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古人为何特别看重风俗？

在中国文化中，风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古人为何特别看重风俗？关乎国家兴亡的风俗，由谁来树立，谁来实现，谁来维护？今天的中国应该有怎样的风俗，我们每个人能为此做些什么？

3月26日，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19点，“人文清华云讲坛”第二场隆重开讲，著名礼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彭林教授登坛讲授“国家元气全在风俗”，指出读书学礼、学问与德行兼优的官员及基层社会的《乡约》建设，均深刻影响风俗，进而影响国家元气。

彭林，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全国政协“人民政协讲坛”特聘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法国人文之家、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首席专家；曾获北京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清华大学首届“十佳教师”，清华大学“良师益友”特别奖，首届清华大学新百年教学成就奖等奖项。

以下为演讲实录，约1万字。（全文读完约13分钟，敲黑板划重点，要认真记笔记哦~）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讲座的时间非常巧，是农历三月初三。在中国文化里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都是非常重要的节日。这个三月三的特点在哪里呢？经过了漫长的冬天的蜇伏之后，又经历了春寒料峭的1月、2月，到了3月，阳气开始上升，天气转暖，这个时候人们就会相约来到水边，然后沐浴，希望把身上的污垢连同晦气一并全部去除。

我们古代以十个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构成六十个甲子日计时，以前古代祭祀通常是在巳日，巳日在一个月里要出现三次，第一次出现巳日的叫上巳。汉代的修禊一定要在上巳日，后来三国的魏以后固定在三月三，这样大家比较好记。

我们想借由“人文清华云讲坛”公开课和这样一个传统的节日，衷心祝愿饱受新冠病毒折磨的人类能够尽快走出病毒的阴影，回归到健康的生活中。

风俗关系国家安危存亡

今天我讲演的主题词，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词——“风俗”。生活中，同一个词在不同时候，大家的理解可能会相差很大。在我谈到“风俗”这个词的时候，大家脑子里反映出来的也许就是月饼、粽子、舞龙、舞狮、兔儿爷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风俗里面最浅表的东西。

“风俗”这个词在日本也用，除了我们使用的那些内涵之外，日本人还把三陪女叫“风俗女”，把不太正经的酒店叫“风俗店”，这个跟我们的理解又相差了很多。

其实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风俗”是极大的事情。它是由一个国家民众的文化追求、价值认同所形成的总体风气。这个风气正不正，是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宋代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叫楼钥，他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风俗败坏离亡国就不远了，风俗好了就好像一个人元气充盈，非常强劲，这个国家就有前途。清代学者黄中坚说过这样一段话：“天下之事，有视之若无关重轻，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天下万世万物，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无关重轻，实际上却是一个国家的安危存亡所寄托的地方，这就是风俗。所以古人关注的是风俗的精神、文化层面。

不同地理环境形成不同风俗

简单来说，在古代“风”跟“俗”意思差不多，古人的解释比较强调地域性：“风，土地风俗也”，既讲了“风”也讲了“俗”。陕西的风俗跟广东的风俗、山东的风俗跟云南的风俗不一样，不同的地理环境里形成的风俗是不同的。

风俗来源相当古老，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遗址，向我们展示的文化面貌很不一样。比如在山东泰安的大汶口遗址，墓葬里出土的遗骸，几乎所有的人侧门齿都是拔掉的，很是奇怪，当时没有麻药，没有拔牙工具，怎么拔的牙？为什么非拔不可？另外枕骨都经过了人工调整，变得畸形。死者的嘴里都含小石球，由于长期在嘴里放着，牙床上都磨出非常深的凹槽，甚至连牙根、牙髓都能看到。这种古风蛮俗，在我们今天看来都觉得很奇怪。随着社会的进步，这种风俗慢慢就没有了，今天我们到大汶口、到整个山东，已经看不到这种风俗了。

