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清代朴学中“吴派”的代表人物，以《十七史商榷》闻名于世

清代学术在史学方面有三部巨著影响深远，即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这三部著作，风格各异，成就卓著。其中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是中国传统史学走向总结时期的一部重要的历史考证学著作。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王鸣盛的生平和学术贡献。
王鸣盛，字凤喈，一字礼堂，江苏嘉定人。他小时候非常聪明，“幼奇慧，四五岁日识数百字。”当地县令视之如神童。后来，他中乡试，考举人，才名渐起。当时的尚书沈归愚认为王鸣盛的才华不下于“嘉靖七子”。
这段时间，他跟大诗人沈德潜学诗，又结交了经学家惠栋，一起探讨经义。在经学方面，属于“吴派”大师。王鸣盛毕生崇尚汉学考据之法。在群经里面，他比较喜欢钻研《尚书》，坚信东晋的古文经虽伪，但经由马融、郑玄所注，仍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东晋所献之《太誓》固伪，而唐儒所斥为伪太誓者实非伪也；古文之真伪辨，而《尚书》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从得力矣。”从此可见他对经书真伪的看法以及治汉学的路子。

王鸣盛的仕途开始还算顺利，从翰林院编修升到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后来又到福建主持典试，还未履职，就被召回任命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但因在赴任的途中纳妾而遭到言官的弹劾，不但未得到升迁，反而被降为光禄寺卿。此时，又碰上自己的母亲朱太夫人去世，他就离职还乡，为母亲守孝，遂不再出仕。王鸣盛定居苏州阊门外，专事著述三十余年，成就斐然。由于其学者兼名宦的特殊身份，登门求文者络绎不绝。
王鸣盛尽管因纳妾被弹劾，但平时“性俭约，无玩好之储、声色之奉。宴坐一室，左右图书，研诵穷日夕，绝不与当事通谒。”他认为，“汉人说经，必守家法；自唐贞观撰《诸经义疏》，而家法亡；宋元丰以新经义取士，而汉学殆绝。今好古之儒皆知宗注疏矣，然注疏惟《诗》《三礼》及《公学传》犹是汉人家法，他经注则出于魏晋人，未为醇备。”于是，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撰《尚书后案》二十卷。
王鸣盛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是写出了史学名著《十七史商榷》百卷。这本书“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

在史观上，王鸣盛反对“春秋笔法”，对他所认为的前人于历史的扭曲之处，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朱熹的《通鉴纲目》，皆以史实予以驳斥。他主张：“经以明道，以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
王鸣盛把考证清楚历史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作为治史目的，反对史家主观褒贬与夺和驰骋议论。与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赵翼一样，王鸣盛也认为历代所谓《实录》有“为尊者讳”的弊病，转而重视野史笔记的史料价值。他认为“采小说者未必皆非，依实录者未必皆是”。 他颇为公允地指出：“大约实录与小说互有短长，去取之际，贵考核斟酌，不可偏执。”这种以野史与正史相互参订以寻求历史真实的方法，十分有效。
另外，他还著有《蛾术篇》百卷。

王在文学方面宗欧阳修和曾巩，钱大昕评其文曰：“纡徐醇厚，用欧、曾之法，阐许、郑之学，一时推为巨手。”诗歌方面早岁宗仰“盛唐”，独爱李商隐。有诗作四十卷。王鸣盛的诗学思想较为融通，颇有可取之处，但长期为其学名所掩，后人关注不够。其诗论中既有重＂情＂、重＂雅＂、重＂教化＂等诗歌创作观念，又有重视诗歌形式美的审美特征追求，对当时诗坛部分诗歌格调不高的弊端有所纠正。
王鸣盛从小到老，“未尝一日辍书”。他六十八岁的时候，双目突然失明。经由当地名医针灸后治愈，又著述如常。直到七十六岁的时候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