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老师郭松龄最恨的人并非杨宇霆，而是此人

郭松龄反奉，杀害的唯一一个高级将领就是姜登选。

反奉事变被平息后，当人们打开姜登选的棺材，发现棺内姜登选尸体上的绑绳已经松开，棺材内壁上全是抓痕，说明当时姜登选并没有被打死，而是被活埋，状况甚是惨烈。

郭松龄为何对同僚下此毒手？

两个原因，一是郭松龄的性格，二是两人很深的缘分。

一、 二士之性格

郭松龄的性格，用和他“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贵人张学良的话：是一个“比女人还小器”，“非常猜忌”的人。郭松龄的自我标签则是“宁折不弯。”

姜登选的性格，在奉军中以“温厚和平”称道，此人“沉着有谋，向寡言笑。”连郭松龄也承认“惟姜（登选）稍和平，尚可共事。”

直白的说，郭松龄小气、敏感有攻击性，姜登选大度、平和与人为善。

二、二士之缘

1. 四川之缘

郭松龄和姜登选，两人于1909年同在四川都统朱庆澜手下。

郭松龄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先在盛军将军赵尔巽的衙门卫队任哨长，1907年赵尔巽赴任四川总督，郭松龄转入陆军第二标标统朱庆澜麾下，第三年即1909年随朱庆澜入川投奔赵尔巽并担任管带。

姜登选1908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直接投入四川总督赵尔巽门下，几个月后朱庆澜来到四川，姜登选在朱庆澜手下任工兵营管带兼二等参谋。

郭、姜二人级别相同又同是远在四川的北方老乡，有理由处得不错，可事实并非如此。

郭松龄虽然比姜登选早投入朱庆澜门下，可是朱庆澜更欣赏后来者姜登选，朱庆澜筹建四川陆军第十七镇，让姜登选担任正参谋和陆军小学堂总办，陆军小学是培养军官的场所，诸侯们无不把它当做自己的“亲儿子”，朱庆澜让姜登选掌管这个单位，就是把姜登选当做了亲信，二人携手共同创业。

而郭松龄一直在管带任上原地踏步。

看到姜登选的风光，“小气”和“猜忌”的郭松龄该做何想？

其实朱庆澜并未对郭松龄不公，因为他确实没法和姜登选比。

郭松龄出生清贫，他父亲是一位“走村串镇的塾师”，而姜登选则家境富裕，父亲是地主兼资本家；郭松龄22岁进入清朝军校，而姜登选23岁时获得了官费留学日本军校的资格；同为同盟会员，郭松龄只是普通成员，而姜登选则被黄兴选入了同盟会内部的优秀团体“丈夫团”。

辛亥革命后以袍哥为纽带的川籍军人排挤外籍，提出“川人治川”口号，这时身为副都督的朱庆澜派出两名谈判代表与四川军人谈判，姜登选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日后大名鼎鼎，做到了孙中山的卫戍总司令，福建省政府主席，此人名叫方声涛。

朱庆澜将姜登选和方声涛凑在一起，足见对姜登选能力的认可和期望。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非川籍军人悉数被武力驱逐出四川，姜登选的辉煌前途顿时失去了基础，不得不面临对未来的重新选择，他跟着朱庆澜去了北京。

郭松龄只身返回东北赋闲。

郭、姜二人两人算是分道扬镳，为什么郭松龄没有跟着朱庆澜去北京？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郭松龄看不上朱庆澜，一是朱庆澜看不上郭松龄，到底是哪一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位自有判断。

两人虽然分道扬镳，可是缘分未尽。

2. 广东之缘

郭松龄在东北赋闲时结了婚，后和妻子韩淑秀到了北京，先进了一所安置军人的“北京将校研究所”，第二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后郭松龄的真实去向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在北京讲武堂做教官；另一个版本是张学良的回忆，郭松龄回到东北，在参谋长杨宇霆手下任中校参谋，结果向杨宇霆借钱不成，1917年负气出走。

无论哪个版本，结果都是郭松龄于1917年去广东投奔了孙中山，在孙中山的警卫军任营长。

姜登选离开四川后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有朱庆澜罩着，比郭松龄过得强点，他跟着朱庆澜四处辗转，先在北京任闲职，后又去了黑龙江，1917年朱庆澜到广东任省长，姜登选也跟着朱庆澜到广东成了省军务参赞。

郭松龄和姜登选，两人分手6年后又在广东相遇了，一个在只能自筹军饷的孙中山手下任营长，一个是国家正式任命的省军务参赞。不知两人是否有过一醉方休，互吐6年的思念，但以郭松龄的性格，估计看姜登选不会感到顺眼。

幸而两人在广东的交集并不长，郭松龄到广东不到一年，朱庆澜由于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和粤系本地军人的排挤，又返回了北京，姜登选也随着离开，终于让郭松龄眼不见心不烦了。

可是不到一年，即1918年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就宣告失败，郭松龄也只得离开孙中山。