国外也是一样，比如古代埃及，贵族女性有一种审美观念，后脑勺往后拔得越长就越美。所以孩子从幼小的时候开始，就要对她的前额、后脑勺进行种种人工干预，让它慢慢变成这张图上的形状，今天我们到埃及去，已经看不到这种现象了。说明这种古老的风俗都随着文明的发展慢慢被淘汰了。

当然也有一些很古老的风俗一直流传至今，比如泰国和缅甸交界的地方有个“长颈族”，女孩子以脖子长为美，女孩子的颈部戴着一圈又一圈的金属环，以便把脖子拉长，据说最长的可以有好几十公分，为此而不惜承担锁骨受到压迫、颈椎变形的后果。

中国幅员辽阔，从上古的时候起，幅员就比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大得多，东西南北四方的地理位置各不相同，所以习俗也不一样。我们有句古话叫“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你要进入别人的国境前一定要“问俗”，要了解他们的风俗与禁忌，否则跟人家无法沟通。

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到过许许多多地方，发现各地风俗有很大差异。他在《史记》说，这些差别，除了地理因素、历史因素之外，还与教育有关，他用了“风教”这个词，他更多地看到后天的因素。

统治者的腐败易败坏风俗

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风俗依然在不断发展变化，总体而言，一国之民的风俗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上下之间的影响，二是周围的影响。

在同一个国家里面，上层贵族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往往起主要作用，所以，人们通常都说“上行下效”，《韩非子》说“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周人灭了商之后，他们研究商朝灭亡的原因，发现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商俗靡靡”。商纣王这人刚愎自用，不听劝告，所以下面大臣们净说好话，拍马屁，效果如同靡靡之音，让纣王听起来非常舒服，最后导致商朝灭亡，因为他无法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所以《尚书》提到“政由俗革”，治理国政，要从改革殷人的陋俗开始。

《汉书·地理志》不仅记载各地的山川，而且提到各个地方的风俗，颇有人文地理的色彩。比如商纣王统治集团的腐败就深深影响了相关地区的民众，尤其是河北赵、中山这些地方，虽然商纣王统治集团早就灭亡了，可是他们留下的那具“政治尸体”，一直到汉代还在腐烂、发臭，毒化着社会风气。《汉书·地理志》说到，在他们长期经营的那块地区，男人至今喜欢“相聚游戏”，不务正业，成天玩，靠“掘冢盗墓”为业。女子更是糟糕，“游媚富贵”，“富”是有钱，“贵”是有权，女子以谄媚有钱有权的人为荣耀。上层社会的腐败，使得下层社会的风俗也出了很大的问题。

周边的不良风气导致风俗败坏

人的生活环境不是封闭的，所以，时时会受到周边各种风俗的影响，直到今天都还是如此。《汉书·地理志》说，像邯郸这样的地方，跟郑、卫这些历史上常常被批评风俗不太正的地区相连接。所以，人们作奸犯科，而且不当回事，因为这个地方世世代代就是这样。再如在晋北，由于靠近胡地，民众耳闻目濡，浸淫成风，好为奸诈，不事农商，成为一种风俗。所以，班固就很感慨，说：“痛乎，风俗之移人也。”

《荀子·劝学》里有一句话“蓬生麻中，不扶而直”，麻是笔直长的，蓬很软、很飘，假如把蓬放在麻的中间长，由于环境影响它，它也就跟着长直了。所以，一个地方的风俗每每会受到周边风气的影响。

“道一风同”的目标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土地非常辽阔的国家而言，各地的风俗都不一样，想有真正的统一很困难。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要把风俗逐步统一，这就需要有相同的道德标准，用超越时空的正确的道德观把大家的认识统一起来，同时，应该仿效中原地区最高雅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让大家走到一起，即实现“道一风同”。所以，《礼记》里说：“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一”就是统一，“同俗”就是相同风俗。历代儒者都有这个理想，并不断努力，中国社会人口再多、地方再大，对“道”是认同的，风俗能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逐步走向统一。

