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雍正粉彩团蝶纹碗揭密惊心动魄的“民国仿”内幕

　　雍正粉彩团蝶图碗

　　高 6.3厘米，口径13厘米，足径4.7厘米；撇口，弧口，圈足；碗内白釉，外壁以白釉补地，绘五组俯仰双蝶于花间嬉戏图案，以橘黄、淡黄、鹅黄、水绿、墨绿、粉红、洋红、胭脂红、赭哄你、浅蓝、翠毛蓝、浅藕荷、深紫、驼色、浅墨秋香色、秋海棠色绘成；碗底青花楷书款“大清雍正年制”。

　　此碗造型精巧秀美，胎体微薄，底釉纯白，莹润如脂，彩绘鲜艳，代表了雍正朝最高的制瓷水平。

　　大英博物馆藏品——

　　这样一个碗，民国时有仿造。故宫博物院资料室收藏着一个民国年间后挂彩的团蝶图碗。此碗用清代雍正朝的素白碗于民国时画彩烘烤而成，它代表了近代景德镇仿古瓷的突出成就。

　　所谓后挂彩，就是在旧胎的白瓷上画新彩，在入炉烧制，出炉后再以特殊的做旧手法加以处理。

　　这一团蝶图碗仿制得十分成功，几乎与真品丝毫不差。这分毫之差，体现在如下几点——

　　1.胎体略厚分毫，以手度之稍沉一点。

　　2.民国时虽经调制焙烧，色彩尚属丰富，但终究难于雍正时的色彩相比，旧器中的胭脂红、翠毛蓝、秋海棠等娇艳之色已然缺失。

　　3.后挂彩团蝶图碗不仅底釉泛青，而且器内釉面有黑疵点，这是由于胎釉淘洗不净、提炼不纯、铁质杂物残存于釉表所致。雍正本朝的粉彩，所用的素白胎是百里挑一的，这样带有明显缺陷的白瓷胎是不会入选的。

　　4.雍正官窑彩料的配置十分讲究，而且经过月余的贮藏后方可使用，使用前还要尽可能地研磨得极细极匀，而且还要使用油料当调和剂，使色彩滋润而微泛一层油光，而民国的仿品色彩黯淡不够光亮，彩面发涩不够鲜艳，肉眼观之，彩釉的明度及滋润感均较真品逊色。

　　民国时仿制的雍正粉彩团蝶纹碗——

　　雍正本朝的团蝶纹碗和民国仿品比较——

　　清王朝覆灭后，受袁世凯之命，郭世五在景德镇聘用、集中了原烧造官窑瓷器的大量人才，花费极大气力，烧造出了“不是雍乾官窑、胜似雍乾官窑”的瓷器。袁世凯倒台后，继郭世五之后，又有北京刘勉之去景德镇仿制官窑瓷器，他在郭世五先期营造的摊底上，将雍正、乾隆的官窑仿制水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据说他从当时官方的古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前身）取出样品，又经当时北京古玩行的著名鉴赏家指导，在十分秘密的情形下进行——签合同、限量仿制，每样只仿一、二件。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仿官”是从民国六年开始的，刘勉之当时是德泰细瓷店的副经理，被誉为“民仿官”第一人。

　　德泰仿制官窑瓷器在当时名气很大，京城收藏家、古玩行人、故宫博物院的人都与刘勉之有来往。刘勉之为他们烧造了不少足以乱真的明清官窑瓷器，如给天津古董商仿制的康熙官窑青花群猴嬉戏图凤尾瓶（此瓶后卖给了北洋政府一下野的督军），给北京最大的古董商岳彬仿制的康熙官窑五彩鹦哥（后销往美国，日本和法国也有五六只，国外一直当作珍品收藏着）。

　　继德泰之后，天津锅店街上的同泰祥在仿制官窑瓷器上亦步亦趋，逐渐做大。溥仪在天津张园时，给溥仪当差的人也常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有的仆人以假换真，蒙骗主人。

　　收藏官窑瓷器最多的是内务府曾家，他家的花园、居室、客厅、走廊里到处摆放着官窑瓷器，每十天更换一次。比如，这十天摆的是康熙官窑，后十天则换作雍正官窑粉彩瓷器，这样更换一年，曾家居然也不会在样式、色彩、年代上重样的，以此斗富。曾家官窑这么多，也常派人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曾家的邻居是汤家，汤家没这么多官窑，又不服气，于是就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瓷器。汤家在天津英租界刚安家时，曾用大排子车从同泰祥往自家运送仿官窑瓷器，拉了三天没拉完。

