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安德森：后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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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文化”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所以“文化是什么？”是文化地理学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传统文化地理（如索尔的文化景观概念以及泽林斯基的文化超有机体论）似乎都倾向于将文化视为一个具体的“物”，是一个区域文化特质的再现和表达。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文化地理学逐渐受到关注，关于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也随之出现了与传统文化地理截然不同的理解。对于新文化地理学者来说，文化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而非固定不变的“物”。如果说传统文化地理学认为文化是决定社会行为与生活方式的一个变量,那新文化地理学则刚好相反,认为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与社会关系之下,通过人积极的能动性建构而来的。

当然，就像从传统文化地理到新文化地理的转变一样，对文化的理解不可能随着时间和社会情景的变化而固化，就像新文化地理对文化的理解一样，这个概念本身就在不断发生变化。今天要分享的这篇文献在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的理解基础上，提出了后新文化地理学的三种全新版本的文化概念，它们与当前文化地理的新兴话题转向有着密切联系，这能够较好地启发文化地理以及其它相关学科、兴趣爱好者对于“文化”产生一种新的认识。

出自《人文地理学进展》（PHG）2020年44期3卷：《文化地理III：“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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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文献

Anderson, B. (2020). Cultural geography III: The concept of ‘culture.’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4(3): 60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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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点

1. 本文立足于对传统文化地理、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的理解的批判，从近年来的文化地理学发展趋势提炼出文化的三种理解；

2. 第一个版本的文化是把文化视作“集合体效应”，将文化视为关系中的“行动者”拼装到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3. 第二个版本将文化视作“中介体验”，许多研究开始关注具身的、惯习的实践，强调在表征世界之前，我们已经与世界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4. 第三版本围绕“生命的形式”展开，讨论生命的形式如何被重新界定，不同的生命形式如何嵌套于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中。

下文约4500字，大约需要8分钟

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化史”

文化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子学科，聚焦人与世界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讨论。但相较其他领域，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在理解“人地关系”时呈现出多元的理解方式，并衍生出了多样的研究话题。如果要将文化作为的概念严格进行界定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本文并不是尝试对文化给出明确的概念界定，而是从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中抽象化出对文化的理解。

安德森在Understanding Cultural Geography一书中将文化地理学发展历史划分为了五个阶段（图1）。

图1 文化地理学发展的五个阶段特征（译自《Understanding Cultural Geography》第二、三章）

在决定论、或然论时期，文化更多被视为一种人类活动，主要为了与“自然”相区分，而跟其他领域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到了20世纪初期，人文地理学出现了区域学派和景观学派（虽然Anderson这本书没有明确提及区域学派，但笔者认为这一思想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学派关注的是区域间的差异，其中包括文化差异；景观学派把文化视作一个“物”和一个“整体”，强调对文化景观的形态学描述，观察人类聚居所留下的特征、痕迹和影响，以索尔为代表的“景观学派”让文化地理学开始成为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但索尔所理解的文化是一种固存于地理环境中的静态的、物化的文化，让文化存在于过去而不是当下，对文化的研究也往往要追溯于古老的习俗、历史的传承、非现代化非城市化的“原真”的文化区域。据此，索尔的学生 Zelinsky（1973）提出了“文化超有机体”理论，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超有机的、超个体的，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结构、过程和趋势的实体”，但他的思想让文化地理学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并且由于缺乏更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支撑而遭到批判。

对于我国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而言，目前影响最为广泛的主要是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催生了一系列基于种族和性别、反战、环保主义等的新社会运动，促使人文地理学开始转向关注和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在这一阶段，新文化地理学开始逐渐形成。相较于传统文化地理学将文化视为整体的、物化的、超然于实实在在的人类生存经验之上的一种具象化的存在，新文化地理学者认为文化是由人通过自身的行动积极建构的，把景观学派对文化“过去时”的研究转向“现在时”。“地方”的概念被引入，地理学家开始关注不同尺度的地方，这既有传统意义上的空间实体，如城市、广场或公园，也开始关注隐蔽的空间，如家，也可能是在电影之中或其他的文化产品中，甚至是作为一种文本表征或隐喻的地方，如身体、想象等。新文化地理学所关注的对象不再是文化在区域间的差异，而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

