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玉麒：散藏海内外的祥麟西北日记

散藏海内外的祥麟西北日记

朱玉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13 年12 月1 日，经由高田时雄教授的推荐，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得以近距离接触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丰富典籍。后来发现，其中最为珍稀的汉籍版本，已经在“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学研究センター（Center forInformatics in East Asian Studies,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的“東方學デジタル圖書館（东方学数字图书馆）”网页上公布了。作为西域史的研究者，该处珍藏的《京都至伊吾庐行程日记》首先吸引了我的眼球，从此开始了对于这一稿本图书及其作者的研究。现在发表的《散藏海内外的祥麟西北日记》，即是最近几年来不断追踪的初步结果。

一、京都大学本《京都至伊吾庐行程日记》

京大人文研所藏该书在网页上显示的主要信息是：

《京都至伊吾廬行程日記》不分卷 清□麟撰 鈔本[1]。

其在京大人文研的图书编号是：東方史-XI-12-10[2]。

《京都至伊吾庐行程日记》（以下简称“《行程日记》”，图1 ）装订为一册，蓝色外封，内封左上角贴签书“京都至伊吾庐行程日记”，右侧中间书“光绪十年（1884 ）二月至五月”，正文47 叶，半叶18.5 ×10.5cm ，半叶8 行，满行20 字（抬格有满行23 字者）。京都犹京师，指清代都城北京；伊吾庐即伊吾卢，是汉代对今哈密地方的指称。《行程日记》从光绪十年二月初六日至五月二十八日，记录了一个官员从北京出发、抵达哈密凡111 天的行程。

该本楷书抄写，行间有句读圈点，以及补字、改字，和一些删除、连接、空格符号，“另起”、“平起”、“暗抬一字接写”等排版文字，可见是一个为付梓排印而用的誊抄本。其中行间添补的内容，如果不是日记作者本人，是断不能予以增补的。如该册末叶，改“两月”为“数月”，“此不待”补为“此自不待”，“太守公馆”补为“太守公馆名平远庄”等。待我们找到了清华大学的稿本对照，这种因付梓需要而由作者自行改正的笔迹，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这个本子可以看作是作者亲自修订的日记原稿誊清本，虽是抄本，其价值却可与稿本等量齐观。

该本的作者，人文研图书馆录作“清□麟撰”，殆据日记记录的时间以及行文中不断出现“麟”字署名而定。其究竟姓氏如何、以及是否双名（署后字而前字如何），未能考出。

研究未经标记作者的日记，从文字本身寻找线索，是最可靠的内证。这一点，在《行程日记》中也得到印证。在其文末，有一段详述自身以哈密帮办大臣廉俸按照副都统衔计等等情形的记录：

图1、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京都至伊吾庐行程日记》书影

按，哈密帮办大臣廉俸，本任养廉银每年六伯两，副都统衔者，即食副都统俸每年一百五十五两，加养廉银肆百两，统计一年廉俸银一千一百五十五两。向由甘肃藩库支领，军兴以来，由办事大臣军饷内动支。而办事大臣兵勇遣撤后，暂归刘爵帅粮台照章发放。而部议未覆，抵任月余，未进分文。

据此，则作者当是从京师赴哈密帮办大臣之任而冠以副都统衔者。按，《清实录》记载：

（光绪九年十一月丙申）赏内阁学士祥麟副都统衔，为哈密帮办大臣[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宫档案，也存有哈密帮办大臣祥麟《奏恭报接任日期折》：

奴才祥麟跪奏为恭报到任日期仰祈圣鉴事。窃奴才本年正月二十八日陛辞后，遵即由驿驰赴新任，于五月二十八日行抵哈密。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恭谢天恩，接印任事讫。伏念奴才满洲世仆，知识毫无，荷蒙简畀哈密帮办大臣，受恩自天，感激无地。奴才唯有帮同明春和衷共济，随时尽心，以冀酬高厚鸿慈于万一。所以奴才感激下忱、到任日期，理合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闰五月初一日。

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钦此[4]。

因此，祥麟在光绪九年十一月由内阁学士任上获得副都统衔的哈密帮办大臣之职 [5] ，来年正月二十八日进宫陛辞，在京师打点数日之后，即于二月初六日首途；其在奏报中提及的“五月二十八日行抵哈密。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恭谢天恩，接印任事讫”，与日记文末所载“（五月）廿八日，拜印视事，叩折谢恩，恭报到任日期”，记录的时间、事件更是完全吻合。日记所书“麟”，当即光绪十年前往哈密帮办大臣之任的满族官员祥麟。

帮办大臣又作协办大臣，是清代新疆建立军府制度期间在伊犁将军辖下设立的地方驻扎官员。哈密帮办大臣即哈密办事大臣的副手，协理本处军政事务，为从二品。从祥麟的任职来看，他是在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任上获得了正二品的副都统衔，担任了原本为从二品的哈密帮办大臣之职，因此享受正二品的待遇。此期的哈密办事大臣，即在《奏恭报接任日期折》中提及的明春（？—1886 ）和《行程日记》中的“明镜泉”。明春字镜泉，巴羽特氏，蒙古正红旗人，光绪二年即以军功擢任哈密办事大臣，直到此缺被裁撤的光绪十一年 [6] 。

