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们调侃,我们中国人都有种植天赋,只要有合适的土地,任何地方都可以种植,比如下面的几则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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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这些新闻,不得不由衷的赞叹,种植天赋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的DNA了……
五千年来,东亚大陆,凡是能种植的土地,都被我们中国人占了。中国古人之所以不去占领西伯利亚,是因为那里太冷,不能种菜……
不过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随之出现了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看起来已经是一个难以逆转的大趋势。温度升高对世界各国经济会产生很大影响,比如受天气影响最大的农业。
那些纬度越低的国家,其未来经济受到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就越大,而一些高纬度地区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其未来经济发展反而会因为全球变暖而受益。
西伯利亚也的温度也开始提升,变得更适宜种植,中国人纷纷前往俄罗斯远东地区种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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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赴俄罗斯种菜 已掌控远东90%蔬菜市场-
将来,我们在月球、火星建立基地,那么也会在那里种菜吧,不过在火星种植已经被美国人捷足先登了。
当然,是在电影里……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种植并以种植为主业的,恐怕早已无法考证。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远古时期,人类先是狩猎、然后学会采集,最后才学会了种植。可见人类种植技能相比起其他技能都要晚很多年。
在夏朝,农业文明有较大的发展。《论语·泰伯》载禹“尽力乎沟洫”,变水灾为水利,服务农耕。
传说禹的大臣仪狄开始酿造酒,夏后少康又发明了秫酒的酿造方法。古文献中记载到的“杜康造酒”、“仪狄作酒”、“太康造秫酒”、“少康作秫酒”等传说都可以佐证酒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性。
酿酒需要粮食,没有粮食无法酿酒,而只有吃饱了剩下的粮食才能去酿酒。否则饭都吃不饱,哪有多余的粮食酿酒呢?
可见,在夏朝时期,农业大发展,粮食不仅足够人们食用,而且还有很多剩余,才能去酿酒。
与此同时,夏朝的商业、手工业也有极大的发展。
《盐铁论》记载,“夏后以玄贝”,说明汉人认为夏朝使用贝币。 夏代的商业交易更可能是通过谷粟粮食以及牛羊牲畜等生存的必需品来完成的。
《考工记》记载,“夏后氏上匠”,表明夏后重视手工生产业。夏朝一代成功地将中原文明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原始粗犷的细石器、骨角器、蚌器等新石器时代的器物逐渐被更为精细美观的陶器、漆器、玉器、绿松石器、红铜器和青铜器取代。
夏朝时期,可以说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然而到了商朝,商朝人却开始了暴走暴利的游商商业模式……
由商朝前期和中期不停的迁都,频率只有近现代的河北省省会能与之媲美。
要说经商,商朝那可是祖传的营生。
商朝人的始祖商部落首领契因为帮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契的孙子相土相土驯服了马,发明了马车。契的六世孙王亥驯服了牛,除了用牛耕地,田地里产出的农作物更多。他还发明了牛车,用马车、牛车运输货物,从此商部落活动半径开始扩大,到处做生意,开始发展以物换物的商业贸易,或者用贝壳币交易,为商部落积累了巨额财富。
夏朝末年,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强大的方国,史书记载:“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夏桀非常残暴,百姓已不堪忍受。商汤联合诸侯,吊民伐罪,兴兵讨伐无道昏君,最后推翻夏朝,建立商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三十五里)。
商朝曾多次迁都。
《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河南商丘)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
《史记》记载祖乙迁邢(河北邢台),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据《尚书·商书》记载,“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八迁的地点,历来说法不一。大致范围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即河南省中北部和河北省中南部一带。
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史稿地图集》的考订,商王朝共有过七个都城, 即亳、嚣(隞都)、相、邢、庇、奄、殷(殷墟),至于朝歌是否为商的最后都城,则存在争议。
直到盘庚迁殷以后,商朝国都才最后安定下来,迎来了盛世。
至于商朝频繁迁都的原因,说法很多,有的说是王室内部斗争,有的说是日躲避自然灾害,有的说是商部落本来就以畜牧业为主,机动力强,四处迁都其实是和别的部落做生意。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大发展,物资极大丰富,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许多商朝人驾着马车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生意。
到商代后期,城市里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生意的商贩,姜子牙年轻时就曾在首都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为生。
商业的繁荣,聚集了巨大的财富,以至于到了商纣王时期,让他过上了“酒池肉林”的生活,最终众叛亲离,被周部落所灭。
周人灭商后,曾反思商灭亡的原因。
他们认为商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商朝统治阶层因为商业发达,很容易很轻松的就赚取了大量的财富,好逸恶劳,不事劳作,贪图享乐,道德沦丧,整个统治阶级完全腐化。所以商朝统治者不仅朝政混乱,而且许多王公贵族都酗酒纵欲,危害健康,短命暴亡。
所以周人极端重视农业。他们认为从事农业劳动不仅可以收获大量的粮食作为稳定的食物来源,而且贵族参加农业劳动“知稼穑”,可以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劳作之苦,懂的勤政爱民,轻徭薄役,然后政治清明,国家安宁。
周人已经把农业生产上升到了塑造道德和政道的高度。
周人也是身体力行这样做的。比如周人的祖先太王和文王都是亲自下地劳动的。所以周人赋予农耕两个含义:一是继承传统,周人本来就是以农耕发展起来的,二是防止周人贵族子弟像商人贵族那样腐化堕落。
所以周朝时期,周人允许殷商遗民经商(视之为贱业),但周人子弟绝对不行,只能进行农耕。
从周朝时期起,农业的地位就超过其他行业比如手工业、商业,成为最重要的生产方式,以至于影响力以后中国封建王朝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
周朝时,天子扶犁亲耕被写入了国家的典章制度之中,“春耤田而祈社稷也”。
《史记》提到周武王在每年的二月二都会举行盛大的仪式,率领百官亲耕。
唐朝的唐玄宗在行亲耕礼的时候嫌传统的只耕三个来回太少了,于是他在地里一直耕了九个来回,以显示自己对农耕的重视;
明太祖朱元璋是农民出身,除了自己亲手耕地外,他还设立了专门管理农业的机构,非常重视为农业生产;
清朝的康熙皇帝在西苑修建了丰泽园,每年都会在这里亲自耕作,收获的粮食一部分用来祭祀,一部分用来恩赏。
不光自己亲临先农坛行礼,还先后55次派遣代表去祭奠。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帝到南博野(今河北省博野县)视察农耕。路经一块田地,康熙帝亲自下地,耕了一亩地。周围围观的百姓达万人。陪同的直隶巡抚李光地专门为文勒石,以纪其盛(《养吉斋丛录》卷五)。
雍正当了13年皇帝,亲自到先农坛拉犁耕地12次,体现了敬重农神,重视农业,尊重农民和以农为本的精神。
反面典型: 明代万历皇帝执政48年,这个死肥宅别说自己去先农坛,就连派人去祭奠的念头都没有。
而两千多年来,这种重农的政策,已经给深入中国人的DNA之中,成为中国人的种族天赋之一。
在《诗经》、《周颂》、《大雅》、《小雅》中,保存了周朝大量的关于农事的诗篇,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生产风貌。
如《生民》、《公刘》、《绵绵瓜瓞》、《魏风·十亩之间》、《信南山》、《甫田》、《大田》、《七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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