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与张爱玲并称“南玲北梅”的梅娘，如今却鲜有人知

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即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占沦陷区，诞生了风格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对世俗化写作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爱玲。

当时，由这样一个说法：“南玲北梅”。南方有张爱玲，北方有梅娘。她们都是年轻女子，都才华横溢，都出身望族，一时瑜亮。虽然造化弄人，张爱玲客死异乡，梅娘无人问津，但她们的创作却足够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沦陷区文学概况

我们所说的沦陷区文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地区的中国文学。主要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华北沦陷区文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上海沦陷区文学；

此外还包括香港、南京、武汉等沦陷区的文学活动。

沦陷区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在其文学作品诞生之时就打下了无法磨灭的钢印。一位东北沦陷区的作家季疯，曾写过一篇名为《言与不言》的文章：

一个人, 应该说的话, 一定要说, 能够说的话, 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 这其中的甘苦, 决非`无言' 之士所能贪图其万一” !一个人压制别人应该说的话, 那是恶汉;逼人说不能够说的话, 那是蠢才。

所以, “言”之者, 自有他“言”之道理, 不“言”之者, 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倘如他“言” 而无何道理, “不言”而无何苦衷, 这种失掉了语言的人类, 就名之为“哑巴” , 也不为形容过甚。

这段话曲折地表达出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

日伪政府文化政策的核心是严禁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为了达到禁言的目的，日伪政府在东北一个地区，从1931-1936年短短五年间，就查封了800万册的书刊，并迫害沦陷区的爱国作家，务必使他们不敢发声。

与此同时，日伪政府又致力于将沦陷区作家的创作纳入其“大东亚新秩序”的轨道，1941年颁布的《艺文指导纲要》即要求对“艺文”实行国家管制，要求文艺创作“以建国精神为基调”，并明确规定要移植优于本土文艺的“日本艺文”，逼迫沦陷区作家为日伪统治唱赞歌。

因此，沦陷区的作家无论是说话的自由还是沉默的自由都被高压的政治环境剥夺了。

无论是奉命说话的汉奸作家，还是在政治迫害的阴影下表达爱国思想的作家都是少数，沦陷区大多数作家都是中间层：不敢谈论政治，又不能完全沉默下去，毕竟人是有精神要求的，文学活动不可能完全停止。

因此，说什么，怎么说，就成为了沦陷区作家要解决的头号难题。

《大众》是在上海沦陷区于1942年成立的杂志，它的发刊献词可以看做是对“说什么、怎么说”的一种回答：

“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我们的谈话对象，既是大众，便以大众命名。我们有时站在十字街头说话，有时亦不免在象牙塔中清谈；我们愿十字街头的读者，勿责我们不合时宜，亦愿象牙塔中的读者，勿骂我们低级趣味。”

不能谈政治，又不忍在国破家亡的时期谈风花雪月，只好说一说日常生活，永久人性。

于是，几分被迫地，沦陷区作家纷纷转向了世俗化的写作。

为什么是转向世俗化而不是转向其他呢？这大概与人类共同的生命体验有关。经历过日军入侵的大灾劫后，能发表文章的都是幸存者。幸存者看待世界的眼光是珍惜而小心的，以往被忽略的，身边常在的事物，此时就会因为它们的稳定与持久，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另一方面，政治环境的高压使文学失去了五四以来表达民族救亡和启蒙的功能与机会，在沦陷区，文学发展更为直接的动因变成了文学市场的需求。对许多作家而言，写作已经成为了一种谋生手段。华北沦陷区的散文家林榕就曾说：“我们今日的工作，不过是平凡的求生活而已”，“不得不以文学为求生的工具。”

卖文为生的迫切需要，职业作家的身份，将五四以来常以启蒙者形象出现的学者作家两位一体的身份拉到了和普通读者同等高度的位置。

众所周知，张爱玲就是一个典型的职业作家。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对此有具体的阐述。她所谓“人生安稳的一面”、“参差对照的写法”、“人生素朴的底子”，实际上就是在肯定普通人和平凡生活的价值。