不过，祥麟赴任哈密之际，正是清代新疆裁撤军府而改设行省制度接近定议的时期。光绪十年九月辛未，光绪谕内阁：

前经左宗棠创议改立行省，分设郡县，业据刘锦棠详晰陈奏，由部奏准先设道厅州县等官。现在更定官制，将南北两路办事大臣等缺裁撤，自应另设地方大员以资统辖。著照所议，添设甘肃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员，其应裁之办事、帮办、领队、参赞各大臣及乌鲁木齐都统等缺，除未经简放有人外，所有实缺及署任各员，著俟新设巡抚、布政使到任后，再行交卸，候旨简用。至伊犁参赞大臣一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二缺，应裁应留，著刘锦棠酌定具奏[7]。

随后的十月癸酉，清政府正式任命了刘锦棠（字毅斋，1844 —1894 ）为首任新疆巡抚、魏光焘（1837 —1916 ）为新疆布政使，宣告了新疆建省的开始 [8] 。在以上所宣布的改新制而裁旧职的过程中，明春和祥麟成为了最后一任哈密办事和帮办大臣。光绪十一年七月辛丑，光绪也下达了专门对于他二人的谕旨：

裁缺哈密办事大臣明春等奏：新疆更定官制，巡抚刘锦棠等均已到任，拟请先后交卸。得旨：祥麟著即交卸来京，明春著将经手事务赶紧清厘完竣，即行来京[9]。

在随后的履历中，明春接任了尚未裁撤的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署理之职 [10] ，祥麟则接任了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之职 [11] 。

《行程日记》的最后，记录祥麟到任哈密数月中所感受到的情形，如“办事大臣兵勇遣撤”、“刘毅斋为人磊落豪杰，诚不世之才”，以及哈密衙署布局、居民生计等，都体现了建省之前刘锦棠坐镇哈密、部署建省的过渡状态。《行程日记》堪称是留下了新疆军府制度期间官员奔赴新疆履任的最后一份实录。

二、清华大学本《皇华劳瘁》

以祥麟为名检索国内汉籍，则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皇华劳瘁》稿本遂得脱颖而出（图2 ）。较早公布《皇华劳瘁》的著录，见于《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

871 己583.74/7219

皇華勞瘁不分卷

（清）祥麟撰

清抄本

八冊一函

鈐“士和珍藏”印 [12] 。

图2、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皇华劳瘁》第一册书影

以上著录的一点失误，是祥麟撰《皇华劳瘁》可定为稿本，该书线装一函八册，函套为蓝色五面盒，每册半叶16.7×11.5cm，半叶8行，满行18字（抬格有满行20字者）。

第一册内封有残存贴签，书“皇华劳瘁 八本 ”，是此函名“皇华劳瘁”所由也（本册中也另有夹签书“皇华劳瘁”四字）。“皇华”是《诗经·小雅》的篇名，《毛诗序》谓：“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此处即作者以皇帝的使臣自居而奔波于出使任上之意。清代京师发往各地邮驿的第一站名为“皇华驿”者，亦本于此。

但是函内八册，每册封面左上角都粘有带黑框的签条，并非“皇华劳瘁”，而是各有名称。第一、八册，书“行程日记”，第二至七册，书“哈密纪事”。此八册的作者署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一些用印，如正文首叶钤印，有“边臣祥印”、“移孝作忠效力边陲”，末叶钤印，有“仁趾”、“臣祥麟印”，均为作者姓名、表字和闲章。

图3、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皇华劳瘁》第一册二月初六、初七日日记后的账目书影

其次，是第一册的卷首一叶半，为明春序言，明确指出了日记作者即“祥仁趾都护”：

夫江淮禹穴，太史公之壮游；骖鸾吴船，范石湖之纪录。自来英儒赡闻之士，类多以宦辙所至，见之著述，垂示方来。而忧劳况瘁之情，盘根错节之器，亦因之见其概矣。矧乃躬膺简命，职司边陲，倘不标题山川，博访风俗，何以纪运甓之分阴，写携琴之寸抱哉！

余友祥仁趾都护，以磊落英伟之姿，起家科名，致身馆阁。甲申二月，简放哈密帮办大臣，节麾所至，不废著述。凡道里山川、形胜古迹、风土民俗、饮食起居，靡不博考见闻，登诸纪载。其生平、文章、政迹，略具一斑。且治国本诸齐家，今观记中稽核出入，约束纪纲，兼综条贯，巨细靡遗。推而广之，以为察吏安民之治，岂外是乎？