“表征”是新文化地理学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但对于文化的表征，21世纪以来文化地理学发展对此有了深刻的批判。他们认为，一方面，新文化地理学过度注重解读、文本的理论研究，尤其对华丽辞藻和文字游戏的运用往往脱离于真实世界，也让人越来越看不懂，使得文化地理学陷于“解读”之中，而忽视了实际行动。另一方面，新文化地理学过度关注存在的事物（things）的一面，将日常生活抽象成某些文化事物，而忽视了某些短暂的、即兴的实践。因此，新文化地理学容易迷失于自己阐述的语境之中，而忘记了世界本身是怎么样的？基于此，以非表征理论为代表的相关思考开始蓬勃发展，关注实践，关注经验，聚焦在日常生活、短暂的邂逅、具身的动作、前认知的触发、实践技能、情感强度、持久的冲动、无意识的心理交互和感知等等。

以上是文化地理学思想脉络的简单梳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关于“文化”的内涵都在发生改变。现在我们要继续进入正题，安利我们阅读的核心文献，发表在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的进展报告：Cultural geography III: The concept of ‘culture’，在这篇文章里面，作者通过对文化地理学最新成果的梳理，基于对新文化地理学的批判厘清了当今文化地理学研究中“文化”概念。

超越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概念

文献作者认为当今文化地理学很少有讨论文化的概念，上一次关于文化概念的辨析还是1995年Mitchell提出“新文化地理”的概念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的理解慢慢无法适应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因而在文化地理学中，学者对“文化”的理解也开始变得分裂和矛盾，于是作者希望在研究中能够诠释现在文化地理学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有趣的是，这篇文章给出了三个基于同一个核心立场的答案：人与世界之间存在一个由表征性或指示性的话语、意识形态、叙事系统的中介，它发挥着对意义形成、传播的组织作用，批判性的研究聚焦于这些系统是如何形成和持续发展的，包括各主体在多大程度上对它进行再生产、响应或抵制（至少存在于主体对此的解释、价值观和信仰），这会被视作一个实例化或表达的过程——通俗来讲就是文化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但人与地之间是存在一个“黑箱子”，这个黑箱子包括了话语、叙事、意识形态等等关乎主体价值观、世界观等，但这个黑箱子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呈现一个动态性的过程。作者认为过去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会把这个黑箱看作是某个特定的符号系统，强调了符号意义是如何与其他力量相互联系的，但这篇文章认为黑箱并不只是用语言文本表征的符号系统，而是开始涌现了文化的全新理解。

版本一：作为“集合体效应”（assembled effect）的文化

Assemblage可翻译为“集合体”，也有翻译为“拼装体”，它强调事物之间存在一种外部性关系而联系在一起，这一版本的概念尝试赋予文化以本体论和解释性的地位，可以认为把文化看作是能动的“行动者”，强调文化物质和情感的特性，去关注特定的文化是如何在权力关系和过程中响应和再生产的，如何形成、传播和变化的。比如文化经济学里面所提及的文化产业、创意经济、地方品牌等都是文化拼装到经济活动之中的体现，并且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比如地方品牌的产生，不仅需要符合商品营销的经济逻辑，还需要根植于特定的地方文化，文化不仅嵌入了品牌营销的经济关系之中，并且对于地方品牌的建构发挥着重要的能动作用。

