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曲艺老人回忆周总理的两段讲话

曹宝禄先生晚年在北大勺园留学生公寓录像单弦《武十回》

我是个艺人，在旧社会干我们这一行都属于下九流，不仅受人卑视，而且经常遭受那些有钱有势人们的侮辱和地痞、流氓们的欺压。

1949年1月，一声春雷北平解放了，这惊天动地的变化，震撼着亿万老百姓的心。1月31日解放大军进城的那天，我也参加到欢迎的群众行列里，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高喊：“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的口号，把前一阵子在围城期间，那种惶恐不安的心情一扫而光。可是共产党、解放军到底对老百姓怎么样，我却不得而知，后来看到解放军的战士向邻居家借些日常生活用的什物，总是很有礼貌地叫声“大娘”或“大爷”，用完以后，洗擦得干干净净送还，还说一声：“谢谢您!”才走，这是我当时活了30多岁的人，经历过几个时代，看见过多少当兵的，从来没有见过的，使我感到他们和蔼可亲。

不久，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部旧剧科的同志来找我，因为我是原北平曲艺公会的理事长，他们见到我非常客气地向我交待了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方针政策，要求我们艺人团结起来，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为党的文艺工作做出贡献。还讲了许多鼓励我的话，并且告诉我：为了提高文艺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军管会文艺部准备组织“戏曲讲习班”，把京剧、评剧、曲艺、杂技的演员们组织到一起，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我听他称呼我们为“文艺工作者”。我感到这个名词很新鲜而又亲切，他们走了以后，我反复琢磨，我从14岁学徒到解放前，十多年来社会上都叫我是“唱单弦的”或“唱大鼓的”、“卖艺的”，从来没有听见过“文艺工作者”这样称呼我们，还让我们学习党的文艺政策……所有这一切，使我感到我们艺人真要翻身了，今后不再受人歧视、污辱了。

1949年8月初，“北平市戏曲、曲艺讲习班”正式成立了。学员们不仅是北平的京、评剧和曲艺、杂技界的演员，而且天津市的很多演员也来参加学习，共有500多名学员，这么多各剧种的演员欢聚一堂，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每个人都抱着想知道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和对各种戏剧如何进行改造，特别是对艺人的前途如何安排和改造的心情而来的。我们曲艺演员，都担心将来是不是还要曲艺？开学以后，我们听田汉、欧阳予倩、马少波、王亚平、张梦庚、李伯钊、王颉竹这些领导同志给我们讲课，他们除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外，田汉同志给我们讲了《艺人的道路》，王亚平同志讲《旧艺人应该怎样换脑筋》、马少波同志讲《戏曲的前途》。

每次听完他们的讲课，大家便分组进行讨论，绝大多数同志在发言时，都结合着自己亲身经历，谈自己的思想认识，过去认为在旧社会受压迫是“命中注定”，是自己的“命”不好，还有的暴露了自己来参加学习之初，是想混个“毕业证书”，将来好搭班演戏的错误想法。通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大家不但解除了许多思想顾虑，而且提高了政治觉悟，认清了今天我们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工农兵服务的，不再是给那些有钱有势的官僚、阔佬们开心取乐的卖艺人。大家都感到自己的前途光明，有奔头了。

我记得欧阳予倩先生在讲《京剧应该怎样才能和时代发展相结合》时，他引用了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代表会》上的讲话中一段话，周恩来同志说：“以前是爱好他们（指京剧演员）而侮辱他们，如今我们要爱好他们，就要尊重他们……”我听了这段话以后，当时就情不自禁地哭了。我立刻掏出笔记本，把它记在上面，散会以后，在我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我们艺人也受到人尊重了!”当时的情景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永生难忘。讲习班结业后，大家分别回到自己原来的班子里演出。不久，成立了“北京市京剧、评剧、曲艺分会联合会。”