余与仁趾同舟共济，交非恒泛。聊志数言为券。他日者领畺圻之封，成悬弧之志，必更有奇观大观之记。余当拭目以先睹为快云。

光绪十年甲申中秋前

乡愚弟明春拜序（钤印：“镜泉”“明春”，长朱文，1.3×0.9cm）

哈密办事大臣明春是祥麟所任帮办大臣的上级。前揭《行程日记》载作者到达当日：“拜明镜泉，镜兄力疾相见，痛谈一切。麟开诚布公，彼此言之泪下，麟亦不觉凄然。”可见二人相逢西域，非常投机。序言因此也称“同舟共济，交非恒泛”，称其“道里山川、形胜古迹、风土民俗、饮食起居，靡不博考见闻，登诸纪载”，并言“记中稽核出入，约束纪纲，兼综条贯，巨细靡遗”，确实点明了作者对于身边琐事无所不及的特点，而所谓“以宦辙所至，见之著述，垂示方来”，也充分说明了作者有规模前贤、打算出版该书的用意。

在明春序言后的半叶空白处，题写了两则识语：

光绪戊子（十四年/1888）冬月念六日，士龢氏重订并藏。计共八本。（钤“士龢氏曾观”朱方、“恒斌之印”白方印）

民国贰拾贰年集亭氏订（钤“集亭”椭圆朱印）

以上两款识语，交代了与作者同期及之后两次递藏的情况，其中恒斌字士龢，是祥麟同期的满族亲友，也是其委托抄写日记者，因此得以装订、保藏其日记原本（详下）。

第一册的正文内容，与京都大学本《行程日记》几完全相同，唯一的不同，是清华本每日记录后，有当日费用的登记，如第一天“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六日”纪事后，有“早尖饭钱”、“钉掌”、“两车夫饭”、“溜牲口”、“修车”、“田张郑饭”等账目，每一事项下有市井计数用字，以及每天“兑银”、“合钱”类的总计开销数字（图3 ）。这些内容，不为京大本所载，因此，清华本应是京都大学本之祖本。

此外，如前所述，京大本还有一些为了付梓印行而再次修订的文字。

其后的第二册（图4）至第七册，记录了光绪十年五月廿七日至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哈密以及由哈密返程的每日事务。

最后的第八册，封面左上角也贴签书“行程日记”，记录了从光绪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发自哈密，至十二月初四日抵达京师的行程。每日地点、里程都是楷书，而期间记事则皆行草。地点、里程的楷书，疑系根据来程预先拟好，临期有不按来程行宿者，便有改正，如来程保定府至方顺桥六十里，返程作“方顺桥至保定府六十里”，旁改作“望都县至保定府九十里”。这种行草夹杂的方式，也使我们怀疑之前的七册，可能在行程中有类似的底稿，只是得到了比较宽裕的时间，而做了誊清。

八册中的后七册内容，都不为京大本所载。然而京大本的《行程日记》是否就是唯一的再次誊清本呢？看来也不是。《皇华劳瘁》中光绪十一年一月卅日后，有作者的行书标注：

图4、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皇华劳瘁》第二册书影

日记儿鹏仍求虞臣二阿哥代为抄录，便中寄来。写时不必注日用账。至于前恳世龢、虞臣待钞日记，如有录成者，由陶弁带回来更妙。

这一交代，应是作者让自己的儿子桂鹏将日记请虞臣抄录，并且说明其中的“日用帐”不必抄录；而以前抄录了的日记，还请通过陶姓的差使带回来云云。观其第二天即二月初一日的日记，则言：

还公廨，晤毅帅郭什哈陶差弁，托寄本年正月分日记，并嘱其抵京时面见家严、儿鹏，即带回信前来。殷殷渎恳，渠叩辞而去。

郭什哈又作戈什哈，简称“戈什”，满语，是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护卫（武弁）之意，此处即指刘锦棠属下的陶姓差弁。由此可知，作者是每写完整月的日记，便会托人带回家中，由儿子委托自己信任的友朋代为抄写一份。之前卷首序言之后的“士龢氏重订并藏”者，当即待钞日记的“世龢”，他是作者信任的抄写者和稿本珍藏者，在作者仍然行役在外的时候，稿本即由在京师的士龢代为收藏，而将寄回的誊抄录文本带在身边翻阅。京大本应该只是这完整的八册抄本中流散出来的第一册。

上述接受其委托在京师抄录日记的“世龢、虞臣”，是其满族亲友。《皇华劳瘁》第八册记十二月初四日从良乡到京师的最后一天路程，有“午初，策骑将行，小儿桂鹏偕恒士龢通家、荣虞臣姻侄率源价逆焉。”下面接着要提及的傅斯年图书馆本《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中，在开篇的光绪十二年四月十三日由京师启程时，也提及了“午正，至清河镇茶尖，与长少白、常馨吾席地先谈于路侧，与伊建勋、……恒继龢、恒士龢、荣辅臣、荣虞臣……诸亲友、通家继别于逆旅”[13]；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本《乌里雅苏台日记》在结尾的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由清河镇抵京师帽儿胡同家中时，也有“儿鹏及恒士龢通家（、荣虞臣姻侄）逆焉”的记录。这里的恒氏兄弟是其有通家之好的满族世交，荣氏兄弟则是姻亲侄辈。

