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囚尧篡位是否可信？社会发展摧毁了禅位，夏朝之前还有若干朝代

西晋时期，有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发掘了一座战国魏侯的大墓，结果金银财宝没发现多少，倒是帮后人找到了一部，自上古至魏国时期的历史专著——《竹书纪年》。

自《竹书纪年》问世以来，关于其史料的真实性，以及后世流传版本真伪问题，一直是没有定论。其中，关于尧禅位于舜的故事，在《竹书纪年》中，完全颠覆了《史记》的记载：

“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由于《竹书纪年》在流传中也出现过缺损、佚失、删改、伪作等情况，各种版本说法不完全一致，但是其表达的核心思想很统一：舜得位不是尧心甘情愿禅让，而是舜以政变的方式强行夺取！

这个记载，完全撕碎了司马迁标榜的上古政治楷模——禅让制。

实事求是地讲，在没有新的考古发掘证据出现之前，所有的争论都限于理论研讨，不可能形成定论。不过，回归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历程，来探析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话题。

我先把自己的结论分享给大家。

尧舜禹时期的历史，就是一段中国从部落联盟到邦联制结构过渡阶段，权力结构的私有化进程，必然促使领导权，由原始的选举向垄断转化。由此，从“民主”到暴力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禅让只能存在于更远古的时期，不可能在政权结构中存在，它只是司马迁的美好愿望。

同时，从历史演化的理性分析来看，从黄帝氏族到夏朝之间，一定会存在若干个王朝，或类王朝，夏绝不是第一个。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可能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某个部落邦联制结构政权的代称。

我们先从无解的“舜囚尧”夺位谈起。

尧舜禹时代是一个充满私权斗争的历史阶段，不可能存在禅让制生长的环境

按《史记》记载，尧在位一百年。尧七十年，四岳向尧联合举荐了舜；尧七十三年，舜文庙受命，代尧行天子之权；尧一百年驾崩于陶唐；三年丧期后，舜正式即位：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

这个记载跟《竹书纪年》基本相同，所以，从史料看，除了出处存疑的“舜囚尧”外，其实在古本《竹书纪年》里，找不到关于舜篡位的直接证据。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我们还是能从史料里“闻到”一些火药味：

1. 尧帝权力崩塌的三个阶段

我们对照《史记》和《竹书纪年》，以双方不冲突的资料互补，很容易看出，尧帝在执政过程中，多次遭受大臣们的挑战。

①讙（huān）兜与共工结盟对抗尧帝

尧十九年，天下遭遇洪灾，讙兜向尧推荐共工治水。尧开始不同意，后来勉强接受，但共工治水不成功。后来在一次商议接班人的会议上，讙兜再次推荐共工，被尧严词批评。最后，讙兜和共工，与鲧、三苗部落一起被流放，称“四凶”。

②丹朱被流放暴露尧家族的内部斗争

丹朱是尧的儿子，大臣放齐曾经建议确立丹朱为接班人。不过这个提议没有得到响应，尧以丹朱的德行不够为由，终止了话题。尧五十八年，尧又让后稷流放了丹朱。尧去世三年服丧期满后，舜让位于丹朱，丹朱避于房陵，舜即位。

后稷是尧的弟弟，除了后稷（周的始祖），尧还有一个弟弟契（商的始祖），和侄子皋陶，这三个人在尧帝时期几乎没有作为，而舜即位后，三个人都是重臣，应该也是把舜推为接班人的重要势力。

史学界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尧其实一心想把丹朱捧上位，但是遭到了激烈的反对。结合这个观点，以及后稷等人的履历，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尧迟迟霸占帝位不选举，并试图将帝位传给丹朱，影响了后稷、契的接班，导致他们联合其他反对派，共同以舜为领袖，推翻尧帝！

也就是说，流放丹朱其实是舜在斗争中，对后稷等人的一次妥协。

③四岳推荐鲧和舜有逼宫的嫌疑

四岳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的总称，也称四羲和，是尧帝最重要的助手。四岳与尧的前期合作非常顺畅，尧帝把天下诸侯管理和四季节令都交给了这四人，但是分歧从尧六十一年开始出现。

