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的“牛李之争”：世家的最后一搏和庶族的逆袭

“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这是晚唐文宗发出的一句哀叹，宦官和藩镇问题已经持续压迫李唐近百年，而朝廷中枢的大臣们也跟着凑热闹，将偌大的朝廷折腾成了辩论赛现场，李唐的君王也成了兼职裁判。

奇怪的起因

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考生牛僧儒、李宗闵等人在“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制科考卷中，“指斥时政之失，言甚硬直，无所回避”。宰相李吉甫认为这是将矛头对准自己，于是跑到宪宗那里哭诉，后者下令将全部主考官贬滴，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双方从此结下梁子。

客观来说，几个热血青年议论一下时弊并无大错，更何况他们参加的是“直言极谏”科考试，有一说一乃是该科本身的考试内容和制度本身所要求。唐宪宗也曾明说：“爱自近岁 … … 农者无以免艰食，学者无以通微言。立事之绩未纪于庶士，乏才之叹未辍于终食。 ”并特别要求考生“勿狠勿并，以称联意”。

牛、李等人正是遵从了宪宗的旨意而答卷的，既符合考试内容要求又符合考试制度要求。李吉甫身为执政宰相，本来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容许这种指切，可是他却肆意发挥，使用“一哭二闹”的市井手段，将一场普通的考试酿造成一次科场大案。

所以真正的原因就是：李吉甫出身赵郡李氏，又是荫庇人仕，对于科举及庶族通过科举而人仕怀有一种本能的痛恨（加之心胸狭隘），因此对于对方的风吹草动异常敏感。

李吉甫倒是没过几年就挂了，仇恨却延续到了儿子李德裕身上，尤其在稀里糊涂在外面待了几年的牛李二人看来更是如此。

自此至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 849 年）结束，整整持续了 41 年。

总体来看，这是一场科举进士和世家的战争，想来没人反对。

凡事皆有始终。

缘起：世家的衰落和科举的兴起

世家曾经把持的中国的政治方向近一千年了，他们脱胎于西汉的功臣和宗室集团，发展于魏晋，在南北朝达到巅峰。他们不管垄断了地方土地，也把持着朝廷的用人大权，曾经是皇权甚至改朝换代者也无可奈何的存在。

▲曾经风流淡定的世家人物

然而，科举的出现让他们感到了后背发凉。

隋朝发明的科举在当时只能说是察举制的补充，隋炀帝本人也未见得多重视。进士在“累世公卿”们的压制下都不得已投靠世家寻求庇护。

李世民的登基是个分水岭，李氏乃关陇集团的领袖，得天下也有赖众世家的帮衬，长子李建成与父亲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且交游广泛，手下多世家子弟。这本应该是世家势力再次起势之机，历史却因为突如其来的“玄武门之变”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分叉口。

李世民也是世家子弟，却在残酷的统一战争中成为了庶族的代表，可以说二者兼而有之。他登基之后重用了许多庶族人士，因而引起了世家势力的不满，他们之间是一荣俱荣，一损皆损的利益共同体。自此武装反抗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天下士子不乐仕进”，这种不合作态度导致了双方的貌合神离，因此李世民不得已保留了恩荫制度，保持了世家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同时加强了对庶族的扶持和科举制度的发展推广。

虽然由于唐太宗的雄才大略，由于唐初统治者的雄心勃勃昂扬向上等因素的作用，二者的矛盾并没有公开和激化，但随着历史的推移，两者之间的斗争也日趋尖锐激烈起来。

政策一会向着世家，一会偏向科举，在长期的博弈之后，科举终归还是成为了朝堂的主流，至武则天时期，“天下第一大姓”的博陵崔氏子弟也跑来参加科考了。而后来出生宗室的“诗鬼”李贺，因为父亲名字犯忌而被剥夺了了科考资格，当了许久不入流小官之后郁郁而终。

深入：藩镇割据的深刻影响

话说“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世家长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掌控的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大地主庄园经济自两汉成型，和平年代搞土地兼并，战时结坞自保，顾而在地方根深蒂固，虽无朝廷实封，却形同独立王国。

