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致好友谢林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
我怀着如饥似渴的心情阅读《论语》，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作为中国国教的儒家，本质上是缺乏思辨充满虚伪道德的皇帝宗教和士大夫宗教。它并不属于哲学范畴：不具备严谨逻辑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熏习儒家经典的中国不会产生智者，只会盛产伪君子。
孔子只是一个没有思辨哲学的世间智者
黑格尔认为《论语》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实际上，在孔子那里只有一些老练的、善良的、道德的教训。他认为孔子所论及的常识道德是我们在任何民族都可以找到的，有些甚至比在中国所找到的更好。《论语》中孔子要求人们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但这义务并不是内心自由的情感也不是主观的自由，只是基于形式上的一种表达方式。
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中国的道德学说就是为政治服务的
黑格尔还认为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在中国，除了皇帝之外的臣民几乎都没有自由可言，中国的道德学说就是为政治而服务的。君臣之间的关系就犹如家庭之间的关系。在家庭里，他们生活在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的不自由单位里面，所有号令都由皇帝发布，皇帝的号令就是家长的指令，他们并没有个人的人格。
在国家里，大家长的关系也最为显著，皇帝作为政府的基础就如同家中的严父，因为皇帝居最高的地位，是自然的主宰，一切法令都是从他出发。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也延伸到了宗教方面。他说，在中国平民没有独立性，所以在宗教方面，他依赖自然界的各种对象，其中尤其依赖上天。孔子的道德学说与这种自然宗教是相结合的。
理性是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最大的不同，也是现代科学会首先出现在西方的最大原因
在古希腊哲人看来，一种理论要想接近真理，立足点要像“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种概念一样坚实，思辨过程要像归纳法演绎法一样明确缜密才行，即论点要有论据支撑，推导方法要合理，推导过程要有逻辑性。简而言之，就是特别较真，不认权威，不认直觉，只认理。古希腊哲学家这种较真的精神跟科学的精神颇有相似之处。纵观西方历史，可以说，较真成就了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哲学成就了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成就了科学。
重视理性，是欧洲文明能冲破思想被宗教严酷限制的中世纪，走入重提古希腊哲学思想的文艺复兴，催生出现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在这种学术氛围之下，就算是已经统治了思想界的宗教机构，也得搞神学研究，也得钻研“世界为什么一定是神创造的”这类问题，拿出一套跟自己宗教教义吻合的本体论认识论世界观体系，才能得到精英阶层的广泛认可。也因此，不科学的认识论和“知识”终究要被理性的力量抛弃，沦为非主流。
儒家用宗教崇拜来弥补“论证过程”的缺乏，自欺欺人
儒家先贤著书立说时，并不在意所表达主张的由来是不是合理，只要听着大致有那么点道理就行，其余的，由追随者推动社会舆论来搞定。儒家弟子为了弥补孔孟之道缺乏论证过程这个缺陷，想了个在宗教界常见的办法：宗教崇拜。他们将孔孟及他们亲传弟子们的地位神话，变成遥不可及的“圣人”—圣人说的话总是对的，所以儒学是合理的，这就是儒学之合法性的来源。
但这就给后人出了一道难题：圣人说理不讲根据，不讲方法，想说什么说什么，最多添一句“五代之时”或者“古之圣人”怎样怎样，那后人如果想对儒家教义有所增删，以求与时俱进，或者有所创新，能不能也这样干？
跟所有宗教改革者遇到的情况类似，一代代后世大儒用自身境遇证得的答案是：不能。所有企图抛开孔孟自己立言的后世儒者，都被同时代的人嗤之以鼻。人们能接受孔子孟子以及他们的亲传弟子不讲理，但不能接受跟自己同时代的人不讲理，若谁一定想发前人之未发，一般只有一个办法：写伪书。于是乎，后世儒者说什么都不能离了圣人之言、孔孟经典，在儒学体系之下你可以牵强附会，也可以重新阐发，但是所有理论必须是建立在先贤箴言式的论断之上。
由于从一开始理论就起自空中楼阁，不需要通过观察世界来证明什么，所以儒生不但不重视思辨，实际上他们连同数学、自然科学、生产实践等等一并都不重视。所有可以为科学的萌芽提供养料的东西，都被看做不登大雅之堂的末道小术，因为没有内在驱动力。
我们由此得知，儒学不是一个理性的认识及实践体系，也不是一个可进化可发展的系统。在中国，儒学主要依附于权力而存在，为统治阶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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