读书学礼，广教化美风俗

移风易俗靠人去做，这不是贴贴标语、喊喊口号就能解决的，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古人认为，要想做到道一风同，有好几方面的功课要做，第一是读书学礼。人要懂道理，一定要通过后天的学习，连孔子都说他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很多道理要靠自己学习消化，然后通过礼来展示。所以《礼记·学记》里提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第一步一定要让大家读书，知书达礼。《礼记·乐记》又说：“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古代先王要移风易俗，就一定要推行教育。

古人认为，治理一国之民要靠道德引领。《礼记·礼运》中说：“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刑肃”，即刑法非常苛烦、非常严厉，而风俗又非常凋敝，这个国家民心是不会归向的，出了毛病的国家，叫“疵国”，这种统治方式不能长久。西汉初期，民风凋敝，社会混乱，一些精英阶层非常忧虑，贾谊曾经上书，说“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他认为西汉继承了秦帝败俗，因为秦人治国，是不考虑风俗正气的，施行暴政，而西汉初创，在扭转风气上没有建树，所以老百姓把礼义廉耻都丢了，去盗取宗庙的祭器。官风也都很坏，国家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懈怠，没有气象。当时有一个郡国，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恶性犯罪，这种连畜生都做不出来的事情，一年当中竟然高达220多起。这种败俗如果不纠正、改变，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有了统一的道德标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教化”。汉武帝雄才大略，在他统治时疆土空前辽阔，但是他意识到，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要把老百姓的良知提升起来，所以他提出要“广教化”，通过弘扬“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的举措，最终达到“美风俗”的治国理念。把“仁”和“义”当作做人的根本、立国的根本，此外，政府还要有是非观，褒奖德行高尚的人，录用贤能之士，劝善刑暴。目标很清楚，就是美风俗，要让这个国家的人都懂仁义，都有德行，都羡慕贤良。

学问与德行兼优的官员利于风俗建设

要把好的教化推广开，是个很艰苦的工作，要到各个州、各个县、各个村子里去深耕。两汉政府有一个很明确的理念，一定要选学问和德行兼优的人来做，这些人要有人格魅力，是社会风俗的引领者，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之德是万民仰望与追随的楷模。

为了摸清全国风俗的情况，两汉政府曾经多次派风俗使循行天下，“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包括考察吏治、平反冤狱。比如元康四年，汉宣帝派了十二位官员循行天下，“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初元元年，汉元帝也派了十二人，“览风俗之化”。汉元帝建昭四年又派二十一位“观教化之流”。汉平帝元始四年又派了太仆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如此等等，通过考察各地风俗，掌握一手的情况。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非常尊重儒学在治国平天下中的作用，所以汉代的经学特别发达。受命担任风俗使的，都是学识广博、品德端正的儒者。比如谷永，“博学经书”；再如韦彪“好学洽闻，雅称儒宗”，皇帝曾经多次召见他，向他请教礼仪风俗。这样的例子，我们打开两《汉书》，可以说不胜枚举。

汉代政府是如何通过道德礼义的教化善化民俗的？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韩延寿治颍，是汉代在中原地区扭转秦的陋俗的典型案例。颍川，在今天河南禹州一带，地方非常大，人口多，当时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一些豪门大族通过联姻、跟官府勾结，在地方上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他们还结成帮派，彼此恶斗，地方上不得安宁。需要派精明强干的官员去治理。一开始派赵广汉去做太守，这个人行事作风非常果断，到那里之后，鼓励民众互相检举揭发，甚至采用一些权术挑动当地权贵之间的矛盾，然后快刀斩乱麻，抓一批、杀一批，很快把局面搞定了。但这种治理是单向的，是上对下的，没有下面民众自发配合的过程。此外，这种完全靠刑法治国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的价值观、人生观，是这种治国方法给不了的，完全靠刑罚治国不能长久。后来，颍川果然又出了不少问题。最后政府就派韩延寿过去，韩延寿是饱读经典的儒生，他觉得颍川的问题，要换一个思路才能彻底解决。所以他到颍川之后，挑了20多名德高望重的长者，请他们吃饭，跟他们了解情况，做沟通，讨论如何通过道德教化把颍川引导到和谐、温情的境界，与他们取得了共识。然后，在这里办学校，学习礼仪，敦厚伦常。例如，行成年礼，旨在让每个成年男子明白自己对家庭、社会负什么样的责任。再如婚礼，让大家明白家庭如何建设，才能“合二姓之好”。这些礼仪形式非常温和，非常典雅，为民众喜闻乐见，推行多年之后，这个地方风气完全改观了，好到连坏人都不敢进去。由此可见，两种治理的方法带来的后果完全不同。

