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和皇帝丈夫曾到这座都城讨饭

公元682年（唐高宗永淳元年），在首都长安通往东都洛阳的道路上，有一大队车马风尘仆仆、形色匆匆，貌似逃难。很难想象的是，这支队伍竟由皇帝李治、皇后武则天和他们的宫廷侍从、朝廷大臣组成。原来，这一年首都所在的关中地区闹了饥荒，皇帝不得不率队前往东都洛阳“就食”，中途竟有随从人员沿路饿死。皇室逃荒，在号称强盛的唐朝却并不鲜见。仅唐高宗在位时，就有七次移驾洛阳，目的都是到那里解决吃饭问题。

粮运魔咒

唐朝皇室实在迫不得已。首都长安本已云集了百万人口，朝廷又在西北地区布置了重兵对付外患。而日渐干旱寒冷的关中地区，其农业产出已经无法养活庞大的首都人口和军队，必须高度依赖东部平原地区（华北和江南）的粮食。粮运畅通，成为维持帝国的生命线。

东都洛阳是沟通华北和江南的大运河的中心，粮运基本无虞，朝廷在此建立国家粮仓；从洛阳到长安，却有一段非常艰险的道路，成为粮道上的一大堵点。而一旦粮运出现问题，朝廷就岌岌可危。

公元786年（唐德宗贞元二年），长安再次粮尽，得不到粮饷的禁军酝酿哗变，唐德宗急得与太子相拥而泣；突然听说发自扬州的粮船已经接近长安，唐德宗喜不自禁地跑到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其实，唐朝面临的这种尴尬窘迫，在前朝隋代，甚至远至西周就已经露出端倪。其中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建都长安的王朝，国家政治重心处在西北，而经济重心远在东部平原，二者的过度偏离已经严重到影响帝国的基本运转，这就成为定都长安的一大致命短板。于是，营建东都洛阳甚至迁都于此，成为多个王朝解决两大重心偏离问题的必然选项。事实上，在唐高宗死后，武则天毅然迁都洛阳，并改称神都。

天下之中

从地理区位上看，相对于长安偏处于西北的地理位置，洛阳则处在中原王朝的地理中心，号称“天下之中”。以洛阳为中心，差不多可以等距离辐射华北、关中、江南、四川，这四大地区长期是中原王朝的主要统治区域。如果说长安是国家咽喉之地，那么洛阳则是天下心脏之地。

从地形地势上看，洛阳位居盆地之内，四面环山，处在秦岭东脉和太行山南脉的交叉拱卫之中；周边环列着名关要塞，“东有成皋轩辕之险，西有函谷崤山之固”；盆地北临黄河，内有伊河洛河汇流；可谓山川险固，“形胜甲于天下”。同时，洛阳盆地位于中国地势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联结黄土高原东缘和华北平原西缘，是沟通关中和华北的锁钥关口。

东西二都

天下之中的位置，便于沟通全国；险要的地形，则有利于军事防御。这些条件使得洛阳成为理想的建都之地。从先秦到隋唐，统一王朝的首都不是关中长安就是中原洛阳，长安和洛阳互为最有力的竞争者，并称东西二都，成为华夏大地上的双子星座。

刘邦建立西汉之初，首先的选项就是定都洛阳，经过张良和娄敬的竭力劝说，刘邦才改变初衷而定都长安。即便是长安胜选成为首都，其远在西北的地理位置，也不利于控制东部平原地区，于是王朝不得不把洛阳作为东都，以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早在西周初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返回关中，为控制东方诸侯而营建了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

隋唐时期，华北和江南的经济已经明显超过关中地区，国家经济重心进一步东移，定都长安显得捉襟见肘，东都洛阳对于中央政府控制东部地区和转运财赋更加不可或缺。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就以洛阳为中心，并最终迁都此地。唐朝则多次出现皇室到洛阳“就食”的窘迫局面，武则天干脆迁都洛阳。

然而，洛阳作为首都，并不是没有弱点。天下之中的位置，在和平时期是四控之地，在战乱时期就是四战之地，容易四面受敌。同时，洛阳盆地面积狭小，缺乏战略纵深，不及金城千里的关中地区纵深广阔，也不及地势阶梯更高的关中地区险固。正如张良所说，“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

德化之美

长安和洛阳地理位势不同，也导致都城气质和王朝性格的不同。关中地理形胜优于洛阳，且更靠近西北游牧外族，朝廷在军事上常常更有作为，对外开拓意识强烈，气象豪迈雄烈。而洛阳位居天下之中、华夏故土，“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朝廷更加注重德化之美、文教之功，诗礼传承，文治昌隆。

洛阳是华夏文化的源流之地。“河出图，洛出书”被认为是华夏文化诞生的象征，就发生于洛阳所在的河洛地区。司马迁说“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最早的夏商周三代都在河洛地区建都立业。东汉大兴儒学教育，首都洛阳太学生人数达到三万多人，可谓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东汉一朝被誉为“风化最美、儒学最盛”。而洛阳读书音，在古代长期作为汉语的官方标准发音。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统治阶层实行汉化改革，最为积极的魏孝文帝不顾反对之声，将首都从北方的平城迁到汉魏故都洛阳，以示继承华夏正朔，将汉化进行到底。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这句诗，足以作为洛阳古都不朽地位的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