祥麟誊抄副本的做法，体现了对其日记著述的珍重。在寄往京师家信而“内附钉上月分记事”以备抄写的习惯，在其后担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14]、察哈尔都统任上的日记中[15]，也得到了延续。同时，从京大本《行程日记》放弃了底本中日用账目的琐碎记录的简略抄写，以及其中排版行款的提示来看，作者将其出征日记择要付梓流传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的，他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日记放到了明春序言所谓“垂示方来”的著述之林中[16]。

从目前的调查来看，祥麟赴任哈密的日记，并未在当时如愿刊刻出来。而在笔者撰写这一论文的过程中，京大本早已如前所示，公布在网页上；清华本则在最近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全部影印出版[17]，冯立昇先生的前言也简要论述了祥麟及其《皇华劳瘁》的情况，其言：“新疆建省是中国边疆史和新疆近代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而祥麟任期正好在建省前后时期，这十五个多月的日记无疑是非常难得的史料。”洵称知音。

因此，祥麟自己或倩人一抄再抄而担心遗失的这部分边陲日记，已经通过以上这些传播方式化身千万，为世人所共睹。如果说第一、八册的《行程日记》是为我们留下了新疆军府制度期间官员往返新疆履任的最后一份行程实录的话，则中间的六册更是军府制向行省制过渡期间哈密帮办大臣任上的最后一份行政实录，它们共同构成了晚清新疆制度变革期间弥足珍贵的第一手文献。

三、傅斯年图书馆本《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图书馆也是古籍收藏非常丰富的单位。2015 年，《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出版，其第九至第十一册影印《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八册（以下简称“《纪事》”），也是祥麟的作品，是他在光绪十二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任职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的日记（图5 ）。影印本该书的提要由曾冠雄先生撰写：

祥麟，又作祥麐，马佳氏，字仁趾，满洲正黄旗人。六岁补内火器营养育兵，同治十三年（1874）翻译课进士，光绪十一至十六年（1885—1890）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累官至察哈尔都统。

原书未题撰者，据内文自称“祥麟”，并钤有“边臣祥印”及“移孝作忠效力边陲”二印，前一印“祥”字指祥麟，后一印见本书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及十六日所记，乃撰者的自我期许，知本书为祥麟所撰。书中避讳眩、祯、宁、谈、敦、醇、谆、郭等字，不避仪字，内文有朱墨笔增订删改，知为稿本。

全书逐日纪事的日记形式，记录祥麟于光绪十二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由京赴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的行程日记，以及任内公事往来、私人记事、经济状况与心情转换，亦载当地的风土民生。其赴任途中的行程日记，共计四十七叶，纪录每日所行里数，起讫军台以及站台之满文名，并考察各台实际运作情形……[18]

图5、傅斯年图书馆藏《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书影

《纪事》与《皇华劳瘁》在时间是上互相衔接的。《纪事》卷前类似序言的开篇提到：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旨：祥麟著作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照例驰驿前往，钦此。是月廿六日在直隶获鹿县途次，承准兵部来文，恭录谕旨前来。于十二月初七日到京，跪请圣安，叩谢天恩。当蒙皇太后、皇上召对、顾问西陲一切情形，罔不周详。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请假修墓，即蒙赏假一个月。钦此。三月十九日，假满请安并请训。……四月十三日吉时出京[19]。

由上可知：祥麟是在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从哈密返京途中，就得到了委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的任命，到京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就在来年四月由京师前往任地。

乌里雅苏台全称“乌里雅苏台统部”，即指驻乌里雅苏台城定边左副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之辖区，雍正十一年（1733 ）置，所驻乌里雅苏台城即今蒙古扎布罕省扎布哈朗特，统辖唐努乌梁海和喀尔喀四部及所附厄鲁特、辉特二部军政事务，即今外蒙古为核心及其周边部分地区。下设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二员，满蒙各一。满族参赞大臣办理乌里雅苏台等地方事务，是外蒙古地区管理中重要的封疆大吏。

祥麟的日记每册半叶17.5×12.5cm，半叶8行，满行20字左右（抬格有满行23字者），汉文恭楷抄录，而地名往往夹书满文，部分天头也有补注，详细记录了其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之任的边防生活。特别是其从京师走向塞外的行程记，对于他人来说，不啻是亲历的“图经”，因此关注乌里雅苏台事务的士人，无疑会非常有兴趣这一段路程的记录。这一段乌里雅苏台行程日记的传抄，在祥麟的日记里也有提及，光绪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先是，合寿昌来钞行程日记，拟自今日得暇，常川来写，谅可两月余竣事。”十一月十四日云：“昨夕内阁交来合寿昌、瑞荩臣钞讫麟来乌行程日记一本，计四十七页，当即封固，交马照瑞差便代寄至王枫兄处矣。” [20]