由于洪水肆虐，四岳举荐鲧治水，被尧否决。在四岳坚持下，尧勉强同意，结果鲧治水九年不成，在尧六十九年被废黜，并被流放。

第二年，就发生了四岳举荐舜为接班人事件，一场装神弄鬼的祥瑞降临表演后，尧宣布确认舜为接班人考核对象，并于第二年将两个女儿嫁给舜。

联系上文，四岳推荐鲧和舜，更像是尧的最核心力量出现背叛问题。

也就是说，上述矛盾，早期是讙兜、共工等少数势力对尧的掣肘，中期是尧家族内部矛盾的大爆发，后期是尧核心班底的集体反叛！

2. 舜帝掌握权力的四个关键节点

自有史书记载以来，没有哪一位帝王登基，像舜那么复杂，那么充满玄机，光仪式就有三次。我们将舜掌握权力的四个关键节点，一一呈现：

①受四岳举荐获接班人地位

这件事发生在尧七十年，尧的表态是“吾其试哉”（我用他试试看），《竹书纪年》描述得更详细：

“洪水既平，归功于舜，将以天下禅之，乃洁斋修坛场于河洛，择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

这段话其实信息含量很大：

其一，去年刚刚以鲧治水不力处罚了他，为何第二年就“洪水既平”？怎么又成了舜受禅的理由？

其二，《史记》说“试哉”，《竹书纪年》却说“禅之”，两个内涵差异太大。

能将这两个信息统一起来，只有一个解释：鲧治水是成功的，否则不会让他瞎折腾九年，他被废黜不是因为治水不力，《竹书纪年》也没有鲧治水不成的说法。舜的功劳，在于他举荐了鲧。

尧面对集体反叛，不得不妥协，接受了舜作为接班人的事实，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企图以婚姻拉拢舜。舜在不能一举击溃尧的情况下，接受了尧的妥协方案，一方面保留尧的帝位，一方面接管尧的实际权力。

“受终”就是承受帝位，即正式登基，文祖庙是尧帝的家族始祖庙。尧七十三年，舜在文祖庙登基，《史记》和《竹书纪年》记载一致。也就是说，这三年，尧帝没能实现得了翻盘。不过尧虽然失权，但是名义上还是君，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起，天下有两个君。

《史记》中有尧二十年后告老的说法，《竹书纪年》有对应记载：尧九十年游居陶宫。

这段记载怎么理解呢？是不是这么一种情况：舜登基后尧一直还试图抗衡，为丹朱上位谋划，因而惹怒了舜，于是在陶地修筑游宫，将尧囚禁于此。也就是说，《史记》的记载所谓尧告老，其实就是被舜囚禁了，并渡过了最后十年的囚徒岁月！

尧驾崩后，天下仅有舜一个君了。按照规矩，新王登基必须要等到三年丧期满，虽然舜还不是正式的君王，但是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了。

④丧期满后正式登基“改元”

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改元说法，只是借用来形容舜正式登基的纪年标志。丧期满后，舜让位于丹朱，丹朱逃往房陵，于是舜元年开始了。

从以上四个阶段看，你根本看不到禅让的温情，禅让需要那么藕断丝连的纠缠吗？你见过正常权力交接，前后领导之间如此复杂的交集吗？

3. 几次重大人事调整暗藏玄机

四罪就是前面说的讙兜、共工、鲧和三苗部落。这件事发生在尧七十三年前，《史记》说这是舜的建议，我觉得这件事存疑。

讙兜和共工是两个部落首领，跟尧有矛盾，跟舜的关系不详。鲧与尧也存在矛盾，由此可见，流放四罪是尧的主意，而不是舜。相反，鲧应该是舜要力保的人。

四凶是指帝鸿氏后裔“混沌”、少皞氏后裔“穷奇”、颛顼氏后裔“梼（tāo）杌”、缙云氏后裔“饕餮”。这件事发生在尧七十三年之后。请注意，流放的不是四个人，而是四个家族。

③舜帝启用“八元八恺”

八元是指高辛氏的八个儿子，八恺是指高阳氏的八个儿子。舜启用八元主管教化，用八恺负责农业生产管理。同样这十六个人，是指代十六个家族。

④舜帝架构二十二臣权力中枢

这件事持续事件比较长，在尧七十五年，舜就提拔了禹主持治水工作。从那以后，舜连续任命二十二臣，架构了一个从地方到中央，完整的权力机构。其中十人为中央官员，分别是：

禹：司空，相当于宰相；契：司徒，掌教化；皋陶：士，掌刑律；后稷：掌管农业；伯夷：秩宗，主祭祀；夔：掌音律；龙：纳言，掌政令；倕：共工，掌营造；益：虞令，掌畜牧业；彭祖，职掌不详。