褪去了启蒙的光环，作家认识到自己的平凡性，引发出对于平凡的价值确认。这与题材受限，无可奈何之下的世俗化转向不同。对平凡人生的价值认同，从作家内部促成了沦陷区文学创作的世俗性。

“南玲北梅”文学作品中的世俗性传统

那么，世俗究竟是指什么？阿城的《闲话闲说》系列，有一本专门讲中国世俗和中国小说。他没有为世俗下一个定义，但讲的很有意思。世俗生活广阔而多变，我选择了三个关键词，透过这几个关键词，可以了解阿城眼中的世俗化。

首先是“实用”。世俗文化和实用性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世俗中的人求神问佛，要解决的都是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比如生孩子、求姻缘、升官发财之类的。这种实用精神从殷商时期便出现了，龟壳上卜神的内容也是很实用很现实的问题，不会去思考形而上的东西，或寻求精神的超脱。

其次是“自为的世俗空间”。所谓“自为”，是与国家组织或权力空间相对而言的。如果权力话语侵入民间生活，组织成为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那么世俗生活就会被上层机构的规则所制约，从而受到破坏。因此，“自为的世俗空间”，首先是一种个人生活的空间。在这里有柴米油盐，男欢女爱，生老病死的本真状态。欲望的张扬和物质的需求都有其正当性。

最后是“流动”。世俗是流动的，它是一条河流，而非凝固不动的雕像。因为世俗有实用性，所以它一直处于融合吸收外来文化的状态中，但它不会因为吸收其他东西就从一条河流变成大海，改变自己的形态。相反，它有十分强大的内化能力。河流奔涌不息，还是河流。举个例子，大唐开放，胡风盛行，而外国朋友们带入长安的东西，比如音乐，比如家具，最终都成为了中国世俗的一部分。

古典小说也是中国世俗的一部分，是给世俗之人消遣用的“闲书”。三言二拍、《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要么是写给世俗人看的，要么是写世俗的生活。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小说中的世俗性才被压抑下去，主导话语权的新小说是不写世俗的。而沦陷区则打破了这种局面，为世俗的文学作品提供了舞台。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南玲北梅”，张爱玲声名显赫，梅娘却不为人知，实际上，她们都是在沦陷区书写世俗生活的一把好手。

先说张爱玲，张爱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代作家。

首先是她的出身特殊。张爱玲的家族是真正的高门巨族，这无需赘言，大家应该都知道她的外曾祖父是谁，爷爷又是谁。这种旧式家族在辛亥革命之后也对前清充满留恋之情，并不承认民国。张爱玲在《对照记》中记载，童年时的她每去看望伯父张人骏，就被要求背唐诗，背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张人骏就泪流满面。

从这种家庭中走出来的张爱玲，对于现实政治，自然要比一般青年淡漠许多——因为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完了，民国如何与自己无关。

因此，张爱玲也不接受五四的价值观念。启蒙也好，救亡图存也好，国民性改造也好，她对这些价值观缺乏共情。而且，比起五四文人多受西方精神的系统教育，张爱玲的思维方式和文学创作，却都是由中国的旧文化塑造出来的，她的生命体验，也是与中国古典文人相通的。她虽为现代作家，里子却是最传统古典的。张爱玲的文学底蕴和精神气质，依然属于纯粹的中国古典文化。

宇文所安在《追忆》中说，中国古典文人的叙事动力是恐惧。因为惧怕湮灭和销蚀，所以用往事再现将当下与过去联系起来。因为美好事物终将消逝，所以用反复书写繁华的方法来抵抗虚无感。张爱玲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因为这也是她自己的生命体验。

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中，她写道：

“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巨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因此《金瓶梅》、《红楼梦》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毫无倦意，不为什么，就因为喜欢——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张爱玲将这种生命体验带入了文学创作，通过对生活细节的迷恋来平复人生的悲凉，这就形成了她物质主义的叙事表达。

这里所说的“物质”并不单纯指金钱物品，它既包括衣饰、色彩、吃食、气味等实实在在的生活细节，也包括生命中的美好回忆。张爱玲也使用宇文所安总结的“往事再现”的手法，她再现的往往是物质性的回忆，因为她擅长将生命美好的瞬间转化为欢悦的物质细节。