另一个例子是在岭南边陲地区，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在那里设置了九真、交阯和日南三个郡。最早到九真去做太守的是任延，由于从小书读得非常好，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任神童”，他对儒家经典与治国之道非常精通。他一上任，发现九真郡里的人还生活在氏族部落时代，没有婚姻、家庭，靠渔猎为生，跟中原好像是两个世界。于是他教他们学习牛耕，制造生产工具，推行中原的文化。他要求男子从20岁到50岁，女子从15岁到45岁，按照大致的年龄相配，史书上记载，一次配对成婚的达上千家，这可以算是历史上最早的集体婚礼了。由于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民众丰衣足食，而且还有了家庭，终于知道这个生下来的孩子是我的儿子！以前那里的孩子都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为了纪念任延，所以给孩子起名时都把 “延”字加进去。九真跟汉代中央朝廷曾经关系比较紧张，经过教化，九真之民的生活与内地完全一样，对朝廷也完全认同了，边境上原有的防御措施全部撤除，真正融入了中原大家庭。可见这个文化的力量有多大。

到交阯郡做太守的是锡光，他也是用礼义来教化，将之作为治理的主轴，“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多年之后，民风为之丕变。他在当地的声望，与任延等同。二位太守的功绩，一是安定了边境，二是使中原文化在那里深深扎根，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所以《汉书》上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风俗变了，整个气象变了，所有的东西都变了。

乡约，民间自发移风易俗

移风易俗，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地在推动的文化建设工程。宋代是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最多，文化最繁荣的时代，很多读书人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真正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以天下为己任。不少知识精英意识到，要做到天下大治，就要在乡村移风易俗，做文化深耕的工作。陕西蓝田县吕氏四兄弟，为敦化民俗，订立《吕氏乡约》，规定“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意思是在道德上，在从事的行业上，要互相鼓励；发现对方有过失要及时互相规劝，别让它恶化；以礼俗相交，出现患难时要互相体恤。《吕氏乡约》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中国民间开始自发地移风易俗，标志着中国乡村自治正式开始。

《吕氏乡约》出来后，全国各地的响应者，可谓此起彼伏，史不绝书，许多家族的族谱里也都有类似的内容，甚至影响到了海外。十多年前，我到访韩国庆尚南道，发现那里有一个县也叫蓝田县，原因是他们在朝鲜时代就接受了《吕氏乡约》，出于向慕之情，就将原有的地名改为“蓝田”，并且世世代代按照《吕氏乡约》的要求生活，至今犹然。

我们再谈谈明代。近些年，王阳明被炒得很热，大家都非常欣赏他。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家，他提倡“知行合一”，知了一定要行，一定要付诸实施，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对于儒家经典，一定要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并且用自己模范的形象去移风易俗。王阳明曾经在江西南部，南安县、赣州以及福建的汀州、漳州这一带做巡抚，他非常重视社会教育，所到之处，他都热心地创办书院。当时赣南的民风很差，王阳明认为民风不好是由于缺乏教育，老百姓出现了问题没有及时纠正，一出问题就抓人，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受蓝田《吕氏乡约》的启发，他制定了《南赣乡约》，非常有名，提了16条移风易俗的措施，原文非常具体，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南赣乡约》的序言里阐明宗旨，说：“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诫，息诉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他在序言所讲，都是怎么做人，以及与修身、齐家最为相关紧要的内容，把这些都做到了，就能实现齐家、治国。王阳明深知，自己作为地方长官，一定要为民表率，要求民众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他在衙门前面放了两个箱子，一个上面写着“求通民情”四字，老百姓有什么话想说的话，请你写好放在箱子里，我每天会来收看、处理；，有些事情可能我没有注意到，你们发现了请随时告诉我。另外一个箱子写着“愿闻己过”四字，意思是我对诸位提了这么多要求，如果发现有我没做到的，请你告诉我，写好了投进箱子里，我一定改。这就是中国人平常说的，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当地的乡风民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被改善的。

