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发迹史：从流浪汉到大明皇帝，逆袭秘诀全靠这三点

在中国封建帝王序列中，明太祖朱元璋和汉高祖刘邦是仅有的两位布衣皇帝。但与做过泗水亭长的刘邦相比，朱元璋的经历无疑更加传奇。从1352年投奔红巾军开始，朱元璋用16年时间实现了从托钵沙弥到军事集团首领再到开国皇帝的三连跳，其社会身份重构的历程，绝非所谓“天命使然”这种虚妄之词所能简单概述。

今天，秦皇汉武就通过一篇长文来详述朱元璋的发迹史，以期能够一窥布衣天子的些许成功秘诀。

一、从流浪汉到红巾军骁将（1344—1355）：不飞则已，飞则冲天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1328年朱元璋出生在一个几尽赤贫的佃农家庭，陪伴他童年的是食不果腹的艰辛和元政弛极的黑暗。1344年春，16岁的朱元璋遭遇了人生第一场重大变故，旱灾和瘟疫在短短二十天时间里夺走了父母兄长的性命。

贫不克葬，殡无棺椁，在用几件破衣包裹父母尸身后，朱元璋落发为僧，在皇觉寺做起了小行童，数月后又被迫离开寺院托钵流浪，期间风餐露宿，饱经冷暖。

1352年，定远人郭子兴与其党孙德崖等起兵濠州，朱元璋的儿时玩伴汤和带壮士十余人仗剑投靠，并给回到皇觉寺的朱元璋寄来一封书信。

对于好友的相约，朱元璋颇为犹豫，他多次向神佛卜问吉凶，然而汤和来信消息的走漏让朱元璋再无任何顾虑，毅然走上了造反之路。1352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入濠州城，投入郭子兴麾下。

《明太祖实录·卷一》载：“子兴因言上（指朱元璋）度量豁达，有智略，可妻之……乃以女妻上，即孝慈高皇后”。

加入红巾军的朱元璋很快被郭子兴看中，并以养女马氏妻之。在郭子兴死后，又因“子（指郭天叙）不能驭诸豪英兵”，朱元璋顺利成章地成为了这支红巾军的统帅。

但实际上，朱元璋发迹的第一步远非《实录》所载的那般顺天应命。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后，身份仅为步卒，贱如草芥，为此，前一秒还在佛前虔诚祷告的朱元璋，转身即拿起刀枪凶狠的刺向官军的胸膛。凭借着作战勇猛，入伍两月，朱元璋升格为主帅郭子兴的亲兵九夫长。

在卫戍主帅期间，朱元璋野心开始滋长，他不再满足于投靠义军只为保命安身的初衷，开始显露出进入核心圈做统帅的欲望。为此，他走出了发迹的第二步。

《滁阳王庙碑》载：“初劝滁阳（指郭子兴）馆高帝于贰室者，次夫人也。滁阳被械，携二子从高帝奔告鲁淮者，亦次夫人也”。

郭子兴有一妻一妾，夫人张氏，次夫人亦张氏。史书没有记载朱元璋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能够让次夫人对其青睐有加，以至于极力主张招朱元璋为婿。郭子兴虽然听从了次夫人建议，但却仅以养女马氏妻之，而未将亲女郭氏嫁给朱元璋。当然，郭氏后来还是成为了朱元璋的嫔妃，这已是后话。

成为养女婿的朱元璋，依然没有进入元帅府的核心圈，为此，朱元璋于1353年六月返乡募兵得700人，“子兴喜，以上为镇抚”，这个时候朱元璋才有了军职，但招募来的700人却尽数被郭子兴收编，朱元璋身边仅有徐达等二十余人。直到1355年春红巾军攻下和州后，郭子兴才命朱元璋为安徽和县总守。

但郭子兴对朱元璋的防备之心却并未放下，有2件事可以看出：

一是和县红巾军被一分为二，分别由朱元璋和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统领，而《明实录》所载“守门者亦与上（指朱元璋）有隙”也证实，朱元璋对和县红巾军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二是在和县攻下后不久，郭子兴即对朱元璋起了猜疑，专程从滁州赶到和阳“欲督过”。

之所以起疑，或许是发觉了朱元璋有坐大之势，忧虑日后无法驾驭。不过郭子兴在当年即因病去世，他的猜疑并未给朱元璋带来实质性的局限，反倒是给了朱元璋全盘继承郭氏家族“遗产”的机会。

郭子兴死后，其子郭天叙在小明王敕封下继承了郭子兴部属，但此时的义军内部已经分化，郭天叙所辖的不过是张天祐、邵容、赵继祖等郭氏旧部，对朱元璋部已无权辖制，只不过此时因外部军事压力尚在，义军矛盾并非激化。

1355年6月，义军渡江攻下太平路，仿元制设太平兴国翼元帅府，郭天叙成为都元帅，朱元璋、张天祐则分别为左右副元帅，因元朝以右为尊，所以，此时的朱元璋实为“三把手”。

从军三年，朱元璋实现了从小卒进入郭氏军事集团核心圈的跃升，朱元璋有了争天下的赌本。

二、从“三把手”到吴王（1355—1362）：雕心雁爪，狼性处事

义军渡江后，朱元璋地位在郭、张之下，然而仅仅数月过后，郭、张却很“巧合”的同时战死。关于二人的死因，《明太祖实录·卷三》作了如下记载：

“陈埜先遂叛，与元福寿合兵来拒……我师失利，天祐、郭元帅皆战死。”