他们用联姻和结盟的手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进而对朝廷大事形成了巨大影响力。

▲曾经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打破世家地位的是持续的割据和战乱。无尽的战乱极大的冲击了地主庄园经济，是他们不可避免的收到冲击。而藩镇则是被授予了人财物权的小王国，他们与盘踞地方的世家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因而众甚至连缓冲回血的机会都不给。

其实世家也好，藩镇也罢，单个的势力都不足以形成任何威胁，但形成整体后则是皇权都不敢撄其锋芒的存在。

当藩镇的持续存在压缩了世家的生存空间之后，不可避免会影响到他们在庙堂的地位，毕竟被剥夺了土地的世家不过加大号对的书香门第罢了。

庶族的机会来了。

PK：庙堂太小，想来者多

对于牛僧儒、李宗闵而言，凭借文章令当朝宰相失态，后来甚至代表科举士子站上PK台同世家出生的李德裕（李吉甫之子）正面对抗，已经是一种胜利。

若是在百年之前，他们怕是没这个胆子。

而有意思的是，当世家的经济基础被逐渐消灭之后，曾经人才辈出的世家也人才凋零了起来，前文说到的李吉普亲自对付两个尚未成气候的对手，的确有负先人“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教诲。之所以如此敏感而冲动，其实正是世家集团式微的表现。

而庙堂就这么大，宦官管着皇帝，藩镇占了地方，留给世家和庶族们的也就是这一亩三分地，与其说是世家与进士们的争斗，不如说根源在于势族与庶族的势不两立，同时又将这种势不两立上升到自觉高度的缘故。

庶族被压制并非一天两天，算起他们的前辈在世家面前卑躬屈膝的经历，这宿怨可就是血海深仇了。能够逮到机会往死里踩，他们自然是不会放过。

争斗终以“牛党”苟延残喘、“李党”灰飞烟灭而告终，而此时大唐的丧钟已经隐隐敲响了。

世家和庶族孰优孰劣，这是个问题。

最后的大唐名相

李德裕出生于山河日下的赵郡李氏，是晚唐的名相，也是“会昌中兴”的实际缔造者，在位期间他外攘回纥、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制驭宦官甚至铲平走火入魔的佛教，可谓功绩显赫，后官拜太尉，封为赵国公。他与唐武宗的君臣相知，也成为晚唐绝唱。

从功劳上看，牛党貌似没有什么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从为人上看，李德裕貌似也从未将所谓的“牛党”当做死敌。

会昌元年，武宗决定杀死杨嗣复等人，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李德裕的选择是跪求哭诉，终于打动武宗将两人赦免。可见，李德裕只是从政治上、制度上否定科举，并不计较牛党中个人的行为。

历朝历代对他评价甚高，李商隐《会昌一品集》作序时，誉之为“万古良相”。近代梁启超将他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并列，成为封建时代六大政治家之一。

▲正气凛然的李德裕雕像

而李德裕的结局也是非常悲惨的，他被亲手提拔的宰相白敏中（白居易族弟，庶族代表）给直接打发到崖州（今天的海口），后来苏东坡也去过，可惜这大唐最后的明相终究没挨过这一劫，病死于异地他乡。

说来中国文官的流放史，竟然无人比功高盖世的李德裕更惨的了。

于李德裕的做人留一线不同，牛党的作风完全是赶尽杀绝，这又是为何呢？

“股东”和“打工仔”

以今人的眼光而言，科举带动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构建了后来以乡绅为骨干的基层社会体系和成熟官僚体系，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可是笔者回顾历史，貌似自盛唐之后中国并没有真正超越前代，曾经的汉唐雄风也不再重现，甚至两次被异族灭国，官员的道德水平也出现了雪崩式的滑坡，贪腐问题较之前代更加突出，汉奸也层出不穷。

其实区别的内因很简单，这就是“股东”和“打工仔”的区别。

前者的认知在于，不管自己能得到多少好处，公司（国家）的安定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世家往往有钱有地，枝繁叶茂，不至于见钱眼开，对于可能祸及家族名声、发展乃至存亡的行为是投鼠忌器的；而后者显然就不会有这个顾虑，他们没有家族的支持，同时也没有家族的牵挂，因而他们做事可以说百无禁忌，只要待遇合适，大不了换一个老板。

汉奸大抵也是这样认为的。

个人品性总有高下，笔者并非将所有世家和庶族纳入这个范畴。但须知，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道德只能约束个体，对于整个阶层而言他们就是这样的存在。