我们在晚清大臣张佩纶（1848 —1903 ，字幼樵）因马尾败绩而遣戍张家口军台的 《出塞日记》中，即可见其 附录的“祥仁趾同年《行程日记》” [21] 。这与张佩纶在日记中记录祥麟寄赠乌里雅苏台地图一样，是其了解西北边陲的重要资源 [22] 。《纪事》记录祥麟光绪十二年四月赴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而途经察哈尔都统驻地张家口时，多次提及与张佩纶的往还：“午后策骑拜幼樵前辈，晤谈边事及旧情，许久而别。”（廿二日）“张幼樵前辈来晤，畅谈许久而别。”（廿三日）“辞行本处各同乡及各知交，晤……张幼樵前辈，均畅谈许久。……少焉，张幼帅来送行，痛谈许久而别。”（廿九日）可见非泛泛之交。其后的光绪十三年四月初八日，记载有“接张幼樵前辈蜡封信一函，知麟行程日记仍归王枫兄处也”句，是张佩纶《出塞日记》中的祥麟日记，即由祥麟寄赠宣化镇行台王枫臣的抄本中抄出者。张佩纶的祥麟《行程日记》极为简略，其中只是记录了从张家口到乌里雅苏台行程的地名、里程和沿途的景观，个人的生活琐事，都被删除了。反观京大本的《行程日记》记录京师至哈密的行程，也同样是略书个人而强调行路。对于并非亲身经历者而言，行程记中不变的地理面貌和道路交通，才是他人关注的焦点。

不仅祥麟自身对于由京赴乌的行程有详细的日记，当其妻乌尔达氏病愈而率两女前来乌里雅苏台随营帮办家务之际，显然是祥麟的建议，她也记录了沿途的行程。《纪事》在光绪十三年八月初二日就记录了“内子由京抵察哈尔头台行程纪事一本”，并做了“节略附录”在自己当日的日记中 [23] 。

可惜的是，傅斯年图书馆藏详本的《纪事》，只是祥麟在参赞大臣任上前期的两年日记。好在驻防的最后岁月，这一日记又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所接续。

四、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本《乌里雅苏台日记》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今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收藏有祥麟的《乌里雅苏台日记》，在民国年间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有记载，题作《乌里雅苏台纪事》（图6 ）：

乌里雅苏台纪事，十七册，手稿本。

清祥麟撰。满洲旗人。麟于清光绪十三年充乌里雅苏（里）[台]参赞大臣，十六年，上谕：“祥麟著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年五月返京供职。是记始于光绪十五年正月，至十六年五月而止，按日记载。旧题曰“张垣日记，怀塔布撰”，实非也[24]。按，乌里雅苏台，在外蒙古赛音诺颜西境，清代设定边左副将军驻之，兼设参赞大臣二人统辖外蒙古及乌梁海诸部落，地当科布多、乌梁海之中枢，实为蒙古之重镇。其地祁寒，冰雪载途，暮春三月，天犹飞雪。然地产杨柳，每至盛夏，野草生溪，兼产菜蔬，弥望平原，青翠蓊蔚。祥麟琐记塞北遗闻逸事，兼及中俄勘界，及俄人在唐努乌梁海所属盖房、挖金、开地、传教等事。中俄交涉，在昔日已视为棘手，惟是书但记琐事，而不及编务，犹为遗憾。然塞北荒寒之中，有此起居朝夕之记载，已足珍已[25]。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是1931 年至1945 年间中国学者在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组织下，利用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从事续修《四库》之事而编成的大型古籍提要，以上《乌里雅苏台纪事》的提要由谢国桢（1901 —1982 ）先生撰写 [26] 。抗战胜利以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经办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和所购图书、档案等，均由中方接收。1949 年以后，这批文献复又归属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乌里雅苏台纪事》亦因此入藏其中（图7 ），故该书每册卷首均钤有“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印（卷末均又钤前者）。《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以下信息：

图6、《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中的《乌里雅苏台纪事》

史450

022

《乌里雅苏台日记》不分卷 光绪十五年正月至十六年五月

清祥麟撰

稿本

十七册一函[27]

从该书留下的一些著录痕迹来看，认定其为祥麟的《乌里雅苏台日记》，也并非一蹴而就。该书的函套也是蓝色五面盒，书脊处写有“张垣日记”，第一册首页右下角也被后人添笔“怀塔布绍先”字样，显然是将考订的作者名字记录在案。第一册有著录者的夹页，其中毛笔书写：

张垣日记不分卷，一函十七册

清怀塔布撰

稿本

起光绪十五年正月至光绪十六年五月

怀塔布（？—1900 ）字绍先，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由荫生授刑部主事晋员外郎，累官至内务府大臣，是清末重要的大臣，但是他并没有在察哈尔任职的记录。张垣是张家口的俗称，是察哈尔都统驻地 [28] 。

图7、中科院图书馆藏《乌里雅苏台日记》书影

以上的书名和作者考证，可能是由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购入前书店的记录，或者购买后最初的著录。定此本为怀塔布《张垣日记》的说法在民国年间讹传甚广，如蒙古旗人恩华于1935 年前后成书之《八旗艺文编目》著录：“《张垣日记》不分卷。怀塔布著。俟考。” [29] 目录学家邓衍林（1908 —1980 ）于1939 年成书之《中国边疆图籍录》也著录：“《张垣日记》，（清）怀（搭）[塔]布撰。稿本（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十七册。（光绪十五年正月至十六年五月日记）。” [30]

