那种暗沉感觉特别契合。磊哥说，这个名字好！一步一步，越来越接近电影现在成片的样子。

《回南天》剧照

王磊：看剧本之前，我读过高鸣导演写的一篇文章，发在《电影作者》上，文章叫《童年·往事》，写的是他小时候喜欢电影的回忆和二十年前刚来深圳住 “城中村”的经历。我也住过城中村，读完同感强烈。

他是学美术出身，我是自学文学和电影（大学专业是学经济学），学科背景、知识背景完全不一样，年龄也有距离，但是当我们一起进城中村的时候，对那种城中村里弥漫的气息，感受如此相同，那种抓人东西，一下就撞了过来，当我们彼此分享时，惊人般的相似。在剧本写作阶段，我们就开始勘景了。2017年去First电影节提案，我和导演提炼了一个概念，形容这种城中村空间，叫“空间褶皱”。

高鸣：北京有一个“现象工作室”，朱日坤主办的。我和《排骨》参加的第一个影展是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朱日坤后来也加入到《排骨》上来，成为我当时的制片人。他编过一本杂志叫《电影札记》。他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但后来杂志没出来，最后，文章发表在由纪录片导演鬼叔中主编的2015年那期《电影作者》上。

鬼叔中导演给我写了约稿信，过了3个月投稿截止日那天我才看到信，我就把文章交了，还好没耽误。要不王磊也看不到我的那篇文章，他说写得很生动，是好东西，所以他鼓励我继续写。这也是合作的缘分吧。

《排骨》剧照

高鸣：剧本写到第三稿，我就跟刘兵老师写信，请他指点。我和刘兵老师是2006年那次在合肥认识的。我一起参加了第一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写信给刘老师时，他给我回了信，说很开心看到我重新在写作，他的大概意思是:“动手就有希望。” 他希望我一直做下去，也说了他认为剧本有问题的地方。

我回了信，问他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做。他说，只要能帮得到你，什么方式都没有问题。后来我每次写完就给他和王磊来看，一点一点，两年时间，我一共改了16稿。

我们这样的电影，剧本不太好写，用空间情绪跟氛围去结构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稍微弄的不好，就很容易脱钩，剧本的视点众多，对演员也是很大的挑战。

《回南天》在First青年电影节走出第一步

高鸣：到第四稿的时候（2017年3月），我确认让王磊做《回南天》的制片人，他也同意了。但磊哥当时有个工作变动，去了北京，在一家电影公司上班，所以只能以私人身份和业余时间来做。有一天，他和我说，能不能把剧本送到First电影节创投会去，我说当然可以啊，于是就报了名。

后来，初选选上了，我又来北京，和磊哥一起做初选陈述，幸运，被组委会选入了最终入围12个项目的名单，获得了去7月份去西宁提案的机会，再后来感谢组委会和创投评审们，给了我们一个“猫眼影业新力量支持奖”，我们是六个现金奖中的一个，一万美金，还有两个非现金奖（后期服务那种）。

当时，大致过程就是，组委会先从收到的700个剧本中，初选30个，复选再从30个里面选12个，12个里评8个项目得奖。那届创投评审主席曹保平老师对剧本的空间氛围的营造和建构表达了赞赏。

拿了奖，就给了我们继续下去的信心，当然也堵住了退路，没有不做出来的借口了（笑）。之后，渐渐的，大家就都知道了这个项目。我们继续改剧本，同时进行立项、融资、选角等前期的筹备工作。2017年6月15日正式开机。

拍了一个月。拍完之后，开始做剪辑等后期工作，又送了2019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WIP（制作中项目创投，我们拿了WIP优秀后期项目奖）和平遥国际电影节的WIP，后期弄完，拿到龙标，就来了鹿特丹。

副导演俞鉴凡和演员黄宇聪和陈宣宇的加入

高鸣：2018年初，我就跟磊哥说：“今年就一定要拍了”，我很怕时间久了，人倦怠了，就做不出来了。3月份的时候，我们开始筹备，包含剧组人员的搭建、复景，选角，做美术方案，和摄影指导商量拍摄方案。

4月份选好了演员，我让他们来深圳体验生活。那时剧组的主创已经搭建得差不多，如演员、摄影指导、美术、道具等都来了，我们住在一起。我边改剧本，边让演员体验生活，进入角色。白天，大家各忙各的工作，晚上，我组织一起看电影。当时，我找了一些参考片给大家看。

选演员的过程很有意思。那时，我在招聘演员的通稿前写了一段我个人对电影的理解，很多看过这段话的人都有共情，那是我对电影特别私人又真实的体会。这个文字也吸引了不少演员来递资料。

黄宇聪：比如我。

高鸣：每个人对电影的爱旁人都能看见，也会变成联系的纽带。

我们通过“奇遇电影”和“声色现场”公号发布了一则演员招募的信息，一个星期时间，收到了600多份演员的资料。我把这些资料分类， 从中选出男演员10位， 女演员10位，然后给他们发邮件，同时发的还有我给演员出的试卷，一共三页纸，几十个题目。

