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初建时遇到的几次饥荒

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做了皇帝，可是国家并不稳定，出现了几次饥荒，相对于没有什么应付饥荒经验的赵匡胤来说无疑是准备不足的。但是他的朝廷很快就做出了一系列反应，调整应对饥荒的政策，虽然不免饿死人，但还是维护了王朝的稳定与饥民的人心。

960年春，均州、房州、商州、洛州田鼠吃禾苗，危害农业生产。朝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四月间四州闹饥荒，饥民涌入京城四门，赵匡胤派使臣到四门给饥民施粥，并没有给四州的居民开仓放粮。当时赵匡胤刚刚建国，国库亏空，没什么粮食，而大部分粮食都被拥兵自重的节度使们所掌握，当然赵匡胤手里也有粮食，只不过是军粮，并不是赈济灾民的粮食，如果他拿出军粮来赈济灾民，那么军队就会失去战斗力，很快就会被叛乱的节度使所消灭。所以，赵匡胤选择了在京城赈济灾民，致使大量灾民涌入京城。赵匡胤不得已，采用招募饥民为兵的政策，他曾说：“吾家之事，唯养兵可谓百年之利，盖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生变，有叛兵而无叛民。”凶年招募饥民为兵可以防止饥民叛乱或者混入叛乱的队伍，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灾荒时饥民、流民的痛苦，对救灾救荒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赵匡胤手里只有供军队吃的粮食，还要防止其他节度使叛乱，应急的政策是能救几个算几个，救不了的就让他们参军，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

961年夏闰三月，金州、商州、房州三州闹饥荒，朝廷这次有了经验，也有了余粮，派人赈灾。之所以有了余粮是因为打垮了李筠和李重进叛乱，解除了一部分内忧，其他地方的赋税都能交上来，朝廷压力得到缓解，可以拨出一部分粮食赈灾。

962年春正月，淮南闹饥荒，朝廷派人赈灾。同年夏六月，宿州饥荒，朝廷派人赈灾。同年冬十二月，蒲州、晋州、慈州、隰州、相州、卫州六州闹饥荒，朝廷赈灾。963年春二月，澶州、滑州、卫州、魏州、晋州、绛州、蒲州、孟州八州闹饥荒，其中蒲州、晋州、卫州三州连年闹饥荒，朝廷赈济不利，这次打开仓储，赈济灾民，力度增大了很多。964年春二月，陕州闹饥荒，朝廷派使臣赈灾。同年夏四月，河中闹饥荒，朝廷派人赈灾。五月，灵武闹饥荒，朝廷转调泾州粮食救济饥民。968年春正月，陕州的集津、绛州的垣曲、怀州的武陟发生饥荒，朝廷派人赈灾。972年大饥荒，朝廷没法赈灾。973年春二月，曹州饥荒，朝廷没赈灾。974年，夏六月，河中府饥荒，朝廷没赈灾。

为什么到后来朝廷不赈灾了呢？一是因为饥荒面积大，朝廷粮食也不够了，自顾不暇，就不能负担赈灾的粮食了；二是因为有一些地方饥荒不是很严重，朝廷也就没出粮食赈灾。

在宋代，人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农作物产量不高，田鼠吃禾苗就能引发饥荒，蝗虫吃庄稼也能引发饥荒，洪水、干旱更是能带来饥荒。历朝历代都有饥荒发生，本不足惊讶。但是在宋代，尤其是赵匡胤刚刚建立政权之后对于饥荒没有什么经验，却能在最短的时间迅速反应，实施救治方案，发救济粮，开仓放粮，甚至调拨别的地方粮食来赈灾，可谓高效运作，救治得力。

宋代有储备粮食备战备荒的做法，而且相当重视对灾荒的预防工作，在皇帝直接下诏指挥之下建立了非常完善的从中央到地方的粮仓储粮备荒的体系，一旦遇到饥荒，可以就近开仓放粮，最大限度地缓解粮食危机，当然也最大限度的缓解饥民反叛的压力。

赵匡胤派出的赈灾使臣后来发展为专管赈灾的安抚使，专门管理一路军政，兼及赈灾救伤。专门官员管理赈灾事宜而且手握一定的兵权，行动起来就会有很大的力度，对于贪污腐败的官员有处理的能力，但也要有更好的监督才行。

对于饥民本身的流动问题，大宋朝廷除了让他们参军，补充军队实力之外就是招募他们去做工，去服徭役，疏通河流，建造堤坝，可以缓解应对饥民的粮食压力，也可以省工时费，还可以让他们有事做的同时防止叛乱。这就是为什么朝廷赈济灾民之后，很快就会疏通河流，安排徭役。赈济陕州饥荒之后，征调民夫，导潩水入京，缓解饥民压力。

赵匡胤组成的新政府应对饥荒起初没有什么经验，到后来逐渐积累经验，尤其是面对内忧外困的情况下————内有节度使叛乱，灾荒不断，外有北汉、南唐、后蜀等政权虎视眈眈，还能迅速调整应对饥荒的政策，一面赈灾，一面解除内忧外患，赵匡胤还御驾亲征平定叛乱，视察民情，实行一定的休养生息政策，给地方减免赋税，释放囚犯等等，还明确法纪，处理贪官污吏，采取考试取才等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成效，使得大宋国势扶摇直上。

饥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实行有效的措施，并且不思悔改。反观后世因饥荒造成的动乱，给政府造成巨大的打击，就知道后世的政府是多么无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