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佛是如何为人间的君王打下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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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367字

历史图景往往不是单线、单一画面、非黑即白、整齐划一的。采用不同类型的史料、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我们会看到历史真相的不同层面。

一个篡位者该如何为自己的政权与行为添加一定的正当性？满天神佛如何为凡世帝国的政治图谋挂上最神圣的遮羞布？

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五月,东魏权臣高洋迫使孝静帝禅位,建立北齐政权。高洋就是后来的文宣帝。文宣帝高洋在正史如《北齐书》、《北史》中常常被描述为性情乖戾的暴君,但是在法琳、道宣等佛教史学家笔下,却是护持佛法的明主。

在建立新王朝之后不久,高洋就通过布发掩泥接受了菩萨戒。这其中除了个人信仰的原因之外,政治的考量非常明显。通过借重佛教意识形态,高洋宣示了自己的转轮王身份,增强了自己受禅的正当性。高洋的这一行为,离不开南北朝后期以来佛教获得空前发展的大背景。

“自东晋以来,佛寺与僧尼数迅速增长,南朝以梁,北朝以北魏末到北齐时为顶点。”佛教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这段时间佛教能够在政治世界(包括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历史背景。

南北朝后期佛教高僧们在国家政治中极为活跃,不但对王权进行理论包装,甚至赤膊上阵,参与国家管理与政治斗争。在孝武帝西奔宇文泰时,为其背负玉玺,持千牛刀随行护卫的是沙门都惠臻,而替高欢奉表关中请孝武帝返回的是僧人道荣。

管理佛教僧尼的机构昭玄寺一再扩充规模,到文宣帝时达到鼎盛,同时设置十位昭玄统管理200余万僧伽。高洋以法上为大统,其他为通统。从北魏昭玄寺一统一都(维那)或一统若干都,到东魏昭玄寺三位或三位以上沙门统并立,再到北齐时昭玄十统俱兴,显示了僧官员额扩大的趋势。

高齐政权的建立,与佛教关系密切。研究政治史的学者往往注意到佛教僧团对高齐政治集团的支持,以及高齐延续魏晋南北朝佛教热衷参与政治的传统。比如北魏末年佛教僧侣制造“佛图入海”、“东海出天子”等谣谶,附会王朝起伏盛衰,宣扬高齐取代北魏建国。

当佛教在政治修辞、国家仪式、王权理念等层面都占据相当显著的地位时,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无疑会打上深刻的宗教色彩———这既符合中古政治世界的宏观思想语境,也是中古历史不可忽略的脉络。

就佛教对中古君主观的影响而言,转轮王的理念———虽然有不同样式的变形和不同经典与理念的背景———始终是最核心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传统君主观念主要植根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强调统治者“顺乎天而应乎人”。统治人民的是“天子”,天子接受“天命”统治人民,而“天命”可以通过尧舜禅让或者汤武革命的方式转移。

中古时期,在没有现代政治学说可以凭借的背景下,“太平”、“祥瑞”、“灾异”、“天命”等是主要的政治语言;而“龙图”、“凤纪”、“景云”、“河清”等,则是主要的政治符号。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意识形态,为世俗君主们提供了将统治神圣化的新理论,也为君主权力在世俗和神圣两界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在中土本有的“天子”意涵之外,加上了“转轮王”的内容,形成了可以称之为“双重天命”的政治论述。

而佛教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描述,以及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都有其自身信仰和思想背景。比如说,转轮王是理想的君主、统一君主(UniversalRuler)、佛陀的世俗对应者、护持佛法的君主,他的合法性来自功德的集聚而不是天命的赋予,等等。

北齐文宣帝高洋视高僧法上为佛,模拟燃灯佛授记的场面,布发于地,让法上踩之,通过这样的仪式,塑造自己佛教转轮王的身份,从信仰和政治的双重维度加强统治的神圣性。燃灯佛授记在佛教信仰体系中居于极为特殊的地位,带有确的宗教和政治意涵。

其发源于犍陀罗地区,在印度本土罕见,却在中国中古政治和信仰世界里成为一个重要的信仰主题和政治理念。这一方面说明中古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文明具有世界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也是中国文明能够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致读者：

学史并不能有助于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更好的待遇，因为我们知晓的一切不过是人类安然逝去的过去而已，现我们并不能知晓如何获得现世的安稳以及未来无限的可能。

只有当我们知晓过去曾经犯下的错误，我们才能在茫茫无垠的时间与世界中找到我们的道路，学史之目的不在于创造未来，而是避免过去。

这也是我准备为大家带来的，一群历史的观察者对于那些人类历史中最伟大、最黑暗时刻的观察理解，我会为您带来时代最前沿的新观点，欢迎订阅、转发，爱你们。

——EBKU书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