版本二：作为“中介体验”（mediated experience）的文化

许多研究开始关注具身的、惯习的实践，强调在表征世界之前，我们已经与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因而开始衍生出将文化视作一种“中介体验”。“体验”（或者称之为“经验”）在人本主义地理学中已经有较多的强调，但不同学者对于“体验”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共同的是考虑什么样的结果性关系和事件，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感知到的，因而对于“体验”的研究不再去简单地区分感觉或感知的主体可被感觉或感知的客体，而是尝试从正在发生的生活的动态性与性质出发。

基于此，作者提出了两个主张，第一是文化地理学应该从“整体的生活方式”去理解文化。新文化地理学亦强调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但作者认为新文化地理学往往是对日常生活的各个部分关系进行研究，以符号系统为传统，将这种生活体验看作是直接的、即时的。作者坚持应当把日常生活看作是连续的过程，走向“去关系化”，无论是发生在主体之前、之后还是贯穿其中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惯习与实践应该被看作是感知和思考的背景。比如在近年在文化地理学讨论较多的“邂逅”（encounter）一词，在过去新文化地理学的研究都认为“邂逅”过于强调主客体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发生的瞬时的事件，而忽视了地理历史过程。

第二是将文化视作一种“中介体验”，超越了语言关注表征背后的来自生活经历的力量、感觉。首先，以一系列的情感条件、情感结构、情绪或氛围作为生活经验的中介。第二，感知的客体不仅发生在眼前和所发生的过程之中，还包括存在于“更远处”的对象，由此理解体验是如何构成和发生的。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并不是直接使用“中介”一词，而是衍生了相关的概念，比如生态（ecology）、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网络（network）、境遇（circumstance）、集合体（assemblage）、环境（milieu）等。

版本三：生命的形式（form-of-life）

第三版本围绕“生命的形式”展开，这里的“生命”（life）与前面第二版本的“生活”（life）不同，它更强调的是其生命的形式，而不是生活方式（作者解释这里使用连字符表示其不可分离的特点），关注复数的、特定的生命形式的构成。这个词需要强调的是不同生命形式之间的异质性，比如有生命力的和无生命力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最后可以归结为人类与其他形式的人类。

首先是生命能够如何被重新界定。Thacker (2011)认为生命就是任何利益相关的事物。作者认为地球乃至宇宙的历史事件中能够去关注到生命之间存在着伤害与破坏的不平衡关系，这能够从正在变化的行星事件、地质断层和地球历史轨迹获得答案。因此，在human（人类）以外，more-than human（超越人类），non-human（非人类），inhuman（不具有人性的），other-than human（另类人，指没有获得人道对待的人类）等等也成为了文化关注的对象，衍生了许多新的话题，比如非有机体的生命数据（non-organic life of data）、生物信息（bioinformation）、地球过程（earth processes）、细菌（microbes）、流浪狗（street dogs）、转基因动物（genetically modified animals）、各类技术（various technoentities）、人类世等的事件和条件（events/conditions such as the Anthropocene）等。

第二，本文所强调的要关注生命的形式如何嵌套于不同的生活方式之中，观察他们之间不同类型权力间的复杂关系，去关注物质与非物质的、发达区域与土著居民、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各类关系。比如有研究强调自然与文化不是割裂的，文明社会还是原始社会都在自己的文化方式去建构自然的意义，去理解世界，于是在不同的社会中形成了不同的宇宙观、世界观。

关于生命形式的讨论，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Blaser (2014)聚焦于“世界形成方式”（ways of worlding）的本体论，强调要形成一种“多元本体论”的观念，这不仅仅指代不同的文化，是一种多元化的生命形式，它让我们不会去盲目地崇拜他人，成为与他人相同的人，这有助于打破对个体同质化、去政治化的认识。因此，将文化视作“生命形式”能够打破“单一自然”或“单一文化”去理解世界异质性。Povinelli(2016)则从“存在模式”modes of existence去理解生命与非生命是如何结合的。

总结与思考

“文化”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一千个人也许就有一千种对文化的理解。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反思才让我们对世界的洞察更加丰富多彩。也许，这才是文化地理的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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