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米靠抢，肉价“上天”？辛亥革命前夕那一针物价疯涨“催化剂”

文│何映宇

物价那点事儿，剪不断理还乱。

时光容易把人抛，百年再回首，辛亥似乎只剩下伟人慷慨陈词烈士视死如归，实不知吃喝拉撒睡，伟人烈士一样也少不了。

人是铁，饭是钢，胃口是个大创伤。倘若人人丰衣足食，革命何为？都是吃不饱穿不暖，今天米价飞涨，明日猪肉翻番，老百姓收入大幅缩水，勒紧裤腰带藏富于官，通货膨胀猛于虎。大清末年气数将尽之时，生活必需品样样贵，民怨沸腾。与其说是屡败屡战的革命军小宇宙爆发，还不如说清廷倒在物价的枪口上。民心向背，鞑子问题为虚，民生问题为实。谁不想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谁不想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富即安？但到真活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反他娘的！

大清二百多年基业毁于一旦，其实不在战事，多在民生。革命的经济学潜规则，尽在其中。

销魂的猪肉

辛亥革命爆发后，人们向银行挤兑

1911年10月5日，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A.H.Sugden）给全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F.A.Aglen）写信抱怨说：“猪肉这几天就要涨到三百文制钱一斤了。”

300文制钱是什么概念？康熙年间，一斤猪肉只要白银5分（康熙年钱800文折银一两，那么五分就相当于40文）；到宣统初年，物价翻番，一斤猪肉也只要价92文制钱，没想到一朝混战之后，武汉地区的猪肉就涨了三倍之多， 让一众工薪阶层的老百姓情何以堪啊？

1905年前后，上海、天津、汉口三大城市的调查显示，工人的工资每日约为三四角银角子，技术工人的工资最高，也不超过9角，最低只有一两角。那么换算成月薪，做满30天，一般中不溜秋的工人，也就在9-12元而已，最高不过27元。一块银元， 重七钱二分， 如果一个工人的月薪以10块银元计，那么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时江汉地区的一斤猪肉，就占到其月收入的4%（10块银元，为七两二钱白银，合7200文制钱）。

《续修历城县志》记载，济南地区的皂隶、门子、马夫等一般工作人员的月薪是“银五两七钱四分七厘”，等于5747文制钱，似乎还不如城市中的工人，基本上和军队里的正目（班长）相仿佛（每月饷银5.1两）。那么，300文制钱一斤猪肉，更达到这些机关底层职员或者大清大兵月薪的5%以上。如果我们穿越一下，按现在普通工人的月收入1500元计，当时江汉地区的猪肉，在今天，大概相当于达到了60至75元一斤的高位！

不过革命后也未必就能吃香的喝辣的。陈存仁先生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说他6岁新年的时候（即1914年），绸缎铺中薪金最高的掌柜先生，每月的薪水不过8元；普通职员，不过6元、4元，刚满师的学徒，月薪1元，学徒工更低，每月只有小洋2角。民国成立之后，民生之艰，似更甚于晚清，只是不知道当时的猪肉价格是否有所回落，即使以宣统初年比较正常的猪肉价格来看，学徒工也可以彻底死了吃猪肉之心，对他们来说，销魂的猪肉是绝对的奢侈品啊。

吃着吃着就穷了

上海光复后的望平街

民以食为天。

有道明君能不明白这个理？康乾盛世之时，粮价极低，《熙朝莆靖小纪》记康熙二十三年正月谷价每石2钱，到康熙二十五年岁暮时，白谷每石才一钱六分，敞开肚子吃也没多少钱。

不过到了清朝末年，好口福的日子到头了，人口爆炸、自然灾害再加战乱频仍，想吃口饱饭已是奢侈。民国《筠连县志》写道：“光绪甲申（1884）乙酉连岁不收，而米斗值钱千五百，人民嚣然。”

一斗等于13.5斤，那么一斤米就需要铜钱111文，这价钱，比宣统初年的猪肉价格还贵，人民能不“嚣然”？

内忧外患之中，粮价节节攀升，仲芳氏《庚子记事》写1900年8月21日这一天：“刻下每石银十，粗麸白面每斤银五分，买米只卖十斤，买面只卖二斤，尚须鸡鸣而出，太阳一出即售停矣。”同年10月7日，又记：“白面大钱五百六十文，小米面每斤三百，玉米面每斤二百，白米系南粮，海道不通，米庄不免居奇，每石需银八两上下耳。”

银八两，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看多了《水浒》的读者可能对这八两银子没啥概念，想康熙八年，松江新米，一石不过五至六钱，现在涨了十倍有余。穿越比较一下可能更直观，倘以现在的房价比较，可知当时一两白银的购买力是何等巨大。乾隆十二年，北京内城西北角太平湖东（新街口），七间半房子售价85两，按现在新街口3.4万一平的均价计算，七间半房以每间15平计算，大概需人民币382.5万（还不算税），每两银子值现在的4.5万元，那么这米价可贵至每斤375元！

是眼前的房价虚高还是当时的米价腾贵？结论是：哪样都不便宜。

书归正传，辛亥那时候，要是有别的粮食替代物能代替大米说不定也可解清廷燃眉之急，可惜，其他的农作物也好不到哪去。

小麦，康熙刚刚登基那会儿，康熙元年六月，一石小麦五钱，到清末宣统皇帝继位的时候，一升60文，一石是6两；黄豆，康熙二年十月，一石五钱，民国《合江县志·食货篇》记光绪三十一年，合江地区黄豆一斤卖0.067两，一石也要八两多银子，一穷二白的普罗大众，什么都能省，就是这口饭，是可省，孰不可省啊！

