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利他主义者的葬礼

1975，一场葬礼

1975年1月22日，伦敦，一个萧瑟的雨天。

一群人冒雨匆匆走进了称不上宏大华丽的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教堂内部的装饰十分朴素，简单的条凳、白色的墙壁和天花板，这些陈设让整个教堂看起来像一间平淡无奇的教室。很快，这群人将会跟随灵柩走完一段短短的路，来到东路上的一块墓地。此处有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坟墓，这就是死者即将安息的地方。

圣潘克拉斯教堂

一个胡子稀疏的中年男人拖着脚步走过石塔下一扇沉重的木门。他的鼻子因过度饮用威士忌酒而红通通的，他的眼睛因疲劳而有些肿胀。这是一个多次入狱、贫穷且不太走运的人。一个大脚趾从破了洞的球鞋里露出，没有修剪的长指甲上满是污垢。斯莫奇从来就不是命运的宠儿，在他的一生中，乔治是唯一一个真心关怀过他的人。

留胡子的男人走进教堂，他的身后跟着4个流浪汉。这几个来送逝者最后一程的人是逝者最后的伙伴。几个流浪汉都裹得严严实实，他们身上穿戴的毛衣和围巾都是从垃圾桶和收容所里捡来的。虽然衣服很小，且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丢掉的东西，但是在刺骨的严寒中，能有点儿衣物御寒已经很不错了。有几个人穿戴着乔治好心送给他们的袜子和皮带，另外几个人的裤子和大衣是用乔治慷慨赠送给他们的钱买的。

几位伦敦大学的遗传学家尴尬地坐着不说话，当这群流浪汉走过他们身边时，其中一个流浪汉含着眼泪喃喃地说道：“他是一个真正的圣人。”这群流浪汉走向教堂前部放置棺材的地方，他们所到之处留下了刺鼻的尿骚味。

教堂里一共有10个人，可能是11个。一个阴郁的故事就这样走向了阴郁的结尾。

在教堂的前部，站着两位世界一流的进化生物学家，他们是两个绝顶聪明的人，也是两个默默较劲的竞争对手。“乔治把基督教精神看得过重了。”艾普斯先生说道。因为死者的家人都不在场，艾普斯先生代表贾斯汀殡仪馆主持整个仪式。“有点儿像圣保罗。”比尔·汉密尔顿轻声说道。他的声音虽然小，却并非听不见。约翰·梅纳德·史密斯闻言咬紧了嘴唇。接着是一片静默。

为了研究利他主义，乔治·普莱斯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了英国伦敦。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

现在，他死了——他亲手杀死了自己。

进化论，一个谜团

虔诚的教徒相信，上帝在创世的第六天赋予了人类道德；而宗教怀疑论者认为，是哲学孕育了人们心中的道德。但是，达尔文的理论使得这两派人都必须重新检视道德出现的时间点。

这位进化论的开创者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道：“了解狒狒的人，对形而上学的贡献会超过洛克。”这句话仿佛预示着日后即将发生的事情。

承认这一点就像承认犯了谋杀罪一样。

如果真如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哈顿在18世纪末写的那样，地球是如此古老，“我们找不到开始的痕迹，也没有结束的征兆”；如果就像达尔文说的那样，地球上的生命是经过亿万年的时间逐渐进化而来的，进化的过程不是一架一直向上的梯子，而是一棵不断分支、成长的大树；如果行为和意识与肌肉、羽毛、爪子、尾巴一样是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如果以上这些说法统统成立, 我们便无法继续相信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点是人类所独有的。

在《物种起源》第一版中，达尔文没有提到上帝；而在《物种起源》第二版中，为了照顾当时社会的主流观点，达尔文写道：“生命......最初由造物主注入寥寥几个或单个类型之中。”

不管生命是不是由造物主注入的，美德都不可能是由人类发明的。美德的形成早于《圣经》，更早于哲学，美德的出现时间事实上比亚当和夏娃更早。

阿米巴虫

在某只无辜昆虫的腿上，或是在一阵适宜的风中，为什么阿米巴虫会牺牲自己的生命成全同伴？沿着阿米巴虫用自己的身体建起的“茎”，它们的同伴也许能从食物匮乏的地方爬出去，来到营养丰富的新环境。为什么在整夜的捕猎结束之后，吸血蝙蝠愿意将自己吸取的血液嘴对嘴地喂给同伴，将自己辛苦获得的营养分享给同一群中本次捕猎不太成功的其他蝙蝠？为什么当狮子出现时，负责放哨的瞪羚会上下跳动，冒着生命危险警告其他瞪羚饥饿的捕食者已经逼近？

以上这些现象与人类的道德标准又有什么关系呢？从事实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种种善良的行为究竟有没有自然基础？人类的种种美德是否与阿米巴虫、蝙蝠和瞪羚的利他行为来自同一个源头？

