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字记载最长的董永传说 揭开了流传二千多年的文化密码

　　编注

　　董永传说最早载于西汉刘向的《孝子传》。相传董永卖身葬父，孝行感天，七仙女下凡与之婚配；七仙女日夜织锦还债，将董永三年工期缩为百日；天上玉帝查出七仙女私自下凡，降旨七仙女返回天庭，夫妻就此诀别……2006年，董永传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部在中华大地上流传了近2000年的董永传说，是中华“孝”文化的经典。近日，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公布2020年度最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成果评审结果，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研究成果——《董永传说在西南的传播与认同》被评为优秀成果，这是2020年我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作品。

　　这个家喻户晓的《天仙配》故事，怎么会时隔多年又有新的研究成果？这部彝文《董永记》与汉族流传久远的董永行孝的故事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找到了云南省民语委普学旺教授研究团队，为大家揭晓这本彝文《董永记》的与众不同。

　　据介绍，这一项目历经5年，研究人员先后翻阅了大量的典籍，进行了多次的实地考察，《董永记》研究成果32万字。

　　起源

　　传说源自汉代山东

　　大家都知道，董永传说源自汉代山东，后被树为“二十四孝”之一，董永也作为中国“孝子”的形象在中华大地传播，并远传日本、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

　　董永传说载体形式多样，有出土文物、传世文献与民俗传承等多种传播途径。考古方面，汉代壁画和墓葬石刻与唐代敦煌宝卷是重要的例证；传世文献方面，涉及纯文学、俗文学的大部分领域如诗歌、小说、戏剧等；民俗传承方面，山东存有董永墓，有“汉孝子董永之墓”石碑，在董家庄曾有“董公庙”。

　　据介绍，旧时董家庄一带逢年过节，都要在董公庙和董永墓前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除了山东，湖北与江苏亦以认董永作桑梓为荣，湖北孝感仍存董永墓。而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镇清代戏台存有“仙姬送子”木雕。

　　此外，董永传说还是瓷器、漆器、年画、剪纸等手工艺品的重要表现内容。董永传说在发展演进过程中一直兼收博蓄，并随着时间与地域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在中华大地流传近二千年而不衰。

　　据可查资料显示，董永传说传入云南与汉族移民入迁云南有关，汉族移民是董永传说在云南的早期传播者。从传播形式看，董永传说在云南的传播有口传、文传、戏剧等多种形式；从内容看，由于这些汉族移民来自于内地不同地区，从而使云南的董永传说内容具有了同中有异、相互交织而丰富多彩的特点。

　　发现

　　彝文珍本《董永记》

　　彝文《董永记》是如何被发现的呢？普学旺介绍说，“当时我还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工作，2008年10月的一天，我们在整理一批数年前委托他人收集自新平县的彝文古籍时，发现了彝文《董永记》。”

　　“书看上去古朴典雅，是用麻布作护封，内页为绵纸，线订卷轴装，书本有248页，全书用彝文传统五言句式书写，有11000余行60000余字，当时心中隐隐约约觉得这本书肯定是本难得一见的好书。”说起当时发现这本书的经过时，普学旺教授研究团队甚是喜悦。

　　清代彝文董永记

　　《董永传说在西南的传播与认同》于2014年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立项，省民语委普学旺教授团队对董永传说在彝族地区的流传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通过收集调查董永传说口传文本、彝文传本……并与关于董永的各种汉文传本比较，发现彝文《董永记》是目前所见董永传说最长的文本，具有诸多研究价值。

　　“这部彝文《董永记》堪称董永传说的精品。”普学旺教授研究团队介绍，彝文起源历史已达数千年以上，也是中华大地的古老文字之一。由于各地彝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加上彝族内部方言的不断分化，流传至今的各地彝文及其文献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彝文古籍虽同祖同宗却相互难以释读。因而，随社会发展形态的不同，各地彝族对汉文典籍及汉文化的关注和译介也出现了较大差异。如保存彝族本体文化较为完整的北部方言彝族地区，至今未发现译自汉文典籍的彝文作品。以贵州为主的东部方言彝族地区则因与汉文化交流较早，从而出现了编译自汉文典籍的《凤凰记》《赛特阿育》（注：董永传说的汉文翻译）等彝文典籍。云南武定、禄劝等地彝族与汉文化交流较早，因而在明代就用木刻印刷译自道教典籍《太上感应篇》的彝文《劝善经》。而云南南部彝族地区因较早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形态，并较早进入农耕时代，因而，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就翻译汉文历书，将中华先民创造的二十四节气引入滇南彝族地区，以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相较于其他彝族地区，云南南部方言彝族编译自汉文典籍的彝文作品较多，其中包括彝文《董永记》等作品。

　　民国抄本董永记

　　普学旺教授研究团队介绍说，“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云南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曾对其境内的彝文古籍蕴存情况进行普查，并在该县老厂乡发现彝文抄本《天仙配》（实为《董永记》），但其文本价值未引起相关部门重视。直到2008年10月我们发现了彝文《董永记》并让它重放光彩，2010年6月，经国家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评审并报国务院批准，此书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内容