我和顾荣甫、尹福来、关学增、魏喜奎、孙砚琴、快手刘、沈德元、宋志成、吴长宝等人，组织起“群艺社”。大家推举我担任社长，我们这个班子是自给自足、自负盈亏。组织起来以后由于没有演出场地，我到军管会文艺部，要求把前门箭楼上原来的“大众电影院”租给我们，作为发展新曲艺的阵地，文艺部同意了。我们自己动手修理内部，筹备开幕，很快便开始演出了。票价为人民币壹角，因为我们演唱的段子，都是自编自演的新段子，所以政府特予免税，因此，我们的营业收入，除去很少的开支外，每隔三天大家分一次钱，不分大小份，一律平均分配，拿同样多的钱。当时很受观众欢迎。每天上座率保持百分之八九十，演员们的情绪很高，后来白凤鸣同志也参加演唱，他还自编自唱一个《庆祝1950年》的京韵大鼓的新唱段。

1950年3月，北京市文艺处副处长王松声同志对我说：“现在政府正在着手修整北京的历史文物，箭楼是属于保护的重点古建筑，要我们迁移到西单牌楼“进康游艺社去演。”我们便转到进康，继续演唱新曲艺。当时我们演出的新节目中最受观众欢迎的是《新婚姻法》、《破除迷信》等。

1950年，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文艺处旧剧科的刘乃崇同志来找我，他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就要召开了，有些文艺团体将在会上演出些新节目，京剧团、评剧团都准备了，你们曲艺是不是拿些新节目，参加会演？”我想了想，当时演唱新段子，差不多大家都听过了，要拿就得拿没有唱过的新段子，可是手下没有。忽然想起老解放区有不少别的剧种的唱段，能否移植过来，加以修改，进行演唱？

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向刘乃崇同志提出，他听了表示同意，他回去以后，很快给我们找来一些剧本。我们大家看了以后，共同研究决定把《大生产》改为单弦唱段，《平英坟》和《两个下场》改为北京琴书唱段，《李大成救火》改为唐山调唱段，《解放军横过小西天》改为梅花调唱段，分别由我和顾荣甫、尹福来、魏喜奎、关学增、花小宝演唱。后来史若虚同志，根据解放军渡过长江的一段英雄事迹，编写了一段《三勇士推破船》的唱段，这段唱词写得十分生动感人，经胡宝钧同志整理，改为京韵大鼓，由新岚云同志演唱。

除以上节目外，我们又联合杂技演员，增添了快手刘的“戏法”、王桂英的《抖空竹》、王玉四的“飞叉”、宋慧玲的“毽子”等十几个节目。经过文艺处的审查，他们非常满意，大家便着手排练，在排练中都很积极，昼夜不停地进行排练，一致表示拿这些新节目，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作为献给全国各地各文艺工作者的“见面礼”。

演出前两天，刘乃崇同志通知我，演出地点在灯市口“建国东堂”，只演一场。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演出的那天，各地文工团的代表们都来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个人都精神饱满，在场上发挥得很好，博得全场同志们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新岚云演唱的京韵大鼓《三勇士推破船》，她运用高亢嘹亮的嗓音，结合段子情节和人物的感情，在京韵旧的唱腔基础上，创造出很多激昂、雄壮的新腔，并且运用某些适合段子内容情节和人物身份的表演动作，表现出三位英雄人物，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气质。唱得十分传神，给人以格调高雅、气势磅礴的感觉，唱到精彩之处，常被掌声所淹没。

当她唱到：“蒋介石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和谈……”这句唱词时，台下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而且经久不息，我在后台听着感到奇怪，为什么掌声不停？我走近侧幕，偷偷地向前台看，只见很多观众，一边鼓掌，一边笑着回过头去，望着楼上西面的“包厢”，我当时以为可能有首长在楼上观看，当演出结束以后，演员连谢三四次幕，观众还在鼓掌不肯散去，每个演员到后台都非常激动。当刘乃崇同志来到后台，我问他：“方才新岚云唱到：“蒋介石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和谈……”那句时，为什么观众都往楼上西边那个“包厢”看？是那位首长在那里？”他笑着告诉我说：“那个包厢里坐的是张治中、邵力子几位和谈代表。”我才恍然大悟，大家听了也都笑了起来。刘乃崇同志又说：“你们今天演出的成绩很好，领导同志们和各地代表们都很满意，领导要我告诉你们，再演两场，至于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你们要做好准备……”同志们听了以后，愈发地激动。

