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侵者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丁洁薇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字数 2k+·

　　我是一个心理咨询师，看到最近媒体上充斥着“高管性侵养女事件”的文章，有某知名媒体记者跳出来说了个“sugar daddy”（甜爹）的观点，引发了强烈争论，一些记者提到这个姑娘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我无意讨论案件本身，我有一点天真的信念，是非真相总有弄明白的一天。我只想说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根据网上公开的资料：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

　　然而事件发生后几个月，四名遭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表明并不痛恨歹徒，表达了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

　　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of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复杂的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

　　研究者发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与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

　　专家深入研究：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杀手不讲理，随时要取他的命，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

　　时间拖久了，人质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每一呼吸，他/她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她的宽忍和慈悲。

　　对于绑架自己的暴徒，他/她的恐惧，会先转化为对他/她的感激，然后变为一种崇拜，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就叫“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

　　这可能就是被性侵的女孩，在救助者面前反复表现出依然和该高管保持亲密联系，并且因此被一些人理解成恋爱纠纷导致“恩将仇报”“反咬一口”的原因。

　　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类似的字眼解读，我会觉得很残忍。但我发现，持这些观点的人并不在少数。抱着善意的理解，我并不相信这些人都是泯灭良知的，而的确是出于缺乏一些心理常识，造成了他们的误读。所以，我想说说这些常识。

　　事实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能发生在很多人身上，多到超越你我的想象。施暴者甚至不需要专门的受训法律背景，以及PUA训练等等（注：PUA即Pick-up Artist，源于美国，字面意思是搭讪艺术家，后指从简单的搭讪扩展到整个两性交往流程）。在很多家庭中，父母都在自己无意识的情况下深谙此道。

　　比如说，在我的心理咨询中常常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来访者，他们看起来很得体大方，善解人意，学历突出，事业有成，如果放到人群中，我可以肯定他们属于前5%的优秀行列，但他们来咨询求助的主要目的原因是，觉得自己太糟糕，太失败了。不管客观层面别人怎么告诉他们，你已经很优秀了，他们依然会为自己没有达到心目中理想状态的目标而苦恼万分。

　　探究他们童年的经历后会发现，他们成长过程中不断地被父母贬低训斥，“你怎么不能像谁谁家的那样，别人能做到的，你为什么做不到？”当他们表示出自己已经足够好，还有很多人比自己糟糕时，父母会立刻纠正他们的“错误”行为，比如“你怎么那么不争气，只会和差的比？”而且，这样的孩子可能从小就习惯了听话懂事乖巧，他们几乎不出去玩，也不和其他孩子交流，他们一门心思埋头苦学，只认为父母说的对，自己就是不好。

　　所以他们无法看到一个客观的视角，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久而久之，父母的视角就是自己的视角，就是自己的全部。父母说自己很差，那么自己的确是很差，不管别人说自己多好，都是没有用的。

　　曾经有一个研究生来访说，她的论文被导师评为优秀论文，但是自己并不开心，因为她依然在自责自己的论文写得太差，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标准。

　　甚至有时候，他们也无法相信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是出于真心，他们的理解是，连我父母都觉得我差，我自己都觉得我差，你一个外人怎么会觉得我好呢，肯定是客套话恭维我，这种话我是不能信的……

　　所以，他们陷入在自己很糟糕、没有人会喜欢我、我需要不断努力奋斗才能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尊重这样的困境。直至他们实在扛不住到崩溃、抑郁了，所以来心理咨询求助。

　　咨询师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帮助这样的来访者重构自己的内心体验，重构对自己的认知。

　　那么，对于被性侵的孩子，这个过程，可能就更加漫长和艰难了，因为他们所受的创伤，要沉重千百倍。

　　这个时候，仅仅依靠社工和法律的公益层面的援助，是不够的。从媒体的发文可以看到，有一些志愿者表示过劝慰，不解，以及无奈。从义愤填膺的热心支持，到最后觉得帮不了受害者，因为她还是想回去，还是和施暴者联系，志愿者可能会感到受挫、失望，最后可能会无奈地选择离开。

　　这个过程本身，可能是在不断验证并加强受害者的内心自我认知：看吧，的确没有人爱我，他们都嫌我不好，每过一段时间就走了。“爸爸”说的是对的，离开了他，没有人爱我，只有他是对我好的。

　　所以，哪怕这种“依恋”在客观层面看起来很变态，但这的确是受害者的内心体验，他们想离开，但又离不开。他们在长期的受虐环境中形成了扭曲的依恋关系，受虐的关系，总好过没有关系，谁都不爱我，我怎么活下去。

　　因此，对于此类严重创伤的受害者，需要一个专业团队的系统支持，而不是仅仅依靠法律、社工、教育，以及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生活保障满足之后，被害者的心理安全问题需要被重视和重建，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很多救助者本身，如果不是自身财力和情感富足（比如你是比尔·盖茨），很难持续长时间地付出，尤其是当他们自己觉得看不到成果的时候。

　　这和普通的支持援助不同，比如救助失学儿童，援建灾区建设，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得到一定期限内的成果，这是很多救助者维持自己动力、体认自己价值的源泉。很多救助者自身可能也受过一些创伤，他们可能也是通过帮助别人来抚慰自己曾经受伤的心灵，如果这样的帮助看不到明确的希望，他们会放弃和离开。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心理层面的援助，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不会仅是一年两年，可能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久的付出，才能慢慢帮助受害者建立新的人际互动模式，才能帮助受害者建立新的信念：不管我自己多糟糕，这个世界上总还是有人爱我，总还是有希望的，我可以走出去看一看，试一试。

　　所以，要真正让“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走出来，需要心理咨询师的支持，可能也需要精神科医生的配合，以及社工、法律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家属等等，需要一个大团队的密切协作，才能够处理这样沉重的难题。

　　在受害者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任何一个环节的放弃和离开，都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再一次被抛弃的创伤体验。

　　期待我们的大环境，能够多一些理解，包容，以及耐心。如何救助被性侵者，这个议题在我们国家还很不成熟，要走的道路还很长。

　　作者为心理咨询师。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