不过，在上揭《乌里雅苏台日记》夹页书写后面，又有毛笔批注：

□□是否为怀塔布，尚可疑。

记中□署麟字，其名必有麟字无疑。待查光绪《东华录》。

从以上批注看，稿本文字的记录与京都大学本一样，大多只有“麟”的署名，令人不知所从。但是著录者从中找到了日记作者的职官和日期，因此作出了“待查光绪《东华录》”的正确解决渠道。最后，这一夹页下出现了铅笔改正：

祥麟日记

起光绪十五年正月至光绪十六年闰二月。时官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以上的考证，在崔建英（1931 —2006 ）先生所撰《古籍著录琐见》的著者举例中，有比较系统的论证：

例五： 张垣日记 不分卷

清怀塔布撰

稿本

这也是部原无题名无序跋的稿本，不知什么人在首页边缝处写了“张垣日记”、“怀塔布”等几个字，著录者不加查核，当作已经考定的书名和著者，照录。

这部稿本是日记，起光绪十五年正月，止光绪十六年二月。著者自称“麟”，对张佩纶、吴大澂等称“前辈”，又称乌少云为“同年”。清代只有翰林中才用“前辈”这种称呼。乌少云即乌拉布，同治甲戌进士，选庶吉士。此科馆选中有个翻译进士祥麟。日记中每称所处之地为“乌城”，管辖“吉厦四盟、四卡（伦）、三路台站、两乌梁海”，遇事则“咨库（伦）科（布多）二城遵办”。清中叶以来，这种职权属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乌城”当即乌里雅苏台。与日记著者同官的，有“果帅”和“车藩”，自称所居为“参署”。清制，乌里雅苏台将军下置参赞大臣，其一例以蒙古王公台吉兼任。日记著者当是参赞大臣之一，另位“车藩”可能兼任过参赞大臣的喀尔喀赛因诺颜部扎萨克多罗郡王车凌多尔济。“果帅”又称“杜果帅”，于十五年三月初八病逝，当是将军杜嘎尔。据此，核对有关资料，其时满洲参赞大臣正是祥麟。

日记著者查出来了，书名也就该正为《祥麟日记》或《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日记》。

清代乌里雅苏台将军总辖外蒙，满洲文员参赞大臣又每每是实权人物。这部日记除了庶政，还有关于当时中俄划界工作的记载，第一手的权威资料。倘使著者姓名就此错下去，或者也是佚名，这部文献将长期淹没[31]。

上述考订，根据日记文字中的进士同年称谓和地名、官称、交往人物，确证作者“麟”即同治甲戌翻译进士、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祥麟。崔建英先生1956 年起在中科院图书馆工作，直到1992 年退休，这部书最后定名为《乌里雅苏台日记》，应该与他的考证有关。此前谢国桢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中定名《乌里雅苏台纪事》，是因该书每册封面左上角都贴有红色签条书“記事 十 ×年×月分 ”有关。傅斯年图书馆《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本的定名，也是如此。

《乌里雅苏台日记》十七册，每册纸捻子做线装。半叶17.5×13cm。半叶8行，满行20字（抬格有满行21字）。有涂改、补字等等情形。汉文恭楷书写，部分地名旁写满文，如第二册光学十五年二月廿二日廿二日，记乌里雅苏台属霍呢音岭迤东山名、河名、卡伦名、台斡名，均有满文旁书。每册前述后来的藏书印外，第十三册光绪十六年正月第一叶卷首右上角还有“移孝作忠效力边陲”白文长方印，这毫无疑问是祥麟自己出任边陲而自许的闲章，与傅斯年图书馆本同。

这一部分的《乌里雅苏台日记》与傅斯年图书馆本先后承续，虽然中间仍缺光绪十四年一年，其余各年在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任上事无巨细的记录，特别是作者满汉文俱佳的写作，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那一时代外蒙古地区的认识。

五、上海图书馆本《祥麟日记》

上海图书馆藏《祥麟日记》十一册（图8 ），为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迄于十一月之日记，每月一册，其中缺十月，而有闰三月，故仍是十一册。

祥麟于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由仓场侍郎外任察哈尔都统，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召见进京。上海图书馆的这部分日记，是其在察哈尔都统任上的一部前后残缺的文献。

该部日记原为顾廷龙（1904 —1998 ）先生旧藏而捐赠上图者，今有《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影印本传世 [32] 。《祥麟日记》首册书衣上，有顾廷龙先生的亲笔题跋：

图8、上海图书馆藏《祥麟日记》书影

壬申（1932）新正，游厂甸所得，不详谁作。后在东方文化会获见十七册，不知何时分散者。在此十七册中，有自叙及姓名曰祥麟。检《清史稿》疆臣年表，察哈尔都统确为祥麟。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任，二十六年六月召。惟祥麟事迹仍无考见。阅今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目，改其名曰《张垣日记》，而题怀塔布撰者，误矣。人文科学研究所者，旧为东方文化会，丁丑（1937）后更名。辛丑（1961）春日补记。（钤“匋誃题记”白方印）[33]