比如《鸿鸾禧》里娄太太小时候看人迎亲的回忆：

“……忽得想起她小时候，站在大门口看人家迎亲，花轿前呜哩呜哩，回环的，蛮性的吹打，把新娘的哭声压了下去；锣敲得震心；烈日下，花轿的彩蕙一排湖绿，一排粉红，一排大红，一排排自归自波动着，使人头昏而又有正午的清醒白醒，像端午节的雄黄酒。轿夫在绣花袄底下露出打补丁的蓝布短裤，上面伸出黄而细的脖子，汗水晶莹……”

张爱玲写牛肉庄：

“上海所谓“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雪白干净，瓷砖墙上丁字式贴着“汤肉XX元”，“腓利XX元”的深桃红纸条。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上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

从字里行间，能很清晰的感觉到张爱玲对物质的贪恋，而“物”正是世俗生活的重要载体。这种物质主义的表达方式，构成了张爱玲作品中的世俗性特质。

我们之前提到，世俗文化的精神是脚踏实地的实用精神，喧闹的世俗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抵御生命的虚无感的。但这种以虚无为底色的世俗书写，也是张爱玲的高明之处，让她笔下的世俗生活多了可供回味的余地。

说完张爱玲，再说梅娘。梅娘原名孙嘉瑞，长春人，经历过东北沦陷区的生活，后来去日本留学，自由恋爱遭到家中长辈的一致反对，与原生家庭脱离关系。回国后她定居北平，文学创作迎来高峰期。

梅娘也出生豪门，他的父亲孙志远是闻名东北的实业家。梅娘的生母是孙志远的外室，她出生不久，正房太太就逼走了梅娘的生母，并宣称自己是梅娘的母亲。这位养母虽然锦衣玉食地养着她，但没有对她投入感情，甚至暗中将自己的嫉恨发泄在梅娘身上。因此，梅娘过早地体会到了大宅院里的人情冷暖。

日寇占领东北之后，孙志远的事业逐渐败落，孙家经济每况愈下，梅娘又过早地体会到了金钱的逼迫。

在半自传体的《一个蚌》和《蟹》中，梅娘还原了记忆中走向没落的大家族。无论是《蚌》中的白家，还是《蟹》中的孙家，都经济窘迫，人心不齐。家人之间没有温情，有的只是算计和龌龊。再加上沦陷区的特殊环境，大家庭的气氛就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每个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想尽可能的谋好处，欲望高涨使人触目惊心。

对金钱的欲望、对爱情的欲望梅娘在小说中都有详细的描摹，这些欲望描写与深宅内院的家庭环境紧紧纠缠在一起，构成梅娘小说中的世俗性特质。

在《蟹》中，对金钱的欲望是赤裸裸的，这种欲望完全盖过了伦理和亲情。孙三爷当官之后，答应给三婶买个新戒指，却因为心情烦闷忘记了。三婶对他的数落很能代表孙家人的心态，我摘了下来，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二爷一死就算丢了心，家人不拿，也得落到外人手里。趁早，谁有本事谁花，什么叫人情，道理，明儿老太太一死谁还认得谁。老太太也就是一年中的事，一咳嗽一堆，还两天半就犯咳嗽病，没个好！先下手为强，谁得算谁的，这年月上哪讲理去？我娘家没有，我不能像大少奶奶你没有我有，我躲开你。我就是认定了，我嫁给你就吃你，你叫我在人前丢脸，一百个不行。要不咱们就换换姓，别姓这个孙字。你们孙家不是有钱吗？我的男人不是作官哪么？戒指我算要定了，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

在《一个蚌》中，也有为金钱相互算计的描写。二叔想要分家，三婶听说梅丽的养母不分是想占着宅子，将宅子抵给梅丽的未婚夫朱家，等梅丽和朱家少爷结婚，宅子由朱家一收，还是落回自己的口袋里。所以就来找梅丽，想利用她去看看是否真的有抵押的字据。此时因为用得着梅丽，所以她显得和善可亲，处处为梅丽着想。但梅丽此时面对着要嫁进朱家这个火坑的困境——朱家少爷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还染了一身脏病——三婶其实是漠不关心的。