我要通过这个方式，了解我选的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对电影的直觉、对电影知识的储备如何，对表演的个人态度等。我还让演员拍一段日常生活的视频给我，以便我了解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又是一轮筛选，最后，我们从10男10女中选了3个男演员和3个女演员，通知他们到深圳集合。

我用了三天两夜的时间，考察他们。每一天，都安排好了具体的功课。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围读剧本，之后紧接着任务时让他们各自去村里面（拍摄地的城中村白石洲）观察体验，用两、三小时在村里感受，完了，再回到这个“家里”（电影中杜鹃的家和园园呆的地方）。

我对他们说：“ 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和手段， 我希望看到你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变成电影中的那个角色。“这是我考察他们的感受能力，行动能力，应变能力的必修课。晚上，我找了几个参考片，每晚一场，放完之后，就和他们聊，你是剧组的哪个部门，你就去聊电影的那个部分，比如美术部门就聊美术，摄影部门聊摄影,演员聊表演等。

电影是我精选的，大家一起畅聊，我也大致知道他们对电影的理解度在哪里，这个过程很有效。第二天的功课，是排演和试拍剧本里的三场内容，六位演员交叉搭戏，每一位男演员都要跟每一位女演员搭一场戏。

交叉搭戏的是什么感受，他们当场就要分享出来。第二天的下午，我又让候选的演员各自选一场自己最有感觉的戏，再演一场。这些功课的设置，让我对演员的具体情况有大的掌握了。

黄宇聪：第二天，导演让我们去寻找角色，我挺懵的，我睡醒之后，就去菜市场里面逛。我想，我要是小东，得买点什么回家吧。回到家，一开门，我看到陈宣宇（片中的女主演）就在门口，我就跟她使了眼色，把买的西瓜递给他，我说，切了吧，她就切了给我吃，也没多说什么。那一刻，突然我们就开始演了。

从一开始的普通对话，到产生争吵，到我把她抓紧抱到房间里，都非常自然的一环一环的接了下去，就这样串了4场戏，我就觉得，我跟这个演员（陈宣宇）之间是很有默契的。瞬间就体验到导演说的，不要去演戏，尝试着成为这个人感觉。陈宣宇在这方便帮了我很多。

高鸣：他们两个跟我心目中的暗合点是契合的。

当时，聪聪是我选择的三个男演员里面的第二人选。第三天，我让男演员们学猴戏，我要看到他们对猴戏（戏曲招式）的领悟力。当时的第一人选，是我找的一个戏曲剧团里一个小孩，他挺棒的，猴戏演的很好，也是不怎么说话的那种，“绵绵”的，没有什么生机的人。我的人物设定，是需要那种状态的。剧本中小东的状态，就是想要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我第一人选是那个演猴戏的演员。

我当时公布结果时候，我也很坦诚的和聪聪说了这些，我说我觉得你形象和感受都很好，唯一缺陷就是短时间要把猴戏学好不容易，我只能给他第二名。他听完说：“ 导演，没关系，我还是会时刻准备着。你交代我的所有要做事情，我都在做，也会一直做下去，直到你电影开拍，万一要是第一名没了呢，我不是还有机会。”果然给他说中了， 那个演猴戏的演员因为档期的关系，来不了，所以聪聪就自然变成了第一。

王磊：选角的时候，我不在现场，导演把他选的情况都同步给我了，我没有干涉导演具体选谁，放心让导演自己选他心目中最好的。在看完试拍视频后，对导演选的男演员第一名，我有了不同的看法，我和导演通电话，很直接的把看法告诉了他。后来，第一名也出了状况，来不了了，也就算了。

高鸣：在这件事情上，让我也明白一个道理，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机会没到最后都不算完,还有就是做人做事心态真的很重要。机会是给每一个人留的。后来，我就选了这两个人（黄宇聪和陈宣宇），他们的档期也可以配合我。定好了之后，他们就进入到体验生活的环节。

高鸣：这时候，他俩就开始“讨厌”我。（笑）

前三天，我没有表达任何意见，就是看他们怎么生活，他们活成了真的恋爱的样子。看起来好甜蜜。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我戏里人物要什么状态（围读完剧本，我就收回了,我不想他们对剧本有固化的印象)。他们以为就是正常情侣恋爱的样子。我知道我需要打破他们，给他们生活中的难受，让他们不要活在舒适的区域，慢慢靠近我设定的人物的状态。

黄宇聪：就是，现实中，杜鹃（陈宣宇）真的住在片中的那个逼仄的城中村房子里，那个地方也没有热水器，洗澡也只能冷水（高鸣：深圳洗冷水倒不会生病），洗衣机和蚊帐也没有。蚊子把她的腿咬的满是包，晚上都不能睡觉。白天，她还要去导演找的花店学插花，也没有电梯，上楼，要爬楼梯，那个房子是高层。深夜，虫子都跑出来了。马桶很脏。就这样，我和杜鹃开始接成一个讨厌导演的联盟，结果，我俩感情变得越来越好。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逐渐被磨去了原有的棱角。

