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步入近代之前的两千多年间，中国的边患多是从北方而来。匈奴、柔然、突厥、鲜卑、蒙古等，北亚恍如兵工厂一样，源源不断将勇武好战的游牧部落推向长城以南。
在抵御北方的入侵当中，有的王朝遭到灭国，而有的坚挺到了最后，但不论结局如何，农耕民族都要在这一方向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因此我们很容易生出这样的疑惑，为什么边患不是从东、西、南三个方向而来呢？
其实严格来说，除了北方以外的东、西、南三个方向并非没有外来威胁，但与正北蒙古高原带来的军事压力相比不值一提。在周朝诸侯割据的时候，匈奴同样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但即便实力不济，这些尚未完全游牧化的部落就已经开始对华夏农耕区发起了进攻。为了应对来自北方的骚扰，秦、赵、燕三个诸侯国不得不各自修筑长城以图自保。大秦统一中国前后，匈奴同样实现了内部的兼并重组，为此始皇帝甚至派遣30万大军作为抵御后者南下的屏障。
进入汉朝之后，威胁同样从北方而来，高祖至文景不敌匈奴而采取和亲，但从武帝以后便主动出击。在卫霍大军的夹攻下，匈奴不得不远遁漠北，这是农耕对游牧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自此华夏保持着对匈奴的优势长达数百年，而长期受到压制的匈奴也终在历经东汉、三国之后的晋朝爆发强烈反弹。五胡中除羌族以外，匈奴、鲜卑、羯、氐都与秦汉时期的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复仇性质的乱战最终造成中原汉地十室九空，长江以北尸横遍野。
隋唐统一中华之后，突厥再度成为华夏民族的心腹大患，以唐太宗之文韬武略甚至也不得不与突厥订立“渭水之盟”。随后的辽、宋、金、夏并立时代，蒙古成为多数亚欧大陆国家挥之不去的共同噩梦，最终在崖山一战中被蒙元大军彻底灭国。
元朝可能是所有朝代中唯一没有北方边患的异类，那是因为元朝本身就是游牧民族所建，它没有理由自己防自己。至于明代则基本成为宋代的翻版，区别只在于最后入主中原的是满族，而不是蒙古。
进入清朝以后，前半期着力的重点仍然是蒙古人，因为准噶尔汗国带来的威胁如芒在背。不过后期的中国似乎摆脱了上述延续两千多年的怪圈，因为更加强大的敌人来自海上。从以上脉络当中不难看出“北患”对中国伤害之大，而相比之下东、西、南三个方向之所以相对安全，则是得益于自然环境的恩赐。从地图上看，东面是茫茫大海，在西方列强完成近代工业革命以前，基本不可能有任何力量能够从这一方向进入中国腹地。当然从后续的历史来看，完成工业化以后，欧洲带来的威胁远远大于先前的游牧民族。
西部越过河西走廊之后便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在古代几乎不可能供一支规模化的部队安然通过，故而耶律大石在西迁之后虽数次想要返回中原同金人一较高下，却始终不能如愿。西南是巍峨高耸的青藏高原，那里空气稀薄、条件恶劣，尽管在唐宋两代诞生过强盛的吐蕃帝国，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其对中原王朝构成的威胁随着蒙古人的入侵而宣告终止。
南方岭南历来是热带雨林、毒虫、瘴气汇集之地，而东南亚的土著们在技术水平上完全不能与华夏相提并论，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与其说南方雨林保护了华夏不被入侵，倒不如说阻止了中原民族的扩张。
北方内蒙古高原与蒙古高原之间，有一个戈壁沙漠，面积约130万平方公里。北方游牧民族强盛时，单于廷一般设在戈壁沙漠以南，气势弱的时期又逃到戈壁沙漠以北。
尽管北方边患持续了数千年，但终有消亡的一天，原因就在于火器技术的进步。随着火药在军事上的大规模运用，游牧民族恍惚一夜之间放下了刀剑，竟然变得能歌善舞起来。或许我们本就是一家，在相互敌对了千年之后终要坐下来共享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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