义军在1355年6月攻下太平路后，方山寨民兵元帅陈埜先即率兵数万来攻，但被义军击败，陈埜先率众投降。当年九月，陈埜先献计邀郭、张、朱三元帅合兵攻集庆（南京），但朱元璋笃定“此贼多诈，最叵信”，采取了“姑许之，不往”的策略，留守太平府并未出兵。

而郭、张二人却按约定合攻集庆，朱元璋既已识破陈埜先诈降之计，却并未明言告知郭、张，以至“埜先邀郭元帅饮，杀之，擒张元帅献于福寿，亦杀之”，借刀杀人之后，朱元璋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最高统帅。

不过，郭、张虽死，却依然有两大阻碍横亘在朱元璋面前。一是郭子兴尚存一幼子郭天爵，是法理上的顺位继承人；二是郭氏旧部邵容、赵继祖等将领，并不从属于朱元璋。

郭天叙战死后，其弟郭天爵因年幼无力统军，所以，朱元璋在处置郭天爵时颇为直接，1358年七月，“右丞郭天爵谋叛，诛之”，朱元璋以阴谋造反的罪名，诛杀了郭天爵，丝毫未念姻亲恩主情谊。

但在处置邵容、赵继祖时，朱元璋颇费了番周折。朱元璋上位后，他所留下的权力真空由统率郭氏旧部的邵、赵二人顺位填充。这个时候新组建的军事集团实际已无郭氏影子，而是由朱元璋嫡系及邵、赵两军组成。

不过，借刀杀人和欲加之罪都已不能再用。义军渡江以后，所面对的主要敌人已不再是元朝官军，而是虎视眈眈的徐寿辉（后为陈友谅）、张士诚等人，这两地军事集团并不尊奉小明王号令，而是自成一体。

所以，朱元璋还需要倚仗邵、赵的军事力量。邵容虽然位居新军事集团的二把手，但实际并非朱元璋部属，而是在名义上与朱元璋同为小明王敕封的行枢密院同佥（地方军事负责人），二人属同事关系，有着共同的上级—小明王。

为此，朱元璋采取了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是在行中书省名下设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由徐达、常遇春等嫡系任职其中。参照元朝制度，行中书省为地方最高权力机构，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但亲兵都指挥使司设置后，统兵权被分割，朱元璋横跨行枢密院和亲兵都指挥使司两处军事机构，权力天平开始倾斜。

第二步是以小明王名义，升邵容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赵继祖为参政，以高官进一步剥离邵、赵对行枢密院的影响力，朱元璋则进位行中书省丞相。升迁之后，邵容对其直属军队控制力并未受到损害，因而并未察觉个中奥秘。但朱元璋和邵容等人的关系，却从同事变成了上下级，朱元璋得以合理调配邵、赵中下层军官。

第三步是改行枢密院为大都督府，节制内外军事，首任大都督为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而邵、赵二人部曲也多以升迁名义先后在大都督府和行中书省任职。

如此三步之后，邵、赵从过去控制一军的长官变成了全军的副统帅，看似权力扩大，实质却失去了对亲军的完全控制，不过邵、赵却并未对此产生警觉，反而在1361年八月带兵沿江而西大破陈友谅，1362年三月又平定处州叛乱，立下大功。

为了应对将来与陈友谅的决战，朱元璋急需完成对现有军事集团的独裁整合。1362年七月，熟悉的一幕再次出现，“平章邵容、参政赵继祖谋反，伏诛”。自此，朱元璋建立了由自己全权控制的军事集团。

三、从大宋臣属到开国皇帝（1362—1368）：蛰伏隐忍，直击要害

1363年，鄱阳湖一战陈友谅败亡。同年，张士诚杀刘福通，小明王逃入朱元璋辖地，大宋政权名存实亡。然而，已具备开国建元实力的朱元璋，却摆出了一副蛰伏隐忍的姿态。

对于已成傀儡的小明王，朱元璋依然尊奉为主，听从号令，以大宋吴王的身份统军作战。对内，朱元璋却悄然开始了从军事集团到国家政权的改造。

首先是对军权的剥离。军权是历代皇权的最直接威胁，对此要害，朱元璋心知肚明。徐达、常遇春等宿将从亲兵都指挥使司调任中书省，原任大都督府都督朱文正，这位名义上的全权军事主官在1365年被朱元璋以“有罪”为由罢免官职，军务由4名大都督府断事官负责，调兵、统兵权就此分离。

此后，朱元璋又在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基础上，分设类似机构，即后来之卫所。

《明实录》载：“庚午，置武德龙骧豹韬飞熊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至是乃悉罢诸翼而设卫焉”。

其次是建立系统的政务机构。起兵前期，义军的主要任务为军事作战，因此，虽然挂名中书省，但义军俨然还是军事集团而无完全独立的政务机构。

在军权改造的同时，朱元璋将新占领区改路为府，设大都督分府，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以文人儒士充实各地军、政机构，政权颇具雏形。

在完成从军事集团到邦国的改造后，朱元璋开始着手处置自己名义上的君主—小明王。1366年，朱元璋邀小明王入应天府，途径瓜洲时，小明王沉江而亡，朱元璋扫清了自己建元开国的法理障碍。

此后，随着1367年对张士诚政权的军事全胜，坐拥江南半壁的朱元璋在向帝王跨越的这一步上，再无任何羁绊。1368年正月，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建立明朝，用16年时间实现了从流浪汉到一代雄主的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