　　六大章节推动研究纵深发展

　　“因《董永记》用古彝文书写，能够识读的人不多。对其流传背景、异本情况、传播路径、文本源、文献价值等尚无人进行过系统的调查、搜集、整理和研究。”项目组成员刘琳介绍说，课题研究项目对近年在云南新平县发现的彝文珍本《董永记》进行专题搜集、整理和研究，并以此梳理成六个章节进行研究。

　　据刘琳介绍，第一章是“彝文《董永记》的田野镜像”。通过多种在云南各地流传的代表性口传董永传说，对其源头进行梳理，发现由于历史上云南汉族来自内地不同地方，云南口传董永传说具有同中有异、相互交织而丰富多彩的特点。发现彝文董永传说不同抄本有贵州黔西北彝文《赛特阿育》、云南新平彝文《董永记》清代抄本和民国抄本、台湾傅斯年图书馆彝文《董永卖身》，而董永传说彝文传本主要有3种译本4种抄本，各具特色，而以新平县彝文《董永记》最具研究价值。

　　第二章是“彝文《董永记》的文本源”。从文献学角度，第一次对全国董永传说主要汉文传本进行了分类，发现董永传说文本可分为东部文本和西部文本两大类，并具5大差异和不同特征。经研究发现彝文《董永记》的产生与云南汉、彝族文化交往交流密不可分，明清时期云南汉文唱书《大孝记》是其源头，第一次厘清了彝文《董永记》的文本源。

　　第三章是“彝文《董永记》的变化”。专题研究从汉文唱书《大孝记》到彝文《董永记》所产生的“变化”情况，发现彝文《董永记》主要有“彝化”“情节细化”“情节增设”等三种变化特点。

　　第四章是“彝文《董永记》的校勘整理”。普学旺教授研究团队以民国抄本《董永记》为蓝本，以清代抄本《董永记》为母本逐字逐句进行校勘，对民国本“误字”“脱句”和清抄本“脱句”进行校理，以重构彝文《董永记》本来面目，这是对彝文《董永记》进行的第一次校勘，在彝文古籍翻译整理史上实不多见。

　　第五章是“彝文《董永记》的传播路径”。省民语委普学旺教授团队对从汉族董永传说到彝文《董永记》的传播路径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董永传说传入彝族地区与明清时期在这一地区开采银矿铜矿有关联，它随汉族人口大量涌入矿区而得以传播到彝族地区，第一次厘清了彝文《董永记》的传播路径。

　　第六章是“彝文《董永记》与汉文唱书《大孝记》”。将彝文《董永记》校勘整理本进行汉译，呈现《董永记》最新汉译完整文本；同时将新发现清代汉文唱书《大孝记》与民国本进行校理，呈现《大孝记》最新校理文本。

　　“这项研究成果，有望推动董永传说研究向纵深发展。”刘琳说，这个课题项目采用了田野调查法、文献查阅法、综合归纳法等多种研究方法，涉及人类学、传播学、文献学、校勘学、文学、文化翻译学等学科领域。先后公开发表阶段性研究成果论文4篇，计9万余字，其中一篇在《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发表，有3万字，公开出版阶段性译注成果《董永记》，约90万字，合计99万字。

　　不同

　　彝、汉文本体现不同民族文学创造

　　据介绍，课题组研究的彝文《董永记》的文本源与流传于云南的汉文唱书《大孝记》有关。但在从汉文唱书《大孝记》到彝文《董永记》的过程中，彝文《董永记》通过对原文部分内容融入彝族文化色彩，以及情节细化和情节增设等艺术手段，彝文《董永记》发生了诸多变化，并由此构成其特色和艺术魅力。

　　首先是彝文《董永记》的彝族文化色彩。《董永记》的“引子”首先追溯了天地日月的起源，回顾了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并将“从独眼人到竖眼人再到横眼人”的彝族人类进化观植入其间，然后述说彝族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彝族味”十足。其中，对七仙女美貌的描摹刻画，汉文《大孝记》和彝文《董永记》亦有较大差异，并各具本民族文化色彩。彝文《董永记》对七仙女服饰、容颜、身段和体态的刻画，体现了彝族的审美观。用“盘龙”“酒曲”“嫩笋”“白蛹”“秀竹”和“凤鸣”等作喻体，充溢着浓郁的彝族文化色彩。《董永记》中摒弃了《大孝记》中“三寸金莲”一说，符合彝族妇女不缠足的传统习俗。