3. 奉军之缘

离开孙中山后的郭松龄茫然四顾，只能回东北投张作霖的奉军，先任少校参谋，后任讲武堂的教官，张作霖对他说：“你不是那个同盟会吗？怎么愿意到我这儿干了呢?我不管你以前如何如何，现在在这儿干，只要你有本事，我就升你的官。”郭松龄默然无语。

当时郭松龄的窘迫，用张作霖的话说：“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沈阳来，打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没把的。”

显然，张作霖只是把郭松龄当做穷途末路来投者，并没有高看。

（这个时候杨宇霆由于他同学徐树铮的问题已经离开了奉军。）

张作霖虽然并不重视郭松龄，他却没有想到他在讲武堂上学的儿子张学良和郭松龄成了莫逆之交，张学良毕业后就向张作霖力荐郭松龄为自己的副手，此后郭松龄的仕途随着张学良的升迁一路狂飙，先后担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调停直皖战争先锋司令、陆军第八混成旅旅长、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东路军第二梯队副司令。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张作霖把杨宇霆又请回来了，张作霖自己请回来的人，当然是要委以重任，而被委以重任的杨宇霆又将他日本士官学校的学长姜登选介绍进了奉军任总参议。

郭松龄和姜登选、杨宇霆又成了同事。

郭松龄和姜登选在四川和广东就有交集，郭松龄和杨宇霆又有旧隙，现在杨宇霆拉着姜登选进来，让郭松龄和姜登选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叠加。

可以理解，“小器”的郭松龄看见杨宇霆来到本就心里不爽，因为向人借钱不成而负气出走的历史毕竟不是那么光彩，何况现在杨宇霆已经成了他的大上级，而杨宇霆又带来了姜登选，此人是个比自己更老牌的同盟会，寸功未立却当了总参议，回想自己刚来只是个少校教官，还被张作霖一阵教训，这样一系列的“缘分”，让“小器”而“猜忌”的郭松龄有资格对姜登选产生羡慕、嫉妒、恨。

三、二士争功

杨宇霆和姜登选来奉军几个月后就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奉系落败，郭松龄所在的第二梯队虽然顽强，但也抵不住兵败如山倒的大势，而姜登选迅速在滦河上架设浮桥，挽救了奉军败兵，算是给张作霖交了一份优秀的成绩单，让张作霖刮目相看。

战后张作霖痛定思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军运动。

这次整军实际由副总监姜登选负责，具体落实到各军师旅，由于奉军以张学良和郭松龄部为基础进行扩充，对其他部队进行缩编和淘汰，而张学良又不管具体事，因此军事训练主要由郭松龄负责，也可以说郭松龄负责了主力奉军的军事训练。整军中以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李景林、张宗昌为主的少壮派悉数登场，成为奉军“五虎”，整军后的奉军也焕然一新，成为新奉军。

整军的成果很快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显示出来，

姜登选所在的第一军和郭松龄的第三军分别攻打九门口和山海关，九门口是一段水上长城，距离山海关约15公里。

山海关地处关内外咽喉，自古是关外军队进攻关内的兵家必争之地，攻守双方无不在这里布下重兵。九门口也称一片石，是扼守山海关以东的侧门，如果山海关强攻不破，可以从九门口迂回包抄，但是九门口一带山势巍峨，巨石峥嵘，沟谷深邃，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稍有不慎则全军覆没，当年精锐的清军八旗在这里和李自成作战，只能选在李自成筋疲力尽之时突然下手，而现在镇守这里的是擅于打仗的吴佩孚直军，从这里突入存在不小的难度。

姜登选的第一军和郭松龄的第三军铆足了劲儿进行比赛，结果还是姜登选的第一军打下了九门口并乘胜往直军纵深突进，但由于力量单薄，需要后续增援。

郭松龄带着第三军8个团和大部分炮兵进入九门口，往石门寨增援。

可是郭松龄一枪未发，又带着部队原路撤回，他给张学良的理由是“我没把山海关方面打开，现在是帮着别人去打啊。”

事实上，郭松龄在关键时刻撤回，除了不愿意让姜登选占了功劳，也有对姜登选在第一军搞人事变动不满的原因。

由于第一军和第三军都由张学良和郭松龄的老部队扩编而成，郭松龄在这两军有不少亲信，姜登选接手第一军后为了方便指挥，就进行了人事变动，将一名旅长换成了日本士官生戢冀翘，又由于炮兵团作战不力，而团长陈琛是日本士官生，姜登选就撤换了两名陆大生的炮兵营长。

当郭松龄率军增援上来时，被撤换的两名炮兵营长乘机跑去向郭松龄申诉，郭松龄大怒，身为第三军副军长，他手写命令撤掉第一军炮兵团长陈琛，姜登选自然不满，对郭松龄说了一句：“这使你好露脸，大家可以主动。”翻译过来就是：你别玩儿这种心眼，要抢功就明说，我让给你。

