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女子美妆图鉴，桃面花靥原来是这样来的

晓日穿隙明，开帷理妆点。

傅粉贵重重，施朱怜冉冉。

柔鬟背额垂，丛鬓随钗敛。

凝翠晕蛾眉，轻红拂花脸。

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

最恨落花时，妆成独披掩。

“薄妆桃脸，满面纵横花靥！”除了唐五代，还有哪个朝代的女人敢如此张扬?

纵向比较，历代女性面妆中尤以唐代女性的面妆最为焕烂精彩。初盛唐时期女性面妆的程序一般为：傅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靥、描斜红、涂唇脂等。其中以花钿最为引人注目。

纵览中国古代女子形象，则有唐一代妇人至为雍容华贵，虽葳蕤绽放，却绝无失优雅典丽。从留存至今的文献，尤其是更为直观的图像材料来看，恐均如此。

除了她们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信雍容之气质外，唐朝女子的这种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概由其服饰妆容来塑造，其中面妆起了极大的作用。我们熟知，当今女孩儿在面部肌肤基础护理之上，颇有再作彩妆者。

不知诸君可曾注意中国历代女子化妆史上，“彩妆”之高潮当在有唐一代？正所谓“薄妆桃脸，满面纵横花靥！”唐朝女子“彩妆”之丰富浓烈，其他朝代概无出其右者。

关于唐代女性化妆的研究，孙机先生《唐代妇女的服装与化妆》一文，颇开荜路蓝缕之功。与历代女子相比，唐代女性面妆中最具特色者，除“翠眉与晕眉”之外，孙机先生还论及了额黄、花钿、妆靥与斜红共四种。本文仅及花钿之梅花妆，拟试析之，并由此观及有唐一代女性妆容与“身体伤害”在观念上的粘连与纽结、女性意识的自觉，以及“胡”汉关系与中西交通等问题。

“西子去时遗笑靥，谢娥行处落花钿”。美人已杳，笑靥尚存，颇值玩味;而美丽的花钿委落一地的情景，不知诸君作何想象？

从文献和视觉材料来看，花钿所帖或画的图案或为圆形等几何形，或为花、鹤、蝶、星、月等自然物形，或者在实物之上再行描绘。其中在蜻蜓翅翼上画折枝花者尤为精致鲜活。

关于花钿，前贤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小编仅补充一点。即，对于唐人来说，花钿与额黄时有混用。花钿也有称作“额黄”的例子。

在这则广为流传的传说中，因冬日蜡梅落于眉心，梅痕洗濯不去而形成清丽的“梅花妆”，其形自为梅花，而色当为黄，因此被称为“额黄”亦是合情合理之事吧。只是唐时李商隐仍作此称，说明唐人对于“花子”和“额黄”，时有混称，其区别也并非泾渭分明。

“梅花妆”的美丽传说，确乎？

梅花妆为花钿之一种。小编认为其在各类花钿之中最为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因为有寿阳的传说，更因为它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窥视中古中国女性妆容与“身体”观念的纽结、女性意识的自觉，以及“胡”汉关系等问题之一管。因此，“梅花妆”值得进一步申辨。

唐人段成式谓，“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制，以掩點迹。”另唐人宇文士及谓“今妇人面饰花子，起自唐上官昭容所制，以掩黥迹也。”并概述其由来与流传：“隋文宫中贴五色花子，则前此已有其制矣，乃仿于宋寿阳公主梅花落面事也。

宋淳化间，京师妇女竞剪黑光纸团靥，又装镂鱼腮骨，号鱼媚子，以饰面，皆花子之类耳。”因此唐人已将花钿的起源归于寿阳之创梅花妆。

关于此事，《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杂五行书》有详尽的记述：“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竟效之，今梅花妆是也。”

寿阳公主为南朝宋时人，而梁简文帝萧纲以及木兰与她生活的年代颇为接近。寿阳创“梅花妆”一事之真伪已无可考，今日之研究者多半将其视为无稽之谈。小编亦认为其大有作为传说的可能，但是同时也认为或者万一原为事实，只是时至今日，真的无可稽核。

围绕“花子”的诡异传说

面妆与女性身体创伤的纽结

小编在整理唐人面妆的文献材料时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关于面妆，有着极为丰富多彩的传说。在这些传说的叙事中，花钿、晓霞妆、面靥等均与女性的身体创伤纠结在一起。

唐人传奇《续玄怪录》卷四之“定婚店”篇记录：“杜陵韦固……元和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历奇遇，“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检书……掌……天下之婚牍耳。”韦固于是向“月老”询问自己婚姻之事，老人谓其妻为“此店北卖菜陈婆女耳。”

次日韦固入于菜市，目睹“有眇妪，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于是心生厌恶，吩咐其奴以“一小刀子”刺杀彼女，却因闹市人众未及其性命，“才中眉间。”事过境迁，十四年后，“(韦固)以父荫参相州军。刺史王泰……因妻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

固称惬之极。然其眉间常帖一花子，虽沐浴间处，未尝暂去。”韦固自然心生好奇，暗觉蹊跷，“因逼问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没，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

唐人观念中，人有宿命，不可逃脱。元和年间的韦庄以貌取人，不欲陷入命中注定的姻缘，终无法逃脱，唯有叹服命运的安排，不过最终仍是一皆大欢喜的happy ending。“乃曰：‘奇也！命也！’因尽言之，相敬愈极。”此处，作为女人脸上美丽的风景，花钿成为男人道德甚至信仰劝谕的象征。

同为唐传奇的《酉阳杂俎》记载，“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者，辙印面，故有月點、钱點。”唐朝多悍妇，虽是女性地位较高的一个表征，但“妒妇”们有时所用手段亦极其残忍，丈夫自是不容侵犯，于是在和其他女人的情感冲突中，将竞争者“黥面”是其常用的手段。

同书另载：“房孺复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月给胭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谓曰：‘汝好妆耶？我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锁梁，灼其两眼角，皮随手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脱，瘢如妆焉。”在这里，花子或视如花子形的瘢痕则成为控诉庭院中的“妒妇”或朝堂之上女性至尊的载体。

另外，关于晓霞妆、丹脂面靥等妆式的传说，大多与此类同。这些围绕着“花子”等的诡异传说，充盈着血泪与曲折，述说着面妆与中古女人身体创伤的粘连与纽结。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些传说视为后人附会之作，观者或可视为无稽之谈。

但是，其虽非史实，却可视为传说之类，我们是否可从中看出一部“口述史”形成的历史呢？口述史的生成，及其作为时尚养成过程中的秘器与利器，晋人王嘉已敏感地体验到此种口述历史的力量，即所谓“妖惑相动，遂成淫俗”。

唐代女子大爱的梅花妆、丹脂面靥、晓霞妆等，能成为一时之风尚，无不凭借“口述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