　　又如《大孝记》和《董永记》都渲染了仙女们所织锦缎的美丽。彝文《董永记》对三匹锦缎图案的描写，呈现出浓厚的彝族文化内涵。如“天字号”中织有“策更资”“勿阿玛”“葛木兹”“黑朵芳”“史冲毕”“六毕圣”“俄兹俄”“哩怒普”“萨塞若”“尼兹色”“铁贝吉”“怒木兹”“尼木番”“吐木铁”“捏木埂”等诸多彝族神话中的天神；“地字号”中织有彝族执管阴间事务的诸神“共罗呆”“阴间毕摩阿罗”“支尼杰阿支”和“勿元阿佐尼”等，并将彝族民众熟知的雉鸡、鹌鹑、白鹇、鹧鸪以及猛虎、豹子、麂子、獐子、猴子等都织在锦缎上，生动再现了彝族的神灵世界和社会生活场景。彝文《董永记》正是这样彰显彝族文化色彩，它使得彝族民众对文本内容更加喜闻乐见，并在传播与流布的过程中，使文本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

　　其次是彝文《董永记》的情节细化。彝文《董永记》令人印象最深的是描写较为细腻、生动与传神，这得益于对文本情节的细化。现存董永传说汉文传本可分为三类情节模式，第一类传本以“行孝——孝感——遇仙——织锦——还债——分别”为情节结构；第二类传本在第一类基础上增加了“得官（或中状元）——另娶——仙女送子——寻母”的情节；第三类传本则在第二类基础上增加了“献神书——除瘟疫——受封赏”的情节。彝文《董永记》则在第三类传本基础上增加了“主仆认亲”“七仙女治无赖”“阁老选婿”“太白金星查访”“重礼谢恩师”“解囊济乡民”“封神”等情节。

　　另外，彝文《董永记》用增设情节丰富升华文本内容。其中，彝文本最后有“升天封神仙”一节，乃是彝文《董永记》中出现的最为明显的增设。查阅历代董永传说，这一章节为彝文《董永记》所独有，这是彝文《董永记》对董永传说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创新与拓展。

　　评说

　　不同民族文化观念对“孝”的趋同性

　　“彝族唱本（董永记）幸得有普学旺等学者加以译注，从而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中国各民族文学相互交融滲透的窗户，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存在着一部董永故事文本在不同民族中转换的事实。由此事实我们还可以推测，类似的同一故事在不同民族以不同的语言转换传播的文学事实或许还有不少，例如哈斯宝就曾经将《红楼梦》转换成蒙古文。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现象，显示出中华各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影响的内在规律，需要我们给予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朱万曙说。

　　据项目课题组研究人员介绍，比较彝、汉两种董永故事文本，还发现，同故事的不同民族转换体现着不同民族文学创造。就董永故事而言，汉族无疑是故事起源和不断丰富的创造主体，但彝族唱本进一步丰富了这个故事。前文所列举的董永和七仙女相遇的叙写，较之宣统元年的印本，无论在情节的合理性方面，还是在人物心理的挖掘上，显然都是后出转精。在描写和铺排方面，彝族唱本也更加细腻，例如对七仙女和其他仙女所做的鞋子、所织的锦缎描写，可谓极尽铺排之能事。这些笔墨充分表现了彝族唱本的作者有着不同寻常的文学想象力和表达能力。他或者他们，和各个时期汉族董永故事的书写者们，共同推动了董永文本的丰富。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汉、彝两个民族董永故事文本的分析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既表现了不同民族文学的想象叙述思维的差异，更显示了不同民族文化观念的趋同性。彝族文化中没有孔子，没有儒家文化，但是，在彝族的唱本中，包括“孝”的伦理、尊师重教以及女性贤淑的根生于儒家文化土壤的种种观念，无不得到比汉族唱本更为突出的彰显。两个文本中趋同的文化观念充分表明，中华民族虽然由多个民族组成，各民族文化习俗、衣饰等外在形态也互有差异，但内在的文化精神却认同甚至相同，这正是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共生共荣、绵延长久的内在聚合剂和驱动力。

　　采访中，课题组研究人员表示，这五年来最大的发现是——在卷帙浩繁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字典籍中，有一批源自汉族题材的文献典籍。这些典籍在融入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过程中，它们经过重组或艺术再创造，从而实现了本土化、个性化和民族化，并最终凝结成为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艺术经典，这在中华文化传播史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范例，具有较高的多学科研究价值。但由于受制于各种因素，学界对于这些长诗价值的认识和发掘尚有不足，清代彝文《董永记》的发现及本课题对其价值的阐释和研究，对于汉族题材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群的发掘和研究提供了示范。

　　“彝文《董永记》是祖国西南边疆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是中华各民族文明互鉴的真实写照，在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团结史方面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谈起进行《董永记》研究最大的收获，课题组研究人员表示，我们从2016年开始关注相关汉族题材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的发掘，至今已翻译出版彝文《董永记》《唐王记》《齐小荣》《毛洪记》《凤凰记》《张四姐》《卖花记》《红鱼姑娘》等8部，翻译出版白族大本曲《白扇记》《磨房记》等2部，翻译出版傣文《唐僧取经》《王莽篡位》等2部，已编纂完成《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10部，推动了汉族题材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群的发掘。

　　另外，开展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工作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云南民族团结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时报全媒体记者 高燕

　　来源：民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