此外，其他地方也有不少乡约，比如广东增城《沙堤乡约》、山西潞州《仇氏乡约》、山西解州《解州乡约》、广西《泰泉乡约》等。这些乡约在不同地方发挥了相同的作用，即把民风民俗搞正了，使其整体提升。

历代学者，对乡约所起的作用都给予高度评价。比如清代贺瑞麟就说，“乡约法最关风化，务各力行”，意思是乡约意义重大，大家要力行。明代耿定向说“导俗维风，莫善于乡约”，建设与维护好的乡风民俗，没有比制订与践行乡约更好的了。清代牛兆濂说“乡约为善俗之要”。可见，我们要想有好的风俗一定要从基层扎扎实实做起。

民风是评价君王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是一等一的学者，清代的学者没有不读他的书的。他不仅学问好，而且心系家国天下。明亡之后，顾炎武非常痛心，就反思其中的原因。在他的代表作《日知录》里面，他对从周到明，历代风俗的善恶，都有深刻论述，其中谈到:“汉自孝武表彰六经之后 ，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他说，汉代从汉武帝开始表彰孔子的六经，老师带学生，儒学一时勃兴，可惜六经的大义未明，没有把六经的思想真正弄清楚，结果王莽篡权的时候，不仅没有人站出来跟他斗争，相反，遍天下的儒者都对他歌功颂德，甚至向他献符，可谓悲剧。东汉光武帝有鉴于此，一方面尊崇节义，另一方面敦厉名实，是不是真正的儒者，是否只有儒者之名而没有儒者之实，要看实际表现。因此，光武帝所举用的人，都是把经义弄得很清楚，而且自己的行为得到修正的人，所以举国的风俗为之一变。变到什么程度？在顾炎武看来，“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东京就是东汉，夏商周之后的风俗，没有比东汉更高的了。政府起用了一批道德跟修身都做得非常好的人，靠这些人去移风易俗，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顾炎武又说：“嗟乎，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他非常感慨，认为评价一位君王的历史贡献、历史地位，不看在他治理之下的世风好不好，就没有办法弄清楚他的功劳究竟是大还是小。顾炎武批评东周末年（战国末期）的天下大乱，而特地表扬东汉，他说这样表达是含有孔子做《春秋》的深意，寄托了他的社会治理理念。

顾炎武的这一观点在其它史料中也有表述。前些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尊德义》，对禹和桀两个君王进行了对比。大禹是夏的开国君王，桀是末代君王，商朝汤是开国君王，纣是末代君王。竹简上说“桀不易禹民而后乱之”，同样的人民在大禹的领导之下民风非常好，可是换了桀，老百姓风气全部变坏了，天下大乱。商汤继位，他原封不动地接过了这些乱民，结果又治好了。所以，我们评价历史上某个统治者，是像禹、汤这样的圣人，还是像桀、纣这样的昏君，一定要看他治理之下民风是好还是不好。所以顾炎武讲，“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把国土搞得再大，可是民风凋敝，在我们传统的历史观里都是失败的。

