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的崛起，充满了无法复制的奇迹！

回看过去40年，中国经济曾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哪怕是现在的目标每年6%，也每12年翻一番，仍然很厉害。中国崛起有许多的维度，除了制造业，还包括互联网和物流等因素。但崛起的核心，还是制造业。施展老师的《枢纽》一书，对整个供应链形成有着深刻的洞见，下面我试着通过对这本书的解读以及自己的理解来聊聊中国是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的世界工厂。

一，靠投资和人力增长的制造业1.0

进入创新经济时代之前，大部分人还处在基本需求尚未被满足的阶段，皮实耐用的日用品就是大家的刚需，市场经济从这里开始。随着改革开放，下海的冒险家们和台商港商们一起来到沿海地区办厂，从生产日用品开始，慢慢发展到生产一些小电器、服装、玩具等，个个都赚得盆满钵满。这时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吸引着大批的农民进城打工，加上资本的持续进驻，工业规模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在这个阶段以10%+的速度飞奔。

有这样的增长速度，当然首先是因为旧基数太小，其次是因为10亿人口的市场需求实在太大，吸引着资本和人力都在源源不断地注入制造业，总产量一直在激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线性的，每个人既是劳动力，又是消费者 。百姓手里有钱了，自然拉动其他消费一并增长。就这样，中国奔跑着进入90年代。

但资本和人力不可能无限增长下去，到一定程度就会趋于平衡。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索洛模型”。这个模型运用了技术进步、劳动力、储蓄率、折旧率四个参数解释增长规律。这个理论帮索洛拿到了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式太难我也看不懂，就不贴出来了，我们知道索洛的主要结论就可以了：

当需求大资本少的时候，单位资本的边际产出很高，资本会进行持续地积累；当资本大需求接近饱和的时候，单位资本边际产出变低，当资本折旧速度快过投资的收益，这时资本会发生流失。如果想要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进一步扩大需求，或者实现技术创新，提高资本效率。

可见「创新」并不是锦上添花，而是生死攸关的事。中国制造的故事在接下来世界的「创新需求」中走进新篇章。

二，创新经济下制造业2.0的新需求

在制造业1.0时代，有商品的完整生产线是企业在效率和成本上的最优解决方案。但在创新时代，完整生产线却成了劣势。因为生产线是按照之前产品的需求设计的，想创新的话，整条生产线都得调整，成本极高，自然会抑制了创造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轻资产的公司应运而生，苹果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们只负责创新，负责品牌和渠道的维护，而生产流程全部外包出去。轻装上阵的公司纷纷超车，掀起了新的生产浪潮。

在这个浪潮里，怎样才算是完美的承包方呢？它必须同时满足两个需求：

• 生产过程必须有效率，只有高效才能压缩生产成本和时间成本。
• 生产过程必须有弹性，只有弹性才能让生产根据需求变化随时转型。

效率的前提是专业化，但弹性的前提是不能专业化。专业化过高没法适应创意的修改；但如果不专业，生产的效率就不够高。弹性与效率是彼此矛盾的，但又必须同时达成。

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承接大规模外包，就是因为中国完美解决了这个矛盾。具体来说，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有大量极度专业化的中小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又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高度专业化的单个小企业，确保了生产效率；而这些小企业组成的在不断动态重组的网络，又确保了弹性。弹性与效率两个条件就同时满足了。

上游的第一个发包任务来了，供应链网络会自动地运动起来，小企业互为配套把任务完成；如果上游创意变了，第二个发包任务来了，网络会再次运动起来，自动形成新的配套关系，再把它完成。

这种供应链网络一定要有足够多的、分工足够细的小企业，在同一时间成长起来，形成一个联动的网络。因为如果企业是先后出现，第一家企业会很难活下去。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企业在同一时期建起来，又有大量近乎空白的工业园区等着这些企业进驻呢？