相隔半个月的时间，刘乃崇同志来通知我们：“最近几天就要演出了，地点是中南海怀仁堂，至于哪天，等确定后再通知你们，时间是早8点集合。”我问他：“演员同志们那天穿什么服装?”他说：“最好是穿制服，不知大家有没有?”因为那时刚刚解放，演员们绝大部分男同志穿中式大褂，女同志穿着旗袍。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我们全穿制服，你不用管了。”他说：“来得及吗?”我说：“我去想办法吧。”他走后，我立刻到曲艺公会借了一笔钱，买了几匹灰布，随后找了几处熟悉的成衣铺，给每人量尺寸做制服，男同志每人一套中山服，女同志每人一套列宁服。工料费由个人负责支付，结果三天全部做好。

演出的那天早晨，我们都在中南海西门集合，整整齐齐地列队进入怀仁堂。服务人员引我们在东北角的“曲艺席”就座。然后每人发一个面包、两根冰棍，作为“早餐”。各地文工团陆续入场各就各位。演出开始，先由各地文工团表演“小歌剧”、“舞蹈”、“唱歌”等节目，最后是曲艺节目，首先由连阔如同志说了段新评书《夜渡乌江》，他以自己充沛的气力，旺盛的精神的特长，快速而有节奏地讲述了红军长征中夜渡乌江的英雄事迹，他还配合着说，模拟红军英雄人物，不畏天险、不怕牺牲、敢与狂风巨浪搏击的动作，给人以神完气足、火爆有力、酣畅淋漓、磅礴澎湃的感受。他整整说了一个多小时，但观众并不觉得时间长，而且个个聚精会神地在欣赏他的表演。他说完以后，观众一阵又一阵地鼓掌欢迎。

下午4时，突然全场观众站了起来，望着入口处鼓掌，我也站了起来看，原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来了。他走上舞台，向大家招手致意连声向大家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请坐……”大家坐好以后，周总理很风趣地说：“请同志们把口袋打开。”我听了一怔，打什么口袋？打开口袋干什么？我看看左左右右的同志们都没有口袋，坐在那里静听。后来我才醒悟过来，总理的意思是让大家把他说的话装进去。他手里什么也没有拿，便滔滔不绝地对大家讲述了当时国内、国际形势，讲得非常细致，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知识渊博，洞察形势的阅历丰富，剖情析理，引人入胜，有时还夹杂一两句很幽默的风趣话。

最后他对同志们说：“现在有很多文工团的演员同志们，要求领导给他们买钢琴，大提琴、小提琴、洋鼓、洋号……这些乐器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可是目前还不能发给你们，因为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我们的财政经济能力还不充裕，因此，我们祖国传统的乐器，大锣、大鼓还不能丢掉，还需要用它，这几天开会，你们也看到了北京曲艺界同志们的演出了，你们要向他们学习（他边说边用手指着我们曲艺席这边）。他们中间有的同志只用一把弦子，有的用一面鼓，就唱了起来，北平刚刚解放几个月的功夫，他们就排练出那么多新节目来，这个成绩很了不起啊！（我们听了，大家都感到非常光荣）方才连阔如同志说的那段《评书》，他只用一块方木头，往桌上一拍，就讲起红军长征中《夜渡乌江》的故事，受到你们的欢迎。可见曲艺是一支轻骑尖兵（顿时全场同志们，都向我们曲艺席鼓掌）。希望你们每支文艺队伍，都要向北京曲艺这支轻骑兵学习……”

周总理整整讲了3个多小时，大家听着既感人又动听。会后，我们感到周总理的讲话，对我们曲艺演员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散会后很多文工团的领导同志们向我们“取经”。他们回到自己的岗位以后，都相继组织起“曲艺小组”。我们离开中南海在回来的路上，顾荣甫、关学增、花小宝都说：“我们曲艺大有前途，不能辜负周总理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啊!”。

不久，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文工团的负责同志，来找我，要求我给他们请一位曲艺教师，我便把王万芳先生介绍到他们那里任教（王万芳先生是现在著名话剧演员，杜澎同志的老师）。后来杜澎同志对新曲艺的发展，做了不少贡献，特别是在解放初期，“反窃电运动”、“宣传新婚姻法”、“三五反运动”以至抗美援朝我们曲艺大队赴朝慰问志愿军等运动中，他写了很多新段子，比如我在朝鲜慰问演出中所唱的《四支枪》新段子，就是杜澎同志写的。新曲艺工作，在周总理讲话后，迅速地在全国各地蓬勃地发展起来，得到各地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