我们也许高估了这些进士们的操守和水平。

科举制度下的大唐进士们

孔子说“君子朋而不党”，进士们却有着结党营私的本能。

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 , 勉强随计 , 一举登第。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 , 盖恶其祖尚浮华 , 不根艺实 。然朝廷显官 , 须是公卿子弟 。何者自小便习举业 , 自熟朝廷间事 , 台阁仪范 , 班行准则, 不教而自成 。寒士纵有出人之才 , 登第之后 , 始得一班一级 , 固不能熟习也 。则子弟成名不可轻矣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

这是李德裕给唐武宗上的眼药水，意思是说：祖父天宝年间不得已参加科考，也中过进士，但此后就把《文选》（梁朝萧统著，诗词歌赋指导教材和唐朝应试必考项目）给雪藏了，因而这本书华而不实，于治国毫无裨益。（所以）进士阶层就只会玩这些没用的东西，远不如世家子弟自小学习，熟悉朝廷事项，很多东西都不用教了，故而“朝廷显官 , 须是公卿子弟 ”。

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这位宰相貌似并没有说错什么，李德裕想改革的是科举制度，而并非针对通过科举入仕的庶族进士。

而据史料记载，当年的进士们结党营私的情况相当严重。

嗣复与牛僧孺 、李宗闵皆权德舆贡举门生 , 情义相得 , 进退取舍 , 多与之同 。--《旧唐书 》卷一七六 《杨嗣复传 》

云虞卿性柔佼 , 能阿附权幸以为奸利。每岁栓曹贡部 , 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 , 无不得其所欲 , 升沉取舍 , 出其唇吻。而李宗闵待之如骨肉 , 以能朋比唱和 , 故时号党魁 。--同书同卷《杨虞卿传》

李宗闵利用进士科结党营私 , 史籍上记载得明明白白。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出生决定立场，作为世家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家族的兴衰，而入朝出仕则是他们光耀门楣以及争取家族利益的途径。因而李党主张修改科举，抑制藩镇，牛党则持全面反对意见。

但是在构成对皇权的威胁之前，各世家依旧是独立的存在，门第有高下，却无附属关系，他们虽然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并不会为了某一家的利益去赴汤蹈火。

而庶族则截然相反，他们的问题在于出生卑微，当跻身于偌大的朝堂上时会出现本能的陌生感和危险意识，因而报团取暖后结党营私其实是他们的天性。当小集团出现的时候，国家利益显然就必须给团体利益让路了，比如严党、阉党甚至东林党，其首脑人物则可以称之为“权奸”。

“牛党”的本质也是这样的小团体，作为第一次掌握政权中枢的庶族势力集团，他们的内心异常忐忑，故而将竞争对手往死里整以求心安。

故以为与批评进士科之李德裕相对立者即是新兴、进步，是不妥的。以牛党之行径 , 与其说是拥护科举，不如说是在维护团体利益 。

活在开元盛世的人们，肯定想象不到大唐的结局。

结语：都将灰飞烟灭

可笑的是，开元年间正是世家、庶族、宦官和藩镇的齐心协力，方打造了中国封建史上最伟大的盛世，而现在朝廷式微，他们却要分出个你死我活。

从两次“中兴”的经历来看，李唐虽然没有解决掉宦官和藩镇两大实际问题，但可见朝廷尚有一定的实力和号召力，但这些都将化为乌有。

而牛李之争某种程度而言令皇帝进一步丧失对朝臣的信任，曾经内廷宦官党派之争互为表里，然自甘露之变后（见笔者文章大唐的末日光景（三）：长期兴风作浪的唐朝宦官），宦官们自成一气，同类相聚，不再让外朝大臣有所依附。虽然党争此后以后不再出现，然却使得外朝大臣转而依附拥有地方兵权的藩镇，酿成崔胤结合朱全忠杀尽宦官之举，朝政大权落入藩镇手中，加速唐朝走上灭亡之路。

这场权力之争并没有赢家，在黄巢大军“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暴行下，曾经主宰中国上千年的世家集团被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消失在历史的舞台。

而残存的“清流”们，后来多半被朱温扔进了黄河，消失在“浊流”中，他们与两宋重新屹立于庙堂的官僚集团们，完全没有了传承上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