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自然主义”天道观

道家的宇宙观，笼统地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自然主义，主张用自然原因或者是自然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另一种是神秘主义，他们总认为世界上存在某种不可认知的神秘力量，一切的现象都是这种力量有意识的刻意安排。道家哲学总的来说，都是唯心主义，区别在于自然主义者倾向客观唯心主义，神秘主义者倾向于主观唯心主义。

西汉是一个盛产骗子的时代，到了王莽时期达到了鼎盛。王充生活在这个骗子横行的时代，对于种种虚妄不实之学问，实在是看了就生气。于是他提出“效验”的方法来做学问，首先是要“考之于心”，一种议论最起码得先把道理讲清楚，逻辑不矛盾，可以自圆其说。但是这还不够，接着王充提出“效之于事”，道理说得通，可能“虚浮于事”，必须落到实处，能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这才是真学问。

神秘主义者并非不讲“效验”，而是他们的效验是没有客观参考标准的，他们认为的效验是主观上的效验。有些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东西参杂在里面。如果真的不灵验了，他们会认为是你的“心”不诚，而不会考虑这个学问到底对不对，究竟科学不科学？

王充的效验是具有客观标准的，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实地考察。你说的，我先存疑。究竟结果如何，先调查，后发言。二是方比物类，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方法，类推验证。虽然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不足以证明《论衡》中的诠订，单至少王充的方法是科学的。先提出疑问，再做出假设，最后寻求证据来论证假设是否成立。

王充生平最痛恨的就是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董某人认为天和人是同类，老天爷会通过一些暗示来告诉人们事情应该怎么办。虽然汉武帝没把这个当回事，但是元帝、平帝、哀帝以及王莽都听进去了。王莽当政期间，麒麟凤凰几乎是满天飞，据统计各种祥瑞出现了七百多次。另有“符命”，居然用汉代的隶书写着老天爷让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看到后，高兴坏了，赶紧搭台祭拜。

当天文学还在幼稚时期，人们把自己看作是与天地并立的存在。老子有域中四大，易传有三才之说，当时人的价值被过分地夸大。以至于董某人错误地认为，人所干的事，不管是善事，还是恶事都跟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善事可以招致祥瑞，恶政必然导致灾异。王莽的新朝总共才存在了十五年，招来的祥瑞已经超过历史上所有祥瑞的总和，这得是干了多少善事？

随着天文学的发展，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了，世界并不像儒教说的那样。张衡、王充这些人开始反对儒教为了皇权搞出来这一套迷信说辞。王充说，人在天地间，就像是跳骚在衣服上，就像是蝼蚁在穴隙中。任由跳骚、蝼蚁如何折腾，他们能令衣服穴隙之间气变动？客观存在的天，是很高大的，人是很渺小的。死个皇帝就能让天上“帝星”晦暗不明？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荀子曾经说过：“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管你是圣主还是昏君，天只按照自己的规律来运行。王充发展了这种自然主义宇宙观，他说：“日月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一切的灾异现象，都是跟政治好坏无关，自然的有自然皆的规律，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王充用“自然主义”的观点，推翻了天人同类的观念，打破而来儒教搞的谶纬迷信，为后来的道家发展奠定了基础。王充说：天道是自然的，无为的。如果谴告人，这就是“有为”，是非自然。黄老之家论天道是很得当的。儒家论天道，损皇天之德，使自然无为转为人事，实在是胡诌。老子、庄子、慎到、淮南子等人的哲学，无论怎样不同，但总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不承认天是有意志的，有目的的。

哪怕是儒教奉为大教主的孔子，他都不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相反靠着批判儒家做学问的墨子，强调天志。孔子不信牛鬼蛇神，但是主张祭祀礼仪。墨子相信鬼神的存在，但是反对祭祀礼仪。墨子说孔子这人不实诚，不能当作有神灵在，而是神灵真的存在。西汉儒教迷信鬼神，认为天有意志，并且具有赏善罚恶的行为。这种观点其实是从墨子这里继承的，祭祀的礼乐文化是从孔子这边继承的。他们完美地避开了两大圣贤的精华，选择了把糟粕和糟粕相融合。

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在王充时期，其实并不完满。很多现象的解释，受限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很多解释由于缺乏科学依据，走上了玄学的道路。比如万物万物是怎么来的？在达尔文之前，整个学术界都没有一个科学的解释。王充认为是由于“气”的作用，因气而生，种类相产。道家有生长变化的观念，但是缺乏进化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一物便是一物，不是有他物进化而来的。

王充的自然主义发展观，一方面强调了“故”的因素，即今天所说的“必然性”。另外一方面又提出“偶”的因素，即今天所说的“偶然性”。一切的生长成消，未必都是必然产生的，未必都是命中注定的。还有很多因缘际会。王充再三强调：人自偶生，物自偶生。人和万物的出现，不是天命运转的必然结果，也不是牛鬼蛇神的安排，而是无意志的因缘巧合。

西汉产生的儒教，用墨子的“天志”替换了先秦儒家信奉的“天命”。他们不再信奉孟子说的“莫之致而至”的天命，反而去相信孟子批评的“淳淳然命之”的那个天命。王充所批判的，和孟子所批判的并无两样。但是王充对天命有了新的解读，王充把“命”分为两种，一种是禀气的命，一种是触值的命。

禀气的命，就是后来说的“性”，这种东西是与生俱来的，是天生的。气薄则体若，体若则命短。王充用这个观念解读子夏所说的“生死有命”，王充说：“生死者，无象于天，以性为主，禀得坚强之性，则气醇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天道生万物，人所收到的气就是性，性就是命。

触值的命，是后天的，是外来的。有点人“禀气”十足，但是如果遭受到了外来祸害，那也能导致早夭。王充以此解释了“富贵在天”，说：“至于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曰在天。”我们不难发现，王充把福祸看作是偶然的遭逢，本来是很有道理的，很自然的。但是自己又绕回去了，还是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的谶纬迷信思想。王充虽然力杠儒教迷信之说，但还是受到了星命骨头相的影响。他在《骨相篇》中的言论，跟《逢遇》《累害》《幸偶》等篇的思想是不一致的。

王充在天道问题上，在大的宇宙观上，遵循了自然主义。但是在具体事情的分析上，有一些内容又回到了神秘主义。他对动机是要打破“人可以感动天道”这种荒唐的思想，极力提倡“莫之致而至”的客观的天道观念。但是在人事问题上，又笃信命定论。不但人有命，国也有命。他认为国当衰落，即使圣贤在世也不能强盛。时当治，即使恶人当道也不能使国乱。他的目的在于告诉那些笃信天人感应学说的人，灾祸不足以说明政治是恶的，祥瑞不足以表示政治是善的。但是没有找到治乱兴衰的道理，在人命、国命的问题上，又陷入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宿命论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