顾廷龙先生除了记录《祥麟日记》在1932 年春节从琉璃厂获得的情形外，还特别提到其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收藏的十七册《乌里雅苏台日记》出于同一作者，以及根据后者内容考知作者为祥麟的情况。对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本误标“怀塔布《张垣日记》”，也做了纠正。书衣的“匋誃题记”、首页的“匋誃珍庋”和其中的“顾廷龙观”白文方印，以及“起潜持赠”、“亭林族裔”朱文方印，均为顾廷龙先生私印。

《祥麟日记》依旧继续了其在哈密、乌里雅苏台任上的写作习惯，誊清的稿本半叶8行，满行18—20字（抬格有满行21字者），行间有句读圈点及增改，部分天头也有补注。封面有红色签条书“記事 廿四年×月分 ”。

察哈尔地区是指清代察哈尔蒙古部落八旗、四牧群游牧之所，地邻京师，位于连接蒙古东西、通往蒙古高原的必经之地上，是清廷控扼蒙古而威慑西北的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乾隆二十六年（1761 ）起，设察哈尔都统，为此地最高军政长官，驻张家口，统率畿辅西北驻防。从那个时候起，察哈尔都统的人选，在其旗籍出身、履历特征、任职期限方面，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34] 。而满洲正黄旗出身的祥麟，先后在中央（任职工部左侍郎、正蓝旗蒙古副都统、仓场侍郎）和地方（任职哈密帮办大臣、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都曾担任军政要责，成为光绪二十二年原任都统德铭因病解职后继任的不二人选 [35] 。他果然也不负深望，在察哈尔都统任上驻守四年，一直到光绪二十六年才解职入京 [36] 。

虽然上图本《祥麟日记》的提要对其日记评价不高，认为“全书所记类工作备忘录，但言画押、用印次数，殊为简略”，并据其内容判断“治下并不清明可知”，且从对待戊戌变法的态度推论“其政治上之保守倾向”云云 [37] ，但其职守所在，日记的保存，无疑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不可替代的重要史料。

六、结 语

祥麟（1849 —？）字仁趾 [38] ，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六岁补内火器营养育兵，同治十三年翻译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此后步入仕途。作为重要的疆臣，祥麟没有在《国史传》和《清史稿》中留下传记。对于他的生平，我们过去只能从不同的文献中了解到他的履历梗概，如《清实录》中自光绪二年至二十六年，有其散馆授检讨以来历任詹事府少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都统衔哈密帮办大臣、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工部左侍郎、正蓝旗蒙古副都统、仓场侍郎、察哈尔都统的授职记录，及任上若干奏报和上谕批复等简单的条目。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数不多的祥麟奏折，和流散各处的一些零散文献记录，也都无法构成其丰富的人生。尤其是他三次外任，处于晚清时事多艰、边事纷繁的岁月，本应该是非常值得翻检的经历。

现在，这三次外任日记的发现，其中巨细靡遗的记录，忽然间为我们了解其担任边臣的细节和为人处事的性格，增加了丰满的血肉文字；至于通过其日记反映那个时代的边疆时事的意义，就更不待言。

其实，祥麟自身也对其在哈密帮办大臣和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的边陲履历非常重视，如中科院本《乌里雅苏台日记》记其光绪十六年三月初二日事云：

申酉之间，穆平安由京来乌，接儿鹏喜字第一号家信一封，敬悉家严喜慰、精神康健，以本年二月廿八日奉上谕：祥麟着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钦此。因此家严十分喜悦，故遣穆价来迎也。麟七年两戍，合浦珠还，感激国恩祖德，非笔墨所能罄述也。

所谓的“七年两戍”，正是此两次西行。在日记以散藏的方式流落各处时，各本的著录和研究者，每不能将此“两戍”联系在一起考虑。如京都大学和清华大学本记录的哈密帮办大臣任上的日记，不仅因为标题的不同而互相不得串联；关注其后来生平日记如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察哈尔都统时期者，也多有知此而不及彼的情况 [39] 。这种分离状态，使得我们无法将其生平的各个时期缀合同观，也影响了对于祥麟及其边疆任职的全方位认知。

从清代边疆管理的交通线路来看，前往哈密和乌里雅苏台的道路，正是清帝国通往西北边疆的“北路”和“西路”要道 [40] ，而察哈尔又是清廷拱卫京师、控制西北的重要孔道，祥麟有关此三地详细记载的行程和驻防日记，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一时期东西交通的重要资料。相信这些日记的陆续出版并综合整理，一定会给晚清历史和西北边疆史、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带来最为鲜活的史料。

即使如此，关于祥麟生平的许多时段，特别是早年身世和晚年结局，依旧并不为我们所知晓；而上述已经公布的三地日记，也还有部分散佚。随着以上资料的利用，继续找寻和研究祥麟的其他著述及其生平史料，也应该成为这一专题文献的另一个可持续的目标。

[1]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toho/html/B046menu.html

[2]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record=data/FA019705/tagged/0216037.dat&back=1

