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什么写文要用奇怪的文言文，说话却正常呢？

语文是个独特而神奇的存在，可惜很少有人了解这两个字蕴含的文化意味。

语文课我们都是上过的，但“语文”为什么是“语文”，却是个大问题。语文，在我们所学的科目中，是最独特的存在。其他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多来自西方，而且名字就非常清晰，数学来自希腊语，研究关于数的一切，物理学研究物质运动规律和结构。只有语文，是中国的，非常中国化，但表意似乎又不是那么清晰。按照数学、物理的这种学科命名逻辑，根本解释不清楚它。

如果说，语文是关于文字之类的，那么文学这个词完全可以概括。如果是关于语言的，那应该跟“英语”一样，叫“汉语”。

但，在中国，这就叫语文。之所以这么叫，有很深的文化意义，因为这跟中国文化的发展关系非小。

中国所谓的语文，其实至少包括三层意思，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化。合起来就叫语文。

但可以说的更清晰一点。在古文中，大多是单字表意的，比如“所以”，在文言文中，“所”，有独自的意思，“以”又有独自的意思；“因为”，因是因，为是为。二者是分开。并非像现代词语那样，“所以”、“因为”就是一个词，双字表示一个意思。

语文也是如此。语，就是语言，文，指的是文字。

也就是说，语文是一个综合学科。

而且，其发展是一个很有趣且复杂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语言是和文字分开的，说话归说话，古人说话，未必比我们复杂。你去读《水浒传》，潘金莲骂起人来，跟我们村的泼妇也没啥区别。但是古人写文章，却比我们复杂，有一套单独的方式，这就是令很多人头疼的“文言文”。

也就是说，古人们说一套，写一套。

这中间大有玄机。跟汉字和语言的发展有关系。

雍正皇帝批折子，也常说俗语

一般人总是认为，文字就是把说的话写出来，就是文字。其实并非这样。在古代，语言和文字是存在很大的分歧的。

而且这分歧是不断变化的，一边分歧，一边减少分歧，追求统一。

汉字是一个一个造出来的。而且古人多造单字，后来却又把单音语变成复音，如果文字再要增加，只增加复音的词，字并不再增加。春秋战国是中国造字最多的时代。

因为文字跟不上语言变化了，需要更多的文字来表示语言。以前人们并不流行写作，诗歌可以民间传唱，但要写起来，还得“诗官”出马，《诗经》就是如此。至于教化人民，需要书文，那么有专门的人负责，以天子的名义作文，因为只有天子有作书之权，有教化人民之能。其他人没什么资格。比如《尚书》，只不过当时政府的文件而已，主要是“记言”，《尚书》中《牧誓》就是周武王伐纣，在牧野发表的演说，誓师。《召诰》，就是召公要去洛阳再建都，让周公把自己的话禀告周武王 。

后来的情况就变了，孔子修《春秋》，有点坏规矩，所以孔子自己也心下惴惴，感叹：“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不知道这事情做对了还是做错了。

大概从那时期起，能作书的人多了，而且也不限于资格，孔子能做史官做的事，别人自然也能做。而且诸子百家争鸣，要付诸文字，就需要大量的文字。造字就多了。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即便如此，汉字也还不够他们用。孔子曾就就感叹文字不够用。不够用怎么办？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这是《论语》中的话，说明史书也有很多字缺了，因为口中的语言能表达意思，文字却跟不上，没那么多字，当然无法用字表达出来，只有缺着。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缺的字还要去请教人，其实只是孔子揣测，并不准确，没有的字，去请教人也是没有，请教有什么用。

裨补缺漏的只有一个办法，造字！让更多的汉字来表达人们语言更多的意思。

以前人们交流的话并非很多，狩猎时，甚至不需要说话，打手势就能看懂——身体语言也是汉字象形的启蒙。

但现在情形变了，人们的语言复杂了，要表达的意思非常多，要把这意思用文字表达出来，那就需要更多的汉字。

这就说明，在古代，文字和语言是分开的。

文字只是为了表达语言的意思——因为要写下来——才有的。

而且，即便文字也不是非常统一，意思也不完全统一，字形也常常各搞各的，春秋战国，“文字异形”（见《说文解字》）。

所以秦始皇来了个“书同文”。文字意思和形貌，需要统一，大家写一样的文字，这样才能令行禁止，不然作为统一的国家，政府发个文件，很多地方的人看不懂，或者因为所知的字的意思不一样而理解有偏差，可不就尴尬了？

当然了，在战国之前已经有的文字，意思确定的，就不必再改，主要统一的是各国各地新造的字。

但语言无法一下子统一，即便是秦始皇也做不到。我们现在这么发达，想完全让大家都说普通话，也是很难的。所以，各地还是有各自的说话风格和方式，方言是一直存在的。秦始皇也不会管你说什么话，不管是“蛮语”还是“鸟语”，无所谓了，颁布的律法条文政令之类各地的管理者能认识就行，你们自去传达给百姓 。