利他主义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谜。

从达尔文的角度来看，利他主义完全违背进化论的基本论点，是进化论无法解释的一种反常现象。如果自然界真如进化论所言是一个残酷的竞争战场，那么无论是在海洋、天空、沙漠还是热带雨林中，都只应该存在赤裸裸的残酷竞争。那些降低生物适应性的行为怎么可能会被自然选择保存下来呢？究竟是“适者生存”还是“善者生存”？这是达尔文主义者必须解决的一个谜题。

于是，自达尔文开始，人们展开了一场试图解决利他主义谜题的求索之旅。这场求索之旅涉及的范围极其宽广：从航行在南部海域的小猎犬号，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宫廷，再到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室；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课堂，到美国国会大厦的参议院听证会；从印第安纳州的草原，到巴西的热带雨林，再到牙买加的群山；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到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示威现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言，到圣公会宣言；从贵格会的反战行为，到纳粹的异端邪说。

达尔文 1868年

有些人相信，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所以人类永远无法突破动物性的限制；而另一些人则相信，人类的智力赋予了我们超越动物的独特品性。有些人拥护原始传统的回归，有些人却为了让人类文化脱离原始传统的束缚而不断奋斗，还有一些人的态度介于两者之间，但他们也知道原始传统和高级文化之间的融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以上每一类人都采取了热诚和有力的行动，他们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有些时候，他们会直接将自己的是非观定义为人类的“本性”。因此，直到现在，这场关于利他主义的求索之旅也还未结束。

在达尔文死后150年，人们仍满怀热情地继续着这场关于利他主义的求索之旅。

乔治·普莱斯，一位幽灵

真正的无私行为背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世纪和20世纪的许多杰出的科学工作者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研究角度五花八门：从经济学到生物学，从数学到哲学，从进化论到神学再到基因学。然而，由于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比无疑有着巨大的优势，所以这些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发现，要解决上述难题实在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

在这场寻找利他主义自然源头的旅程中，我们也许看到了一段色彩斑斓、异常复杂的求知过程，也许拥抱了许多惊人的原创科学成果，以及见证了戏剧化的人物和事件，但是，一条重要线索却始终缺失——这一点直到目前仍然没有改变。

这条重要的线索，就是乔治·普莱斯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悲剧的死亡结局。

乔治·普莱斯是一位被世人遗忘的美国天才，普莱斯出生于纽约，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他一生颠沛流离，曾被哈佛大学录取，晚年却流落街头，最初是一位四处漂泊的无神论化学家，最后却变成一位笃信宗教的进化学家和数学家。他追求利他主义的根源，身体力行，广善布施，临终却被世人遗弃，最终长眠在伦敦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一处不具名的坟墓中。

进化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普莱斯可以用很多标签来概括，他似乎在他关注的每个领域都有所贡献，但他从未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对感情，他也称不上专一，两个女儿很少受到父亲的关爱。在人生之末，普莱斯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财产和爱都给了街头的流浪者，两手空空的他亲自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从参与曼哈顿计划到发现解释利他主义的公式，从无家可归到彻底的绝望，普莱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利他行为的谜题。

如果我们把这场关于利他主义的求索之旅比作一幅绚丽多彩的挂毯，那么当我第一次把乔治·普莱斯这条线索织入这幅挂毯时，这件艺术品马上就变了样，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色调和光彩。

在用达尔文的伟大理念去探索利他主义的谜题时，乔治·普莱斯看到了许多前人没有看到的东西。当探索善意的本质时，其他研究者往往在各个层面上把不同的生命组织结构对立起来—基因如何纵容个体的利己行为，个体如何颠覆群体，一个群体如何与另一个群体顽强不懈地进行斗争。然而，只有乔治·普莱斯这个孤独的局外人看出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以上所有行为都是同一个方程的一部分。

乔治·普莱斯的这一认识想必是在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灵感瞬间获得的，这一认识上的深入将永远改变我们对生命进化过程的看法。 如果说自然选择是一幅光辉宏大的画卷，那么在这个戏剧化的瞬间，这个毫无名望、未受过专业性训练、漂泊异乡、孤独失意的人瞥见了画卷的全貌，感受到了画卷的恢宏和伟大。

乔治·普莱斯一边写出那个优雅的方程，一边隐姓埋名地走上街头—真的是走上街头—把那个方程展示给全世界。

为什么有人会为陌生人献出自己的生命？到底是适者生存，还是善者生存？

乔治·普莱斯用他的一生解开了进化论中的一大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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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利他主义者之死：乔治·普莱斯传》

作者：[以]奥伦·哈曼

译者：鲁冬旭

上市日期：2020年5月

出版品牌：中信出版·鹦鹉螺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