[3]《清德宗实录》卷一七四，《清实录》第5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本， 427页。

[4]祥麟《奏恭报接任日期折》满汉文，档号：03-0209-4551-059。

[5]《行程日记》二月十九日云“按，客岁冬月奉命”，即此十一月之任命。

[6]明春事迹，参《清史稿》卷四五四《明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2628页。

[7]《清德宗实录》卷一九四，《清实录》第54册，764页。

[8]《清德宗实录》卷一九五，《清实录》第54册，768页。

[9]《清德宗实录》卷二一一，《清实录》第54册，978页。

[10]《清德宗实录》卷二一三：“（光绪十一年八月庚午）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纶署伊犁将军，裁缺哈密办事大臣明春署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清实录》第54册，999页。

[11]《清德宗实录》卷二一九：“（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乙巳）以前哈密帮办大臣祥麟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清实录》第 54册，1073页。

[12]清华大学图书馆编《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81页。

[13]刘铮云主编《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第9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5年，325页。

[14]《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光绪十二年六月初七日：“传亲兵郝子英帮录寄京日记以省余暇，自誊《行程日记》耳。”八月十九日：“灯下钉封七月廿至本月十九日日记廿九，扣于忠字第十一号家报，面交吉巡捕，俾乃兄吉丽崑差便寄京也。”《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第9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5年，427、550页。此后几乎每月或间月寄家书时，均会封固本日前纪事相附。

[15]《祥麟日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写致荣虞臣信一封，合上月分纪事。”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8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65页。

[16]在祥麟的乌里雅苏台日记中，我们常可以读到“阅者谅之”（如：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六日、八月初七日、九月初八日）的语句，可见其日记有被他人阅读的假设，《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第9册，448、527页；第十册，17页。

[17]清华大学图书馆编《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丛刊》凡24册，祥麟《皇华劳瘁》在第10、11册中。

[18]《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提要，《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第9册，321—322页。

[19]《纪事》，《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第9册，323—324页。

[20]《纪事》，《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第9册，521页；第10册，119页。

[21]张佩纶著、谢海林整理《张佩纶日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134—138页。

[22]《张佩纶日记》，144页。《纪事》亦记其事：“（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梁画工绪绘三地图成，凂内阁阿城斋、笔政克丹代注图说，拟赠长少白契友、张幼樵前辈各一幅，寄儿鹏一幅，麟留一幅备考。”《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第10册，129—130页

[23]《纪事》，《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第10册，47—57页。

[24]“非也”间原本有“及核详审其内容”字样，括号去之。“非”原作“未”，加笔画改字，不能确认，臆改为“非”字，待核。

[25]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3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659页。

[26]《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第1册“提要撰者表”，3页。

[27]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112页。

[28]李军撰《祥麟日记》提要似以“张垣”为人名者，误。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提要》，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年，186页。

[29]恩华纂辑、关纪新整理《八旗艺文编目》，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73页。

[30]邓衍林《中国边疆图籍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143页。

[31]崔建英《古籍著录琐见》，《图书情报工作》1981年第4期，20-21页；收录于《崔建英版本目录学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158—159页。

[32]《祥麟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86册，3—440页。

[33]《祥麟日记》，《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第86册，1页。这一题跋，后收入《顾廷龙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67页。

[34]相关论述，可参阎晓雪等《清代察哈尔都统职任考略》，《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47—51页；张懿德《清代乾隆朝察哈尔都统群体特征研究》，《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32—37页。

[35]《清德宗实录》卷三九七：“（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己未）察哈尔都统德铭因病解职，以仓场侍郎祥麟为察哈尔都统。”《清实录》第57册，199页。

[36]《清德宗实录》卷四六五：“（光绪二十六年六月癸酉）命察哈尔都统祥麟来京，以镶黄旗满洲副都统芬车为察哈尔都统。”《清实录》第58册，85页。

[37]李军撰《祥麟日记》提要，《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提要》，186—187页。

[38]祥麟生年原本无载，上海图书馆本《祥麟日记》提要据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四日有“口占七绝，附录于此，以记五十年来之际遇也”的记载，逆推其生年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前后，参《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提要》，185页。其绝句有“六龄食饷忆龆年”句，是其“六岁补内火器营养育兵”事。又按，古人以虚岁记龄，因此，以上推测，当以生年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为是。而傅斯年图书馆本《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于光绪十四年二月廿八日有“不图四十年愚蒙，今一旦启于乌垣，并可藉此排遣，可谓‘人生四十当知卅九之非也’”，《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史部》第10册，287页。是可确证其生年在道光二十九年矣。

[39]如傅斯年图书馆本《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之提要，检索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本《乌里雅苏台日记》和上海图书馆本《祥麟日记》，并不及其哈密帮办大臣之履历与京都大学、清华大学此期日记；上海图书馆本《祥麟日记》的提要，则仅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本而不及其他。

[40]相关研究，参金峰《清代新疆西路台站》，《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60-73页；1980年2期，93-102页。刘文鹏《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编者按：本文原刊荣新江、朱玉麒主编《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凤凰出版社，2020年，如需引用，请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