另任命十二位地方长官，分管天下十二州。

《史记》中明确说，八元八恺虽然很有才能和德行，但不被尧帝启用。这样的描述，对把尧塑造成上古君主道德楷模的司马迁来说，有点不可思议。二十二臣中，除了契、后稷、皋陶是尧时期不受重用的大臣，其余不见记载。

由此可见，这四次人事调整，其实就是尧和舜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结果。第一次，舜刚刚走向前台，与尧之间势力相当，所以尧流放了鲧，舜无能为力。

第二次是舜掌握了实权后，立刻就流放了尧的铁杆势力，即四凶，同时大力提拔尧的反对派八元八恺。

第三次是在势力得到巩固后，将尧的最主要反对派禹、契、后稷等人，全部擢拔到核心岗位，从而不光尧回天无力，丹朱未来也毫无翻盘的可能性。

从尧失权、舜得权和人事调整过程的分析，很显然那个所谓的禅让根本不存在。

如果史料的分析，大多限于证据缺损，难免流于理论分析，不能让人完全信服，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以上事实能不能得出以下结论：尧帝时期，充满了私权的斗争。

我想这个结论是可以下的。

那么请问，什么叫“禅让”？禅，就是荐之于天；让，就是授之以位。可见，禅让就是将社会公权，以民主的模式神化的方式，实现权力传承。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公权，那么，尧帝时代还是公权社会吗？

从部落联盟到邦联制政权结构，是公权私有化的进程，禅让制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我国上古历史的发展，经历了氏族社会阶段、部落联盟阶段、邦联制结构阶段。

氏族社会阶段也称原始部落阶段，人类按血缘关系群居，每个群体就叫一个氏族，氏族内部数量大约20—80人，是一个原始的大公社会，族群最年长，经验最丰富，最德高望重的家长，出任这个氏族的首领。

部落联盟是若干个原始部落群体，以联合的模式，组成相对复杂的社会种群。这是由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人口大量繁衍，农业文化的繁荣，和生产关系的复杂性，进化的必然结果。在部落联盟阶段，联盟的首领就必须以选举的方式，或轮流坐庄的模式产生。

邦联制结构则更复杂，它是由层层嵌套的部落联盟之间，达成的权力架构，以协调部落联盟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并以政权模式，强制执行。

夏朝和商朝，就是典型的邦联制政权结构。尧帝时期属于哪个阶段呢？我认为属于非典型邦联制结构阶段，或者说是邦联制结构的初级阶段，五帝时期都是这种结构。

他们都有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点：公权私有化！还有一个显著的差异点：私有化程度不同！

①先说共同点：公权私有化。

在氏族部落阶段，人类不存在私有权，连人都不是私有的，有老人一起赡养，有孩子一起抚养。部落首领甚至都不需要推选，自发公认才是主要表现形式。首领也没有任期，大家觉得你行，你自己也愿意就可以继续干。

这个阶段就是老子最推崇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

到部落联盟阶段，因为有了不同氏族群体的合作，分配机制必然诞生，就开始出现了私有化的概念。部落联盟首领自然就演化为利益代表人，所以，必须要有选举制度保证私有化的公平性。由此，部落首领的公权走向私有化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公权私有化的演变有个漫长的过程，它随着部落联盟的不断庞大，私有化程度越来越高。

部落联盟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邦联制结构的诞生，也就是公权完全私有化的阶段。这个时候，领导权的产生，不再是，也不可能是由下而上的选举，而是少数强大的部落之间的“寡头民主”。

尧帝之前是皇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尧帝之后是舜帝、禹帝。我们翻开史料就会大吃一惊：原来这几位帝王都是一家人，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尧是帝喾的儿子，舜是颛顼的六世孙，禹是颛顼的孙子。

请问这种禅让是公权的民主表达吗？所以，它跟后来的夏商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公权私有化的历史阶段。

因而，禅让这个词，就不适用于邦联制结构历史条件之下。即便是尧将帝位让给了舜，那也不是真正的禅让，顶多算是家族内部的“内禅”。

②差异点：私有化程度不同

虽然都是公权私有化，但是五帝时期与夏商周三代，在私有化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别。

五帝时期的领导权还带有部分“公”的色彩，即大家族内部之间的公推公选，而到了夏商周，则完全演变为小家族内部的法定继承，完全没有了一点“公”的地方。

分析清楚了公权私有化的进程，我们就可以判断：五帝时期跟三代一样，都是邦联制政权结构时期，都是以强制手段，将公权垄断私有化的历史阶段。只不过，五帝时期是邦联制结构的初级阶段，还带有部落（家族）内部寡头民主的特性，三代则以极端的强权，把公权完全私有化。