但字的发展，决不能一个意思造一个字，那把识字的人得累死。所以汉字有很多一字多义，甚至音义相同的字。

这样发展下去，汉字跟语言的分歧就会越来越大，收拾不住。那就把语言从单音变成复音（非汉语拼音的音），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要增加，那就增加复音词，往上造词就可以了，却不必一定要造字了。

这是非常聪明的办法，古人智慧，非同一般。否则，现在我们将有识不完的字。但现在认识一两千个字，足够读书写文章。

总的变化是，语言越来越复杂，因为人越来越多，人会的越来越多，要用嘴巴表达的意思越来越多。文字却是从繁复往简单变化。以前有些字，早都不见了。

比如一些特指的字。古人把三岁的牛，八岁的马，看成一个标准。牛三岁了，是壮劳力，说起来容易，张开嘴直接说这个牛三岁了。但写出来，要特指，就非常难。

原本汉字里还有专门一个字表示牛三岁，写成“犙”（sān）；马八岁，写成“马八”（读bā，这个字打不出来，单个字像是马字旁一个“川”字去掉最后一竖）；比如“驷马难追”的“驷”，就是四匹马拉车，很清晰。

写出来都很清晰，说起来就分不清了，是在说“三”呢，还是在说“犙”？

但这是我们看字典，看《说文》得出的读音，其实用这两个字的人，不会这样说，因为语言跟文字是分开的，文字是为了表示语言意思的。

所以，“犙”写起来，就是这个字，说出口，就是“牛三岁”。“马八岁”同理。

但这种字没必要存在，慢慢的也就淘汰了。别说现代人不用了，古人早都不用了。这是为了尽量语言与文字统一而做的努力。

文字的往前发展，要比语言的发展慢的多。这个都不用到古代找例子，现代的例子就很明显。我们说话，可以说很多形式的话，网络上的流行词语，我们都可以说，但要是写成文字，比如写一篇文章，很多还是不会去用的。

文字是需要磨炼和淘汰的，语言上发挥出来的字词语，如果一直使用率很高，过一段时间，汉字里面就会纳入。这也是文字往简单方向发展的一个例子。

古人操作，跟我们现代差不了多少。所以，古代说话和写文是分开的。

说话自然说，写文却用一个独特的体例——文言文。

朝代不断向前，文言文中也不断纳入当时的俗语、高频字词。比如唐之前的人没有雕版印刷，那么“雕版”这个词就不会出现，唐代要用，要做记录，写文章，那就得纳入文字体系，虽然这是一个词。宋代有活字印刷，木头做活字，那就是“木活”，以前的人就不会用，宋代需要用，用的多，就纳入文字。宋代人爱称“官人”，以前人不这样称呼，这是宋的流行语，连皇帝都称“官家”，那这种字词，就会纳入文字使用。

这种语文发展的历程，任何时代都有，只要汉字存在，就不会消失。现代汉语也不断在吸收字词，“科学”、“民主”等词，也是舶来词，最初人们口头上说，最后纳入文字，我们现在谁都写。

当然了，到后来有了汉语拼音，汉字还借鉴学习了字母文字的好处，把语言中的音素分析出来，把音素制成字母，再把字母拼成文字。

这并不一定合适，就像学英语，不会读，把英文单词的读法写成汉字拼起来读。跟真正的英语读法还是区别很大的。用字母拼音读汉字也是如此。至少不是文字自然发生的变化。好处是，识字容易了，扫盲非常快。

但统一读音跟统一语音完全是两回事儿。

语音统一之后，对文字认识是很快的，但想靠语音统一来统一读音，根本不可能，因为这是用文字去 统一语言。不配套。语言是活的，最嘴巴可以不停的说，说出来可能动听无比，但正完全把语言写成文字，根本看不下去，各种语气词、停顿、说话习惯都在里面，非常影响文字语句的顺畅。不用多解释，你把现在人随意聊天的语音转化成文字，就知道出入非常大。统一读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现在实行的推广普通话的办法。

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要弄两套班子，语言是语言，文字是文字，要写文言文。

而我们要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不可能独立起来单独学，只能综合起来，设立一个学科，叫“语文”。“语言”和“文字”放在一起学，相互借鉴，相互启发，互为辅助。“语文”二字，所包含的东西可谓博大精深了。古代教育，主要学科，就是“语文”。这并不影响他们发展其他的学科，造桥，可以造赵州桥；炼药，可以出火药；指南针照样能出来。

而这一切的发展，所凭借的，还是“语文”。《九章算术》，写出来，跟文言文也没区别。谁说“语文”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