郭松龄说：“我从来不沾大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正面打出去。”这就有了郭松龄关键时刻带兵回撤。

这次事件是郭，姜两人的最大冲突，也是郭、姜二人的直接较量，结果郭松龄被姜登选一句话激得暴跳如雷不惜违反军纪，如果不是被张学良追回，后果不堪设想。

郭松龄不如姜登选。

姜登选对张学良没有说郭松龄什么，他直接上报了大帅张作霖，张作霖心理有数，为了不影响对直系的作战，他并不做评判，只是命令将炮兵团团长和两位营长都官复原职，但是后来论功行赏的时候，让姜登选做了安徽督军，而郭松龄依然做张学良的副手。

因为张作霖向郭松龄有过安徽督军的承诺，结果却让姜登选做了安徽督军，将原准备给姜登选的富庶江苏转给了杨宇霆。

张作霖的决定很坚决，连张学良为郭松龄讨要封赏都不给，郭松龄气得全身发抖。

张作霖这么做，张学良和姜登选都认为是杨宇霆横插了一杠，其实杨宇霆固然垂涎江苏地盘，但张作霖一代枭雄，一生崇信关羽，讲究忠义，哪里是那么容易被杨宇霆说动的，何况杨宇霆是第二次来奉军，本就是吃的回头草，在张作霖面前说话并没有百分百的作用，张作霖的变卦，很大可能是因为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表现，让张作霖对郭松龄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但是于郭松龄而言，他的安徽督军位置让姜登选占了，这笔账首先就要记在姜登选身上。

从四川，广东再到东北奉系，郭松龄一直被姜登选压制，让郭松龄不能不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情节，而从九门口的冲突再到安徽督军被抢，足以让“小器”的郭松龄对姜登选恨之入骨。

四、二士之死

1925年9月、10月、11月和12月四个月，对张作霖的奉军来说，形势如海潮一样，涨得快落得也快。

9月，直系的孙传芳乘各路入关奉军立足未稳，突然发起反击，将各路奉军迅速击溃；

10月，杨宇霆退出江苏，姜登选带着一旅人马退出安徽；

11月，孙传芳军到达徐州后停止进攻；张作霖在奉天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改编六个方面军团开展反击，姜登选和张宗昌反击孙传芳，张学良、郭松龄和李景林反击冯玉祥，并要姜登选、郭松龄、李景林等前线指挥官回奉天听令。

11月23日滦州方面，拥有第三方面军6个步兵师，两个炮兵独立旅，一个重炮团等约7万余人的郭松龄突然发表反奉通电，将这7万余人改编为“东北国民军”，下属5个军，自任总司令。

这让所有人都发蒙，张学良甚至想投海。（郭松龄反奉的原因已在拙作《张作霖五虎将郭松龄等人如何排名？》中详细介绍。）

11月26日，被郭松龄恨之入骨的姜登选来到滦州。

姜登选从安徽过来，是回奉天参加张作霖的军事会议，他一路风尘，并没有得到郭松龄反奉的消息，因此还是照常从滦州路过并在此停靠。

这时，郭松龄的滦州后方司令彭振国来见：“郭军长现患感冒甚重，不能亲来迎接督办，但希望与督办晤面。”姜登选内心毫不设防，反而关切的说：“茂宸患病，我可到他那里去看看。”他不知道，当他离开自己专车的那一刻，就一步步踏进了鬼门关。

姜登选被关起来，他求见郭松龄不能倍感疑惑，他自认没有对不起郭松龄，便写信给郭：“彼此共事多年，前在川、黑、粤省，所以提携者甚多，并无相负之处，回思往事，当能谅其无他。”云云。

姜登选自认和郭松龄没有大的过节，所以写信给郭松龄想弄个明白，郭松龄看后一个字一句话都没有回。从四川，广东再到东北，姜登选一直在郭松龄之上，而郭松龄心里仇恨的种子也在四川开始萌芽，在广东和东北生根壮大，现在已经成熟，必将姜登选除之而后快，可是这只能在心里说，摆不上台面，他虽然“小器”，“猜忌”，却不傻。

26日午后，抵达滦州不到半天的姜登选被枪毙，尸体被放进一口薄棺材，弃之荒野。

姜登选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

姜登选死了，郭松龄其实并不高兴，因为他的仇恨并没有得到彻底释放，让敌人死得明白才是最好的报仇，可是他不敢让姜登选明白，哪怕单独见姜登选一吐为快都不敢，只在杀姜登选后的电告上称“以为穷兵黩武者戒”。

姜登选在奉军内部被公认为“温厚和平”，却被郭松龄无故杀害，引起奉军上下愤恨，即便在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内部也有不少人认为郭松龄残暴寡恩。

12月24日下午，郭松龄夫妇在农家菜窖里被擒获，随后被处死，距离他杀姜登选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而执行者正是姜登选的学弟兼好友杨宇霆。

姜登选和郭松龄，本可以成为要好的朋友，却因为郭松龄的性格和两人太深的缘分而成为死敌，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