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北伐战争是一场由国民党与我党携手合作，共同推翻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统治的一场正义战争。反过来讲，直、奉军阀联手对抗国民革命军的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所以注定了70万北洋大军被扫进历史坟墓的结局。但力量如此悬殊，结局没有悬念，似乎倒有些宿命论的意味。
归纳北洋军阀失败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明为联盟，实则各怀异志
直、奉军阀结盟的由头是“反赤”，但无时无刻又不在攫取各自的利益，甚至有时不惜撕破脸皮。1926年4月20日，段祺瑞下台，临时政府名存实亡。而直、奉双方都想添补段祺瑞留下的权力真空，于是吴佩孚与张作霖开始了“一团和气”下的明争暗斗、枪来箭往。
（吴佩孚）
不过，最终双在北京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确立了由杜锡珪为代理国务院总理，顾维钧、张国淦、任可澄、杨文恺、张志谭为内阁的执政班底。杜锡珪为直系出身，吴佩孚的亲信，显然此次组阁是一次相互妥协的结局。而这不过是一个形式上政府，也挥不了实际作用，但是吴佩孚与张作霖却为此“蝇头小利”而兴师动众，充分暴露了利益面前各自争先的面目。
纵观北伐战争的整个过程，北伐军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逐一消灭。“大敌当前”，三家为什么联手呢？原因就是各怀鬼胎，尤其张作霖。
张作霖的策略是：利用吴佩孚、孙传芳遭北伐军重创，无力自保的机会，以“援吴”名义免吴，以“援孙”名义灭孙，使北方地区完全成为张家天下，从而无可争议地取得北京政府的最高地位，然后南下进攻国民革命军，实现称霸全国的目的。
吴佩孚识破张作霖的诡计，于是在兵败汉口后向张作霖表明只要粮饷军械支助即可，至于兵马自己有“雄师十余万”，足可反攻。张作霖当然清楚捉襟见肘的吴佩孚已是夕阳晚景，所以于当年9月份就派张宗昌将吴佩孚在北京安插的势力驱逐，另外将兵力部署到保定、大名一带，做好掌握全局的准备。
（张作霖）
因此，从自信满满的张作霖内心讲，他是急切希望吴佩孚与孙传芳覆灭的，从而借国民革命军的力量实现独霸天下的野心，从来没有去考虑或许是一个“唇亡齿寒”的结局。
二、北洋军阀实行黑暗统治，从而民心尽失。
首先以盘居在京津地区的直鲁联军为例，他们一到京津就摧残工会，搜查大学，禁止思想学术自由，枪杀主持正论的新闻记者。另外，直鲁军还在当地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而且还强迫商人使用军用票，摊认军饷，加征盐税，只要反抗，立刻处死。对待反抗的农民更不手软，屠杀、焚村，司空见惯。同样，统治东北的张作霖，及统治湖北、河南等地的吴佩孚，还有横行浙江、上海一带的孙传芳等军阀全部实行一方面巧立名目、疯狂压榨百姓，另一方面残酷镇压民众反抗的残暴统治。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北洋军阀反其道而行之，失败已是必然。
（孙传芳）
三、吴佩孚、孙传芳均轻视国民革命军，实际自己却是一帮乌合之众。
国民革命军共出去二十个师、四个旅，师，多为三个团编制的小师，因此总兵力约十万人。北洋军阀方面，吴佩孚盘居于河南、湖南、湖北、直隶南部、陕西东部等地，共挟兵20万；孙传芳占据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及上海广大地区，拥兵20万；张作霖占据东三省及北京、天津、直隶及山东一带共拥兵35万。
（叶挺）
以一抵七，力量悬殊，但国民革命军士气高昂、毫无惧色。首先叶挺率领的独立团便打了一个“开门红”。叶挺率二千一百余人，于五月（1926年）占领安仁，次月初就打垮了谢文炳、唐福山部共计六个团。从而稳定了湖南战局，奠定北伐战争胜利的基础。
吴佩孚原以为用他湖南的10万杂牌军足以扫平国民革命军，没想到对方用片刻之功便占领湖南。随后，大惊慌失措的吴佩孚开始派兵援湘，但是已经回天乏术，国民革命军于七月上旬便攻入长沙。此前，不过是国民革命军的牛刀小试。看到胜利在望，国民革命军于7月9日正式誓师北伐。此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消灭吴佩孚后又挥师孙传芳。
孙传芳同样一触即溃，而张作霖尽管在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成立所谓的“安国军”，但依然没有挽回北洋军的败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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