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姜文做客《圆桌派》，窦文涛问他，预算超支，咋办？
姜文反问，什么叫预算？
霸气背后，有很多幕后投资人哇凉哇凉的心。
1993年，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刘晓庆为姜文不断找投资。
为了拍片，姜文烧了25万尺交卷，成片比是1：15，而当时国产电影的成片比是1：3。
投资人文隽绝望，跑到香港就是不来剧组。
甚至有传闻，文隽正在香港拍三级片为《阳光》挣钱呢。
文隽那边断粮，导致《阳光》没钱做后期。
最后德国人让·路易慧眼识珠，用钱买下影片在德国的版权，这才有钱做后期。
烧钱的《阳光》票房惊人，在1994年就拿到5000万。
这个水平，入围当年票房第一梯队的行列。
《阳光灿烂的日子》证明姜文的导演才华，他也备受资本追捧。
姜文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自然不愁找投资。
投资方都是在中国影视圈跺跺脚就能引起震动的人物：华谊兄弟的王中军，华亿老总董平（现欢喜传媒老板，徐峥宁浩的合伙人）， 中博时代影视总经理陈伟明。
起初，他们共同为《鬼子来了》输送200万美元的投资。
姜文对成本控制显然没有经验，剧组不断超支，砸了近300万美元，影片依旧没有完成。
陈伟明接受《南方日报》采访，还说被“套牢”。
事实上，陈伟明果然被套牢了。
《鬼子来了》至今无法公映，砸出去的钱打水漂了。
当时的华亿老总董平灰了心，姜文拍《太阳照常升起》，找不到投资，董平也没有再出手。
用他的话说，姜文就是“电影处男”。
“姜文对电影太在乎了。越在乎就越讲究，越讲究就拍得越少拍得越慢，拍得越少就越惧怕市场，惧怕别人看不懂。这就好比一个姑娘，上床上得太少，所以老是在颤抖。”
同样抛弃姜文的还有华谊兄弟。
他们知道姜文不是一个为商业拍片的导演，更喜欢签约冯小刚这样的商业片导演。
姜文确实坚持艺术第一，为了拍好电影，花再多钱也要搞。
影片结尾，马大山被砍头，主观视角的运用，黑白变为彩色，马大山发现这个世界的复杂，不止是黑白，意味着马大山的觉醒。
这个镜头堪称神来之笔，被影迷们津津乐道。
而它是剧组专门从美国进口几台能滚动拍摄摄影机才得以完成。
阿城曾专门交代过这种相机，是一种圆圆的，防摔性超强的特制摄影机。
而这是花大钱烧出来的。
姜文的尴尬，也说明作者电影的困境。
影片再好，艺术成就再高，没有商业滋润，依旧成为资本市场的弃子。
尽管《鬼子来了》寒了投资人的心，但中国电影多了一部杰作。
在刷过第四遍《鬼子来了》，我发现它拍出了抗日时期中国乡土社会下伦理关系的变形。
马大山生活的村庄，原本是贫穷又平静的偏僻之地，因为鬼子来了，这份平静被打破了，伦理关系出现了荒唐的变形。
当花屋小三郎想要激怒马大山的时候，他希望翻译官教自己说脏话。
翻译官为了自保，就教了他两句中国话。
这句话真是厉害。
乍一看，它是让人捧腹的笑点，其实是在声明鬼子来了之后，村庄的伦理关系也乱套了。
花屋小三郎不是马大山的儿，马大三也不是花屋小三郎的爷。
这里面还有精准的人性表达。
花屋小三郎想要说脏话激怒马大三寻死觅活，然而，他却不敢自杀。
同样是死，两者是不一样的。
被马大三杀掉，他就是烈士，自杀就成了懦夫。
正所谓，“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
所以，马大三发现，小三郎自杀只会选择撞木头，而非撞石头。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
或许有人以为，我过度解读“我是你的儿”这个称呼在伦理关系上的意义。
还真不是。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马大山去二脖子他娘那里，也讨论了称呼的问题。
马大三去借面粉，遭到拒绝。
马大山情急之下，直接说二脖子是“王八操的”，二脖子立刻他妈不乐意了，“你骂谁呢”。
再看马大三去给鬼子要粮食，从来把他当灾星躲避的乡亲们，第一次主动叫他三哥。
这个三哥代表的是血缘关系构筑的伦理关系，承认了马大山与他们的亲密关系。
结合乡亲们在此之前对马大三的疏远和指责，可以看出血缘关系在抗日时期的乡村已经很不稳定了。
这是《鬼子来了》特别精准地表达，也是我认为《鬼子来了》是杰作的主要原因。
《鬼子来了》拿到戛纳的评审团大奖。
姜文应该对这个结果满意。
他曾说，金棕榈有鲜明的外交性质，而评审团大奖更纯粹，是评委会更喜欢的那种电影。
我现在想告诉姜文，还有千千万万个默默喜欢《鬼子来了》的影迷。
如果它能公映，我会买票，请我的朋友来看看这部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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