从工业园区横空出世这一点来观察，中国是真的真的太幸运了！

三，工业园的横空出世恰好承接新需求

1994年以前，税收政策是包干制。地方政府每年给中央上交一定额度的财政，剩下的钱由地方政府自己支配。但中央没想到，改革开放+税收包干能有这么大的爆发力，慢慢地，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小。于是，中央说话发达地区不大愿意听，而中央想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手上也没钱。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国在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分了国税和地税，将不同产业做了税收分类。这个改革立竿见影，第二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就约从20%上升到60%。中央先从地方口袋里把钱拿走，地方需要花钱的时候，中央再向下拨付，以此来确保中央对于全国经济与社会的调控能力。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分税制改革中，营业税属于地方，建筑类、土地增值相关的税收也属于地方，所以地方政府更愿意在这里做文章。在摸索过程中，地方政府悟到了一个绝招：先拍卖土地或者用土地作担保进行融资贷款，再用这些贷款建设开发区，建好开发区后周边的土地会升值，升值后再进行新一轮的拍卖或者融资。很快这种炒地皮的行为就成了地方政府极为重要的资金来源。

但光有开发区，如果没有足够的企业进驻，没有工业经济带来的税收，城市建设的巨额贷款肯定是还不起的，最后土地财政的融资机制也会因此崩溃，继而引发极为可怕的经济危机。但中国不但没有崩溃，还是非常幸运地遇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西方国家由于制造业创新升级，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的需求大量出现；而中国这边的土地财政改革，又刚好提供了大片已经开发好的、几乎空白的工业开发区。就是这么巧，这两件事同一时间出现了。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极难复制的幸运！

于是，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中国来，中小民营企业基于供应链的需求，获得一种爆炸性的增长速度。再加上这时中国加入了WTO，几个因素叠加在一块，使得中国经济的制造业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崛起。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基本保持在8%以上。

四，无可替代的全球制造业枢纽地位

以前，世界经济秩序是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是一个「中心到外围」的结构。而现在的世界经济秩序是：西方提供科技和创新，中国往西方出口成品；发展国家提供生产原料，中国也向他们出口成品。中国因此成为全球经贸循环中的枢纽，脱离开中国这一环，全球经济就没法完整运转起来了。

我们的供应链网络的效率和弹性还在继续放大，分工深度和弹性程度，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据说下午6点北京的一个想法发到东莞，第二天这家公司的晨会上已经出现了样品。这意味着创意要落地，从想法到设计，从开模制造到快速物流交付，所需要的整体生态，都在中国。所以，这样的供应链结构是终局的，中国制造的地位在现有技术下极难被取代。

当然了，也不是说任何类型的制造业都不能转走，那种对供应链要求不高，并且对于远距离物流成本敏感的制造业，就能转走。比如玻璃、水泥这样的产品物流成本占比很高，就适合就近生产。前一阵福耀玻璃向美国转移就是很好的例子。玻璃的单位售价不高，运输成本占比大，加上产品本来就主要用于美国汽车市场，这样的产业就适合迁往美国。

目前美国有一种声音要反全球化，并希望通过补贴的方式吸引企业迁出中国，甚至回流美国。我们如果了解经济运行的规律，就知道这只能是政客获取支持的一种表态，对真实商业影响其实并不大。我们想想，企业缺的是搬迁费用吗？企业缺的是能很好控制成本的供应链体系，缺的是广阔的市场，缺的是连接全世界的发达物流。企业的这些需求，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们可以给的。

在索洛模型中，扩大需求也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于是我国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同时，还开辟了「一带一路」这个新战场。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以后会专门来讲，这次先略过。

不过今年的新冠疫情也给市场上了一课，准确的说，是上了两课：第一课发生是中国疫情爆发期间，跨国企业发现不能把生产都压宝在中国；第二课发生在疫情全球爆发期间，企业们又发现必须有中国制造来对冲风险，毕竟这是个非常稳定的体系。所以，逆全球化不太可能是个趋势，各种逆全球化的声音只能是进一步全球化过程的其中一个障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