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士的来信：中国的“战疫”模式，为什么有些国家无法复制？

　　作者 | 青山思客（政治学博士）

　　来源 | 思想潮

　　近日，随着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成效不断凸显，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的疫情蔓延日益加剧，仿佛和中国形成了天平的两端，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势头。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国迅速开出了自己的药方：武汉封城、前线“换将”、雷神山火神山拔地而起……国际社会无不为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所惊叹和折服。

　　与此同时，在加速蔓延的病毒疫情下，韩国、日本等邦国“守着”中国现成的应对方案而迟迟“不为所动”，确诊病例与日俱增，不由得令网友纷纷感慨：“开卷考试都不会作答么？”

　　实际上，由于每个国家独特的历史传统、治理体制及社会结构，虽然病毒疫情的考卷相同，但中国公开通明的答卷也还是不易被移植或抄走。原因不是国外政客们不顾及国民健康安危，而是中国的答案实在是“抄不走”！

　　中外央地关系不同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一系列的战“疫”方案是建立在特有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基础上的。在此方面，中国与他国的核心差异不在于是否是单一制或联邦制，实际上不少西方国家实行单一制，比如英国、意大利、法国等，日本、韩国也是单一制。

　　他国“抄不走”答卷的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各级政府纵向间职责体系安排上与中国不同，这使得它们即使有心“作弊”，也无力为之。

　　从湖北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中央数次派遣调查组、工作组等去抗“疫”前线指导工作，中央、湖北省的系列部署和要求对武汉市及其辖区具有高度约束力，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单一制下权力是集中的，而且关键在于中国纵向政府间的职责缺乏必要的分工，呈现上下同构之状，国内有学者将其凝练为“职责同构”，即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一致。

　　在中国，中央、省、市、区（县）等各个层级的政府对于卫生防疫都是责无旁贷的，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都有责任、有权力管疫情这个事儿，在此条件下，上级发出的防疫命令与指示具有高度权威性，几乎会毫无阻力地“直插”到抗疫前线。

　　也正因此原因，中央才会对地方疫情进行安排和部署，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才可能在地方具有权威性和施展空间。

　　相比之下，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责存在“明确分工”的国家，情况则大不相同。

　　如在德国，卫生和教育一样，都属于各州的管辖或职责范围，各州的卫生部不需要中央批准就可以自主行动，而中央层面的卫生部也没有权力对各个州下达命令，即使疫情非常严重，也不能像中国那样派工作组去指导工作，而只能停留在“提建议”的层面。

　　只有当事态已经超出地方或下级的能力或资源范围、需要上级来援助时，上级才可以介入，否则就是犯法，并可能因此受到法律制裁。

　　再比如，在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责存在“一定分工”的日本，中央政府主要负责法律、司法、外交、国防与货币发行等“国家的事务”，以及需要全国统一处理或站在全国的角度制定计划和方案的事务；而与居民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教育、福利、卫生保健等工作，实际上都是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共同承担的，并且这些事务的具体实施工作大部分是由都道府县或市町村等地方公共团体负责的。

　　在与此次疫情相关的卫生保健领域，日本中央政府负责与医生、保健士、护士等有关的国家考试、执照发放，和兴奋剂、有毒物品、麻药生产等特殊事务的许可，以及对卫生行政所进行的必要的全面计划和指导，其余那些直接与国民生活相关的卫生行政，尤其是与公共卫生有关的事务则几乎全部由地方公共团体来负责。

　　在日本，地方治理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凡是直接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行政工作都尽可能由居民身边的地方公共团体来处置，地方公共团体不能处理的问题才由中央政府来照管。

　　因此在疫情爆发一个多月并开始蔓延至日本时，日本中央层面的厚生劳动省（负责医疗、社保等）并没有如网友期待的那样发布“停工”“停课”等强制性措施，而是尊重地方政府、企业及民众的自主权。

　　但随着疫情的恶化，日本中央政府开始有所行动，如2月26号安倍晋三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明确要求最近几周大型的文化体育活动延期或取消。

　　这是因为“地方公共团体不能处理的问题才由中央政府来照管”，而目前疫情已经升级成为“需要全国统一处理或站在全国的角度制定计划和方案的事务”，于是日本的中央政府开始有动作了！

　　有些国家难做到“举国一盘棋”

　　对于那些政府纵向间存在职责分工的国家而言，上下级政府之间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命令——执行的科层式关系，而是呈现出一种“你管AB、我管CD”的分工型、协作化的关系样态，不同层级政府在法治化的框架下各行其事，下级政府基于对基层民众的负责而在职责范围内自由活动，上级政府则按照制度规定不轻易干涉、插手属于下级的事务，所以这些国家很难像中国那样迅速实现“举国一盘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间职责分工明确的体制一无是处，相反，它可以避免中国治理体系里存在的诸多弊端。比如，当某些问题或事故出现后比较容易问责，同时它几乎也不存在应急管理失灵而临时“换将”的问题。

　　因为在那种治理体制中，不仅各级政府职责明晰，而且各个岗位、尤其是重要岗位的职责范围通常也是制度化了的，大多时候只需要任职者按规办事即可，同时这些岗位设计本身也没给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多大的空间。

　　所以不同国家既有各自的历史民情，也有多样化的治理体制，即使是同一制度模式如单一制下，其具体的运作机制及行为准则也是迥异的。

　　世界各国虽然参加同一个疫情大考，但应对的方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各有优劣！

　　所以，嘲笑别国疫情蔓延，猛夸自己国家棒，不仅是对灾难和逝者的亵渎，也透露了对世界的无知和傲慢。疫情面前，不妨多些谦卑和反思。