当代也需要移风易俗

我最后稍微小结一下以上所讲的内容：风俗最早的时候是地方性的一种生活习惯，由于风俗各异，所以中国人很早就提出来要移风易俗，要走向道一风同的境界。

要达到这个境界首先要让老百姓读书明礼，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低限度是不给社会添乱，不给人添堵；最高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君子人，这是中国社会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我们今天看到，在疫情期间，钟南山、李兰娟夜以继日地奋斗，不知疲倦地工作，不说假话，但凡他们出来说话，老百姓就像吃了定心丸。这样的人就是君子人。

此外，从古人的论述里，可以看到对于官员的素质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应该从中看到自己的差距。如果我们的每个官员都能在道德上成为民众的楷模，那就天下大治了。

社会的进步是在不断地移风易俗，旧的风俗推倒了，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今天，我们的移风易俗还有没有空间？我认为肯定有。比如说，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追星。其实我也追星，追星没有错，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很多看过王铁成演的周恩来，我对这个演员有崇敬之心，因为 他在生活里面律己甚严，本身就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他非常敬业，为了演好晚年得了癌症的周恩来，他节食几个月，体重下降几十斤，这就是牺牲精神，这样的演员当然值得我们去追。问题是现在年轻人追小鲜肉，追的是他们浮华的生活。

我有一次坐飞机，有我们邻国的一个演员也在这架飞机上，有的追星族专门买了头等舱的票，就是为了要跟他挨在一起，飞机飞到上海以后，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人像迎接圣贤一样在那里呼喊、奔走。

这里没有正确的价值判断，有些大咖演员演一个戏可以找十几个替身，台词都不要说，只要说“1234567”就能挣巨额的酬金，一旦追慕这类大咖的人多了，成为一种风俗了，势必会影响年轻一代的成长，影响社会的发展。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怎么解决，我希望大家一起来思考，怎么样能造就一个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的风俗。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互动

1.地理对风俗的影响

网友：请老师讲一讲地理对风俗的影响？

彭林：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很早就有人文地理的意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汉书·地理志》是一部讲名山大川、四方地理的著作。班固非常了不起，他不仅仅看到这些东西，他也看到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各地的衣食住行都有不同。另外，他还看到这个地理单元之内，它在历史上和哪些朝代有关系，怎么样受到影响。比如山西大同那一带，晋北，在先秦两汉的时候，有很多生活习俗跟汉族大相径庭的民族存在，这就要看谁影响谁了，是以夏变夷，还是反过来以夷变夏？这是先秦文化跟比较滞后的文化碰撞时，面临的问题。我建议下课之后，大家把《汉书·地理志》找来读一读。

2.中国人要对克服不良习俗有信心

网友：中国人怎样克服根深蒂固的不良习俗？

彭林：其实刚才我在演讲里面提到九真郡，他们那种生活也是有非常强大的惯性，可能也是几百上千年形成的。通过读书就有了正确的文化判断、价值取向，知道哪一种生活方式才是真正文明的，才是高雅的，应该抛弃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还是回到王阳明的那句话“知行合一”，我们首先要“知”，这个“知”来自于读书。

这段时间大家基本都要宅在家里自我隔离，这段时间如果你不能上战疫的第一线，宅在家里，那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时间读书，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我今天还能有这样一个安宁的环境来讲课做直播，说实在的是那些白衣战士们用鲜血和生命筑起了安全的围墙。所以我们更没有理由去虚度时光、浪费生命，我们要更好地学习，让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今天的中国人身上的陋习，无论怎么也比不过九真郡那时候的人身上残留的那些东西，所以要有信心。

3.风俗统一和文化多样性并不对立

网友：风俗统一和文化多样性是什么关系？

彭林：我想两者不能看成是完全对立的。因为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人类文明是多元的，这个多元就决定了全世界不能只有一种文化。另外，我们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又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特色，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不能抛弃的。比如说我们中国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把自己抛弃了，那我们作为中国人存在的理由就没有了，因为民族、国家是通过文化来分别的。所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中华有很多民族，这么多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里互相学习、互相影响，我们可以不断地把中国文化丰富起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此我们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百花园里的一朵，才能不断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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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编：王倩钰 出品：潘冬晖 外联：卢少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