活着活着就老了，吃着吃着就穷了。还不光吃，衣食住行，哪一样不要花费？1斤红糖35文、1只鸡48文、1只鸭100文、1两猪油120文、5根葱1文、1匹白布700文……稍微沾点荤腥明天可能就揭不开锅，世道若此，徒唤奈何？

晚清时期，太平天国起义引发的巨大社会动荡影响仍未消除。对老外又战事不利，打不过钱来凑，丢人丢到西伯利亚了，割地赔款是老黄历，民族主义情绪在饿肚子的青年人中间急速高涨起来，对于紫禁城中山珍海味的皇帝，很多人流着口水想要取而代之。

此消彼长，中国人口却屡创新高。城市人口以3.5%-9.8%的年率在增长。每次洪水过后，数以千计的难民在城市乞讨为生，沦落为流氓无产者的中坚力量；本地土著，则不知道计划生育的重要性，他们并不认为，未雨绸缪比放纵情欲更值得赞赏。这些因素都导致清末时期，物价飞涨，生活必需品供不应求，普通人又无力购买的局面。

要知道，通货膨胀的结果可能是财富的再分配， 一场暴动就在眼前。

长沙抢米风潮

长沙“抢米风潮”时的湖南巡抚衙门

1909年4月11日，住在长沙南门外贫民窟的黄氏，拿着夫君卖水所得的微薄收入，去米店买一升米。到了米店，递上铜板。老板举目一看， 铜钱里有几枚早不通行的制钱，他说不行，你得换了再来，黄氏无奈，说好吧， 转身匆匆离去。

可是等她再回到米店时，可能只有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米价已经从80文一升涨到85文一升了。要知道平常也就三四十文一升，没想到一场大洪灾之后，长沙城内的米价竟狂涨若斯。5文钱的差价对于官老爷算不了什么，对于黄氏和她的丈夫却可能是致命的。都是底层弱势群体，伤不起，米价突破心理底线的她无法忍受这操蛋的米价，自杀了事。她的丈夫回到家，发现竟与老婆阴阳两隔，接受不了，轴，想不开，牵着两个孩子的手噗通跳了水塘。一家四口，不是馒头，是一升米引发了血案，您说冤不冤？邻居们沸腾了，这一悲剧连同群众对于米价的普遍不满引发了极其严重的骚乱，黄氏的邻居们将米店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强烈谴责米店老板，并要求他为死者备办四口棺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第二天，当另一位妇女与米店老板发生口角时，围观的愤怒群众冲进了米店，直接用打砸抢这种重口味的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军警赶来维持秩序，结果，砸米店的没事，一位辱骂了湖南巡抚岑春蓂的木匠刘永福则被当场逮捕。

湖南巡抚岑春蓂者，边疆大吏、云贵总督岑毓英第五子也。官二代，父亲在云南镇压过杜文秀起义，儿子则对萍浏醴起义军痛下杀手，牛逼，都是狠角色。驻长沙的日本领事说岑巡抚“在处理政务时谨小慎微，性情温和”，恐怕只是在日本人面前如此，在衣食父母面前，他可没有那么听话。

当是时，事已激矣！不怕死的群众先打了巡警道赖承裕，昂首阔步向着巡抚衙门走去。岑巡抚不仅不好言相劝温言抚慰，反而对着属下说：“现在一壶茶都要100文，米只卖80文！80文岂算贵了？”

当然，他也怕激起民变不好收拾，所以他发布安民告示，答应5天后开仓， 米价60文一升。此布告给人一把撕了个粉碎。他又退一步，宣布米价50文一升，群众仍不买账，居然冲进巡抚衙门，巡抚大人的人身安全看来都岌岌可危。到13日，岑巡抚宣布米价下降到33文一升。

长沙饥民怒烧巡抚衙门

民众的抗议声浪并未散去，反而愈演愈烈。14日清晨，群众在巡抚衙门口集合，要求释放刘永福，并建立正规的义仓制度， 以备凶年。事态很快失去控制，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也许是出于恐惧的自卫，执行警卫任务的新军，向潮水般涌来的群众开了枪，当场打死14人，伤40余人，结果也没有能击退群众。后者一怒之下，一把火把巡抚衙门烧了个精光。

何以见得，有诗为证：祝融余兴复扬扬，焚罢洋行又教堂，不是此君威力大，那能玉粒满成厢？

有人说这是“整个清朝前所未见的紊乱”，很多人怀疑，其实是受够了岑巡抚气的当地士绅顺水推舟要让巡抚大人下台，所以岑巡抚衙门给人烧了不仅没能调兵遣将剿尽刁民，反而引咎向湖广总督瑞澂递了辞职报告，瑞澂乃慨然应允。而且，吊诡的是，就在14日的当天下午，全城已经获悉，庄赓良将新任巡抚， 此时， 全城鞭炮齐鸣，可是，又是谁向民众透露了这样的消息呢？

内鬼是谁？

这里不讨论“风声”问题，还是说说物价那点事儿。长沙抢米风潮暂时平息， 可是风雨飘摇的晚清，已经无力真正控制好物价。从而，武昌文学社些许人马，竟能成其燎原之势，实为根基已腐，社会必然。

正是：花钱如流水，百姓太悲催，物价不给力，遗老徒伤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