　　当时天津最富的人家、财产按银元计算超千万的有两家：庆王爷的后代和和陈光远，他们同样买同泰祥的仿制官窑。陈家买仿制官窑用来以赝充真，戏耍别人取乐。

　　抗战爆发后，天津同泰祥东家兼总经理李春生，于1940年将在景德镇积存的仿制官窑瓷器从九江口运往天津，共雇用大木船数十只，所载货物近千包（箱），包括仿明清官窑瓷器上万件，其中有李春生二十余年来搞仿制的精品，也是他财产的大部分。

　　不料船行至钱塘江被日本驻杭州湾海军阻截，后交涉两年，没有下落。据说，是被运往日本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天津同泰祥拍卖全部货底，大量的官窑瓷器中，除了仿制品外，夹杂着原先仿制时用的真品，当时谁也没有顾及，论堆出卖，价格极为便宜。据官窑瓷器后挂彩专家刘永清说，他当时用很低的价格从同泰祥买了一堆货，其中一些仿制品，连他都无法辨认真假。有一对仿乾隆官窑茶叶末古铜彩的花觚，实在看不出是仿的，他说：“我要不上手，还以为真是乾隆官窑呢。”

　　据史料所载，当时德泰、同泰祥仿制的官窑瓷器，大量出售给香港、日本、东南亚各国，而北京的古董商，则选取数量极少的精品，他们以假乱真，使顾客难辨真假。当时，同泰祥卖给北京古董商的精品中，有一对仿乾隆官窑海水红月双耳背壶，绘画精致艳丽，胎质白腻莹润，后由“鉴古斋”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经理高田，高田如获至宝，视为真品，将它运往日本东京展出。

　　此外，还有仿乾隆官窑珐琅彩瓶三对，是最精美的，连收藏三十年的大收藏家沈吉甫都打了眼，以为是真品。还有仿永乐甜白釉高足杯，三十年代末出现在琉璃厂，几乎所有收藏家、鉴定家都认为是真品，四十年代初，由北京大古董商岳彬鉴定为真品，并卖给了上海的收藏家梁培。梁培认定它是一件珍贵文物，一直珍藏着，并在五十年代带往香港。

　　就是这件高足杯，其实正是同泰祥仿制的。据在同泰祥当过经理的陈建侯说：“同泰祥仿制的官窑瓷器，最能乱真的是雍正、乾隆的一道釉（单色釉）瓷器，最精美的是仿乾隆官窑珐琅彩和粉彩瓷器，还有黄地青花宫廷用器。在鉴别中最容易忽略的是仿明代宣德青花瓷器，往往会被人误认为是雍正仿宣德，看不出是民国仿的。”

　　德泰和同泰祥仿制了多少足以乱真的明请官窑瓷器，无法统计，它们至今仍在海内外文物市场上时时现身……

　　我们时常听人说：“哪来这么多的官窑瓷器？拍卖行90%都是假的……”我们不去细究这样的表述到底有多少正确性，也不去研究怎样的表达才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市场上确实有不少所谓的官窑并非是真正的道代瓷器，其中杀伤力最大的是以上所述及的民国仿品，不要说是境内的拍卖行把这样的东西当作真品在拍卖，即使是境外的大拍卖行，也有难辨真假、鱼目混珠的。

　　我们不妨可以想想——

　　一、连岳彬、沈吉甫、梁培这样的大收藏家、大鉴定家都真假难分，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够予以准确鉴定呢？能鉴定出几分、能鉴定出多少？

　　二、刘勉之当时依照古物陈列所原件限量仿制的，并由京城收藏家和古玩行人都参与、足以乱真的明清官窑瓷器，现在又有谁能鉴定其真假呢？

　　三、京津等地（包括溥仪在内）的达官贵人，从德泰、同泰祥买的明清官窑仿器，现在在哪里？假设从这样的渠道流传至今的一件瓷器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有谁能不为如此的身世而动心、艳羡？

　　四、1940，李春生从从九江口运往天津的数十只木船所载、包括上万件精品在内的近千包（箱）景德镇积存的仿制官窑瓷器，以及德泰、同泰祥大量出售给香港、日本、东南亚各国的大量仿品，今在何处？我们的藏家满腔热情，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从海外“回流”的文物中，这样的民国仿品占了多少？

　　五、刘永清面对着那一对仿乾隆官窑茶叶末古铜彩的花觚，“实在看不出是仿的”，说是“如果不上手，还以为真是乾隆官窑呢”，这样一类民国仿器如果置于你的面前，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