梅娘小说中，其实也有比较正面的欲望描写，比如对爱情的欲望。

在《鱼》中，芬念的学校是与尼姑庵无异的女校，却在这样一个森严的环境里萌生了对爱情的渴望，为此奋不顾身，从家庭中跑出来，愿与她爱的人共结连理。可惜遇人不淑，不明不白的就成了养在外头没名没分的小老婆。

在《一个蚌》里，梅丽瞒着家里人与自己的同事自由恋爱，情之所至，与她的恋人共结枕席之欢。梅娘在这里显示出她对两性交往、对原始欲望的肯定。她借梅丽之口说：“那是本性之一，谁都需要的，那是想拒绝而不得的事。”

通过梅娘和张爱玲的作品，可以总结一下沦陷区文学书写中，世俗性的特征。我想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

“常”。

无论是物质需求，还是人的欲望，都可算是生命中的常量。它们是不变的。不会随着时代、随着制度或其他东西而改变。它们可能会被打断，被压抑，但永远不会消失。只要人还生活下去，它们就一直在。

这种世俗生活的“常”，平时可能不太显眼，但放在沦陷区这样一个逼仄，一个朝不保夕的环境中，就显得可爱而珍贵，有股韧劲儿。

张爱玲在《道路以目》里记载了一个小片段，说遇到封锁，一个女佣却想冲破防线，只因为时候不早了，她该回去烧饭了。

我觉得这个小片段，可以做沦陷区世俗性书写的注脚。

沦陷区文学对世俗性传统的意义

对文学的世俗性而言，五四是一个分界点。

五四新文化运动赋予了小说革新社会的功能和责任，意图是破旧立新。而世俗恰好是被归类在“旧”的那部分里。

原因也很好理解，世俗生活是无所谓新旧对立的，它所追求的就是一种安稳的状态。而这种安稳已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冲突，若再不求变，再不奋起，那就要亡国灭种了！

理所当然地，世俗性的书写被排斥在新文学的潮流之外，而文学也被分出互相对立的两块：“新”和“旧”，雅和俗。主导话语权的是“新文学”，而世俗书写则是“旧文学”的组成部分，受到压抑和忽视，只在沦陷区有一场短暂的复苏。

之前提到，在沦陷区，文学市场的需求成为了文学发展的动因。对作家而言，写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是在高压严控下喘口气的精神活动。

因此，“市场需求”和“内在精神的需求”交织在作家的创作活动中，表现为“雅”与“俗”的相容和相斥。

于是就有了“雅俗共赏”这样理想形态的提出。

1942年上海《万象》杂志推出“通俗文学讨论特辑”，北平《国民杂志》也有一个“关于小说的内容与形式问题”笔谈，文艺界开始重新认识被新文学排斥在外的俗文学。

陈蝶衣在《通俗文学运动》一文中，就说俗文学兼有新旧的优点，明白晓畅，易于传播，有沟通新旧的作用。

新与旧，在沦陷区打破了绝对对立的局面，开始互相理解，渐渐趋近。沦陷区作家在雅俗、新旧之间的穿梭徘徊，他们的尝试和努力也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像张爱玲这样出入于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更是一个标志，告诉大家“精神需求”与“文学市场”并非是不可调和的。

另外，沦陷区文学书写的世俗性是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写的是沦陷区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下，普通人如何过活，如何生存。在张爱玲和梅娘的作品中，我们不能看到英雄，不能看到圣贤，看到的都是平凡人在沦陷区所面临的困境，以及随着他们的活动所展开的社会画卷。梅娘就会在小说中提到沦陷区紧张的政治环境、对书籍的严查、通讯的封锁、频频变化的经济政策所引发的震动等。

世俗性书写虽然远离政治，但由于他对沦陷区普通人的特殊关注，仍然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这也使沦陷区文学成为了现代文学版图中不可忽视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