高鸣：戏中，小东和杜鹃的城中村的生活经验，是来自我早年来深圳的生活经验。我那时就住城中村，他说的这些，我有特别多的体验。那时候，我们就这么过来了。

剧本设定的角色是跟他们所处的实际年代有差距，相比而言，我们这一代，在那种艰苦条件下过来的人，会有一些索取的欲望，但是他们就见惯不惯，也不缺啥，比较淡漠。所以，要演好剧中的角色，就是要变成设定的那个样子。因此，我要打破他们内心的平衡，首先就要从生活上入手。

王磊：男、女主角跟电影里的角色是有代际差的，他们是不太理解城中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聪聪补充说：“你知道吗，导演。楼下的洗衣机只要三百块诶。”）他们这一代人和角色有时间上的距离，角色的那种生活经验，需要他们在体验生活的时更靠近。所以，体验生活对两位来说是一种“折磨”。

高鸣：这种折磨让两位演员感觉不好了， 然后他们就“讨厌”我，越讨厌我，我越“折磨”他们。这两个演员肯定特别生我的气，觉得我这样“折磨”他俩。杜鹃（陈宣宇）被蚊子咬了一天， 来找我要蚊帐，我说没有，也不可以有蚊帐，就这样被蚊子咬了一星期之后，她哭了来找我，求我给她蚊帐。（笑）慢慢他们就变成开始有心理褶皱了,开始人物的代入感越来越强。

本来，小东每天要骑着电动车送杜鹃去花店上班，后来我发现杜鹃不要他送了，自己坐地铁去，小东也三天没来看杜鹃。小东也开始生杜鹃的气，开始“互相伤害”。我问杜鹃，怎么不要小东送了，小东怎么也不来了，她说我们吵架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小东就是个小气鬼。我觉得体验得差不多了，就让制片部门给他们预定酒店，戏差不多可以开了。

我们的戏和角色，需要这种生活的日常感，又不能那么亲密，需要有点疏离感的。这部戏，不是那种大喜大悲的戏，遇到困境的时候，不是立即就发作的那种激烈，大多时候，是角色在默默承受。有一些苦，在心里说不出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闸，关着，出不来的。

高鸣：我这里要重点说下我们的副导演鉴凡。鉴凡是香港浸会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对影像很有感觉，这种感觉是与他的知识储备有关系，当然也和他的性格有关系。他很内敛，敏锐。

我们是在First电影节创投的时候认识的，他是去参加贝拉塔尔导演主持的那届电影训练营，和胡波是同一届的。他们要在两三天里，拍一个短片，电影节安排集中汇报展映，他的片子叫《我拍不出午餐》，我很喜欢他电影中呈现出来的那种应变力。我和制片人去看了，完了，我们就聊了下，加了微信，我顺嘴提了一下，《回南天》拿了创投奖，正想找个副导演。鉴凡说：“要做的时候你和我联系，如果档期没问题就没问题啊”。

中间，鉴凡给我打过电话，问什么时候开机，他说，如果你需要的话，他可以来做副导演。当时，我有点顾虑，觉得副导演要有现场控制能力。因此，副导演一职直到了临开拍前的一个月，都还没确定。有一天下午，我跟聪聪聊天，聪聪（黄宇聪和俞鉴凡是好朋友）问我为什么（副导演）还没确定，我和他说，我想定鉴凡，但鉴凡可能性格太柔了，我怕他控制不住现场。

结果，聪聪说，鉴凡在现场可猛了，完全可以控制得了，他在现场和他日常完全是两个人。听完聪聪这话我马上就上屋顶天台上给鉴凡打电话，电话里，他和我说，鸣哥，我已经接了一个纪录片剪辑的活，档期可能有一些问题。我把剧组的筹备情况和他讲了。我说，请你务必来帮我。鉴凡说，好，我抓紧时间完成手头上的活，争取来帮你。这样我就定下了他。果然，他干完剪辑的活立马就来了剧组，一点没耽误。

他来了以后，做了很多工作。他对我说，导演，你就安心去想你的创作，事务性的事让我来处理好了。然后他一直任劳任怨，整个拍摄期间，鉴凡给了我一个非常强的心里支撑点。我第一次做导演，在现场，我还是个新导演啊。有时候是很脆弱、很无助的，创作的压力、各种焦虑不断来袭。鉴凡他是那种从前到后都在支持我的人。我特别感激他。

《回南天》的下一步是？导演，您的下一部作品呢？

高鸣：《回南天》下一步计划还是走国际电影节，替影片负责国际发行的团队赤角Rediance在具体做。一部电影的完成和未来的命运，不但得益于创作者的辛勤劳作，也得益于团队的有效组合搭配、发行策略的完善。这方面我们和制片人、工厂大门影业的黄旭峰意见非常默契。峰哥和他的团队对影片帮助重大。

对于《回南天》来说，我们一起搭配了优秀的国际发行团队、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策略，先从国际电影节起步、攻略国际发行、再在国内电影节首映、布局国内发行。直至将影片送到观众面前，完成一部电影的使命。

新的剧本我已经在写了。但什么时候能做 ,还是看机缘。听说有人拿着剧本去找一位电影界的前辈，急切希望他能助力他做出新的作品，哪位前辈只说了一句话：“做电影，需要一种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