因而，尧帝所在时期，大体上算是私有制社会，并非传统认知上的公有制社会。五帝时期就已经具有国家政权的强制特性，而不是夏朝才诞生。尧帝期间，邦联制内部，几个寡头部落之间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并非温文尔雅理想社会。

尧帝时期有资格角逐领导权的部落有：陶唐氏（尧）、有虞氏（舜）、夏后氏（禹）、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少昊氏（帝挚），此外还有一些主要的政治力量，如帝鸿氏、少皞氏、缙云氏、轩辕氏、有熊氏等等。

我们在第一部分的分析，尧帝期间的政治斗争，就是围绕在几大寡头氏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尧帝背后也是一大群利益群体，他想禅让也做不到。

舜绝不是一个靠德行走到历史前台的“励志青年”，他本就是黄帝后人，有虞氏部落的首领。舜之所以继承尧帝，说白了就是有虞氏与夏后氏、高阳氏、高辛氏等部落之间，达成了利益同盟，以强大的联盟势力，甚至直接发动政变，逼迫尧帝让位。

结论：公权私有化的历程中，不具备禅让的土壤，不可能诞生禅让！

社会发展不可能有转折点，夏之前存在几千年的邦联制朝代，禅让只能是早期故事

在我们的认知中，中国在五帝之前是原始部落生存状态，五帝之后进入国家意识形态，夏被定义为第一个王朝，禹和启就是历史的转折点。

这个结论肯定站不住脚，按照这个理论，从一个公有制“禅让”，到私有的“家天下”，父子两代人就可以完成了？要知道，任何一个历史进程的转变，都需要若干年的演化期，越是重大的转型，时间越长。就像汽车转弯，速度越快，转弯半径必然越大。

举个例子，从分封制到帝制，整个春秋战国都是过渡期，春秋松动了封建制，战国摧毁了封建制，秦朝创建了帝制，整个过程历时五百年！

再举个例子，从门阀士族集团控制国家机器，到皇权独裁统治，经历了南北朝及隋朝，历时二百年。

那么，人类怎么可能紧靠父子两代人，就能完成从“禅让”到“家天下”？按历史发展规律，这个过程至少是以千年为单位量级的演化过程！

事实上，已经有考古推论，在夏朝之前还有虞朝，即舜帝建立的有虞氏王朝。不仅如此，可能还存在有尧帝创立的陶唐氏王朝（叫唐朝？）、帝挚创造的帝挚王朝等等，连黄帝创造的王朝，也有轩辕黄帝朝、有熊黄帝朝、缙云黄帝朝和帝轩黄帝朝四个阶段。

原来，所谓黄帝、帝挚、颛顼、帝喾、少昊、尧、舜，不仅是指代某一个帝王，而是指一个个长达数百年的王朝代称。比如尧帝的陶唐氏王朝，历经六代229年，尧只是开朝帝王，末世帝王叫“密”。

难怪《史记》中五帝的寿命都长得吓死人，比如黄帝和尧，都在位一百年。也难怪年长的舜比禹低了四辈，原来他们仅仅是朝代的符号，并非真的是某个人。

虽然，这些资料仅仅处于有限的资料推测中，没有定论，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人类从邦联制结构前的公权社会，到夏朝的私权结构，不可能由五帝这么短的时间完成历史急转弯。

从理论上讲，五帝代表的是五个，乃至更多个王朝，完成邦联制结构的初级阶段，将公权逐步演化为半公权。最后随着公权私有化的程度加深，自然催生夏王朝的私有结构，这才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我们把尧舜时期，放进那个历史阶段，就会得出结论，那个阶段怎么可能会是禅让制存在的时期呢！它应该发展到接近于夏朝的公权完全私有化阶段了，禅让一定只能存在于黄帝之前的部落联盟阶段。

抛开道德纠缠，历史更迷人

人们被《史记》的道德观所左右，往往喜欢以道德眼光来审视尧舜禅代关系，由此纠缠于细节的道德挖掘、推演和评论。其实意义不大，两千多年来，已经被嚼烂了。况且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没有了旧体制下的文化制约，不存在文人士大夫的阶级立场。

所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历史更有意义，也更精彩。谨以此文抛砖引玉，与您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